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冲击波-从东亚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大变局 作者:李罗力-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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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平台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同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平台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１９７５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为了在出口平台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国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２３％上升至超过９０％。在这一期间，美国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７０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１９７１年再下跌三成。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国生产的构件由外国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国。美国关税代号第８０６和８０７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国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８０６／８０７”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１９６６年的９．５３亿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将近４００亿。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国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国，以抵消美国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国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象更能说明美国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１９８４年美国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４．３和７．２，但在亚洲却高达１４．０，而在个别的亚洲国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２１．８，新加坡３４．７，南韩高至４１．２。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国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国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国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国厂商生产诸如ＩＢＭ、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国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国，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国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国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国政府急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国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１００％的外国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水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出口平台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性。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它在８０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阴影。过去四年来，美国为了结束它与韩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１９９０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自１９８２年来的最低点，而韩国的贸易平衡则在享受了大约四年的盈余之后回复赤字状态。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过去３０年来虽然都有８％到１０％的增长率，但基本上它们的零件制造和科技仍然依赖日本。事实上，它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去组装进口的零部件和科技。韩国１９９０年与日本有５９亿贸易赤字，以及台湾同年与日本有７９亿贸易赤字这一事实，便显示出这种倾斜的关系。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便是一个名过其实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不过是低技术的、以密集劳动力去大规模仿制ＩＢＭ模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为易于仿制而设计的。至于韩国，它那高技术生产者的形象被这样一些严峻的现实所打破：销量最好的现代汽车也许是韩国最著名的出口产品，可是它的本身外型是抄袭意大利的设计，它的马达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它的传动器设计和制造也都是由三菱公司进行。韩国的彩色电视机跟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也许竞争得难分难解，但是其中日本制造的零件却占去了韩国彩电的８５％。再者，韩国号称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出口商，但事实上只有电脑用桌才真正由它制造。换句话说，韩国和台湾都并没有摆脱作为外国（尤其是日本）零件装配工场的地位，这一事实已经将它们带到一条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压榨”的死路上去。由于本身研究和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日本对分享其先进科技的明显抗拒，新兴工业国无法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当它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时，它们也就被赶出廉价劳力的市场了。生活指数的提高、劳动力储备的枯竭、加上日益有力的劳工组织，使台湾和韩国现时的平均工资比东南亚高出３倍，比中国大陆更高出１０倍。举一例子，台湾纺织工人的平均时薪是３．６５美元，在泰国和印尼则分别只有０．６８美元及０．２３美元。可以预料，美国和日本制造商会把赌注提高，并将它们的工作重新分布往泰国、印尼和中国大陆。更危险的情形，是新兴工业国里许多本地企业也随着美日转往上述地方设厂，与美日制造业被“挖空”相仿的情形正在向新兴工业国发出实实在在的恐吓。因为与美日两国不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在劳力密集制造业日益推动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背后作为支持。
简单来说，出口平台即是企图在脆弱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科技的动向，它使这些国家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廉价劳动力，而当这一筹码失去时，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也跟着离去。
总括而言，出口平台虽然为东亚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它同时也加重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了政治上的压制。而且，这种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进口技术的完全依赖。它总有一天会来一个历史终结而改弦另张。也许金融风暴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在悄悄崛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行的前夕，康德苏表示相信，欧洲未来的单一货币定能发挥其作用。而亚洲领导人正在思考该奉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该以何种方式使用于商业和金融往来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时候，欧元显然是值得他们考虑的。
东亚货币自7月份以来所出现的严重危机迫使有关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当局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市场对当地货币的信心。须知，今年夏季当地货币的价值下跌了15％到30％。除了这个当务之急之外，亚洲的领导人也开始对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难以抗住美元逃逸的灾难性影响的货币体系进行思考。而同时，长期受投资资本支撑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值得该地区所有国家重视的问题。
蓬勃发展的贸易也在促进着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随着这些“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以及最近同欧洲的贸易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对美国不利。然而，该地区的主要贸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来计算。直到目前，亚洲的“老虎”和“龙”们尽管会为此吃苦头，但仍然忍受着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在1999年发行欧洲单一货币的前景为这些希望使它们的贸易支付方式和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负责货币问题的欧洲专员蒂博·；西尔吉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向着他的亚洲交谈者吹嘘未来单一货币的好处。他自称取得了一些成果。他的谈话尤其吸引了中国的领导人。在9月22日他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双边会谈期间，李鹏明确地对这位欧洲代表说，他不希望外汇储备都是一种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都是美元。这决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须知，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了1316亿美元。
此外，如果人们把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的外汇储备（为853亿美元）也加上，那么总共就有了21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么大的储备中不愁没有欧元的位置。不过，香港的领导人强调说，关键是欧元要“坚挺”些。香港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北京的领导人还要保守。他们尤其希望在货币问题上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对北京的独立性。
香港货币当局的外国投资负责人弗朗西斯·；劳认为，有否可能重新考虑香港外汇储备的构成（美元占了83％，马克所占比重不大），这将取决于欧元同美元相比较时的信誉程度。
在欧元疲软的情况下（弗朗西斯·；劳认为，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成为第一批使用欧元的国家则有此可能），人们很难接受欧元。因此只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即在证明了未来欧洲单一货币的可靠性之后，香港当局才会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观望态度。它们不想过快地抛弃一种已经得到了证明的货币（指美元），而接受一种尚未被证明的货币（指欧元）。
9月中旬，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召开。亚洲各国的财长们对于1999年将要诞生的欧元表现出极高的期望值，认为欧元的诞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储备货币；目前亚洲的储备集中在美元、日元和马克上，而这些货币的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资金调动可轻易的造成东方的市场不稳定；许多欧洲银行已因为外汇业务减少而把业务转移到东方，随着市场对亚太区域货币的兴趣增加，汇率的波动将更厉害；而欧