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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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应该这样来讲：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透明化政策”，先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繁荣进步，然后在所谓的“经济奇迹”和“突发市场”的感召下，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巨大胃口和贪婪的欲念，他们无阻无碍地进入，四处散播资金，使钱财变得廉价和易於得到；结果，在东南亚国家中发生了“资金滥用”和“成本提升”现象；因为贪污和政府的干预，外来资金流向了非生产性、奢华和铺张浪费的用途；货币因有外国资本作为后盾而变得“超值”，持续了相当时日的繁荣表象也在居民中引发了对舶来品的过份消费态度，就这样，国家经济出现了失衡，有关指标出了问题；但当跨国公司怀着某种意图把资金撤出时，又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受损，集中体现着经济问题的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
跨境数据流
由于网络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发展很不平衡。据国际电信联盟今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截至1996年底，全世界1600万因特网用户中的约三分之二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21。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而拉美及非洲仅分别占1％和0。6％。
在经历了18个月的漫长谈判之后；去年7月欧洲委员会（EC）批准了法国电讯（France
Tele）、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m）与Sprint公司的合并计划；新公司称为Global
One；主要业务是为集团客户提供国际服务。去年11月初英国的BT公司与美国MCI宣布合并；组成220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Concert公司。若在1997年内能够得到批准；这家新的通讯业巨人将可以支持72个国家的4300万用户。1996年德国电讯首次公开上市引起轰动；德国私人投资者疯狂购买；各通讯厂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此次股票发行所进行的广告宣传费用达1亿马克，11月10日上市时这家德国电讯巨人筹得200亿美元的资金；部分地抵销了其高达670亿美元的债务。移动电话经营许可竞标的几近疯狂。电话业务不断受到来自Internet的侵蚀。传统的电信公司与其它公用设施公司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继美国奈恩斯克挑头的“光纤连全球”之后，70个国家签约，打算再建一条世界最长的海底光缆，投资13。7亿美元，3。8公里，连接澳洲、欧洲、中东、印度、中国、东印度群岛和日本的39个陆上点站。尽管美国政府指责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在改革方面拖后腿；但亚太国家并不都反对开放本国电讯市场。
1996年12月初；电讯业巨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被批准分成3家公司、并有权经营国际电话业务。此项〃分家〃计划从1998财年开始执行。
去年5月；新加坡政府决定提前结束新加坡电讯对基本服务的垄断；将市场开放时限从2007年提前到2000年。新加坡将再发放最多两个本地及国际电讯服务经营许可权；其业务包括语音通话、线路租用、公共交换报文传递和数据服务。新加坡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参加投标；并允许获得49％的股份。
直到今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签署了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将全球开放电讯市场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久将荡然无存。
电讯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保健医疗和银行的第三大产业，总资产达6000亿美元。电讯市场的开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极为有利的。例如，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国际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80％，这样一来，在今后的5至10年内，可能只有两三个企业能够存活。美国目前是电讯费用最便宜的地方，只要开放协议一签，就直接意味着100万的新增就业。而开放电讯市场最重要的结果还在于，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吐丝结网。
电讯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其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其本质是以新信息技术为传播载体的信息传递和信息流动，电讯国际化所形成的格局，是数字化电子数据跨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时空一体的传递和流通，这被人们称做跨境数据流。
在信息社会，凡是跨越国家政治疆界而流动的数据、知识、信息等，包括国际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等国际传播与电讯业务内容，以及涉及政治、法律、金融、会计、咨询、广告等跨国服务领域中的专业信息，都属于跨境数据流范畴。
如果在“大同社会”，跨境数据流是很完美的，它会对人类的能量作极大的提升，从而带来莫大的福祉；但在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信息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它引起的是不平衡和不平等。
这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信息服务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跨境数据流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发达国家进口的是更多是原料数据，出口的是成品信息，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反。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在个人、组织结构、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层面上产生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跨境数据流的不合理流向和不平等格局，加大了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下来的残余南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治上的控制和被控制，经济上的强大与弱小，还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直至政治依赖，一连串国家主权的丧失。
美国曾提出过〃信息保护伞〃理论；其军事和研究机构也多次进行以信息战手段打击别国的研讨和模拟演习；现在美国凭借其雄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咄咄逼人，极力鼓吹全球电讯自由流通，令人不能不怀疑美国是企图通过电讯网络和跨境数据流来控制世界；在自己构筑和控制的〃网络世界〃里横冲直撞；打击别国的疆界；践踏别国的主权；拓展自己的疆界，实行〃网络帝国主义〃。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受害诸国都体现出来了一种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特有的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流、营利性计算机服务网络、公司社团内部的数据流，充分掌握了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与信用控制数据、财务管理数据、政府数据、生产与分配数据、人事与工资数据，甚至于飞机机票与旅馆预定数据，因而能够进退有据，频频得手。
金融自由化的力道 12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的百余成员国经过冗长的谈判后，终于对各国金融市场自由化达致协议。在这项协议下，各国的金融业如果不是立即完全开放，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开放，这对整个世界的金融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的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后，金融业自由化的谈判就进入艰巨的进程，虽然在谈判中各国不免有诸多讨价还价，可是，就趋势看来，达致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次谈判终于在限定期限内得出一个结果，也可说明各国充分利用谈判的形式在利益上取得双赢的效益。金融业自由化，可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美国，一贯都挥舞自由市场的大棒，谋求发展中国家加速打开大门。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过80年代的整合之后，目前正进入成熟期，它们资金充裕，科技设备发达，经营技术老练，对于任何可能开放的市场无不虎视眈眈。最近，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所答应的一项承诺，就是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此消息一传出，美国的金融业无不雀跃万分，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举进军韩国市场，由此证明金融业自由化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业是经济上的重要防线，如果大门一打开，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行的控制权都可能要拱手让人，那时，经济上的主权也会名存实亡，或用一些国家的谈判代表的话，是导致金融业的殖民地化。发展中国家的顾虑并非毫无理由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起步慢，规模很小，实在无法抗拒过江龙的鲸吞。其次，在许多国家中，金融业也和社会上层利益有密切关系，如非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利益的。可是，尽管在心理上有诸多抗拒，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一个事实：目前世界经济正朝向一体化的阶段发展，资金流动和市场变化异常迅速，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分享一杯羹，就须要毫无选择的融入这个大环境中去，以短期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利益。如果单是想要获取经济的快速成长，又不愿开放市场，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其实，在看到这个大趋势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并非未曾认识到，金融业自由化的利弊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放门户，等于是吸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科技，取得更多的资金，扩展服务，从而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目前，世界金融业的资产高达数十万亿美元，这是一把双刃的利剑，问题就看各国如何善加利用。在目前发生金融危机的亚太区来说，开放金融业也未尝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长远步骤，因为接受外国金融机构的到来，等于是吸引资金的回流和国际投资者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这对目前各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信心丧失的状况是能起稳定作用。这次本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多少显示是一种信心震荡的现象，所以才产生骨牌效应。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经济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22日发表文章言：在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功过的辩论中，跨国公司处在核心地位。批评跨国公司的人把这些公司说成是横行霸道的公司，利用自己的势力剥削工人和开发自然资源而不顾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繁荣。主张建立跨国公司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把先进技术带到穷国并把低成本产品带到富国。
没有人怀疑垮国公司的重要性。这些公司是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根据联合国1995年公布的数字，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七万亿美元的货物，比世界出口总值都多。跨国公司在本国之外的销售额比出口额增长快20－30％。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6年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企业在本国之外拥有的工厂、设备和财产一一超过3亿美元。在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投资总额增长快两倍，但是仍只占工业富国年投资额的6％。此外，联合国1997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估计，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国分公司之间的支付，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最通常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有人说，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果公司变大和产量增多，那么效益就能提高。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种解释是垂直一体化。在某些工业中，某种资源的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样的公司难以合作而不相互控制对方，因为总是存在一方企图破坏另一方的风险。这就是许多公司垂直一体化，即收购供应商或客户的原因所在。
同许多年来一样，今天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3／5都投到富国，2／5投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在富国的地位更突出。跨国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投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直接投到具有增长最快的前景的地区。去年，亚洲（日本除外）吸收了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和的2／3；拉美吸收了390亿美元。东欧在1994至1995年期间吸收了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但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停止，因为政府出售的国有公司数量减少了。非洲尽营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富裕世界的消费品。
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约有一半涉及合并和收购。这些交易帮助公司在销售上达到规模经济水平，井能使经营好的公司接管经营差的公司。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产品中，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正迅速增加。
出口平台的终结？
自６０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平台”的快速扩展。
“出口平台”的概念是，创立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体（enclave
economy），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飞地经济体里，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基础设施、保安、法治和贸易政策问题都不存在。亚洲各国政府引进了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EPZS）、海关保税仓库（bonded
warehouses）、经济特区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duty drawback systems）。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的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Hewlett…Packard）、得克萨斯仪器（Texas
Instruments）、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公司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都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于是，新工业领袖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设计和制造过程用电脑辅助，使设计、材料的切割和其他技术规范，可以由工程总部通过电话线传送到各地的生产地点。运输开支的减少，如通过电脑化和集装箱港口留港时间缩短，也方便了生产过程的采购活动在国外进行。
早期低工资生产地点的候选对象，是在美国后院。得克萨斯仪器就是在萨尔瓦多开始生产，直到政局动荡，折磨美国人的活动如火如荼，他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现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这种模式又在香港展开。香港的成功，令台湾和韩国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又依样划葫芦，马来西亚也这样来做。可以到处迁移的电子企业在加勒比诸岛、墨西哥、中美洲等地被人忽视或避开，东南亚国家却开始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到1975年，全世界的海外电子装配厂工人，东亚就占了大约95％。到7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由1980年开始，中国在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市。不出几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是东亚经济之虎早年得以输出大部分工业品的原因，也起了模范作用。例如在韩国，跟在加工出口区的外国投资相比，人们是更强调联营企业和使用技术许可证。但基本模式一样：通过让外国企业直接参与，使国内生产与世界技术挂钩。联营企业，制造原厂配备，用许可征向外采购等安排，全都方便了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活动。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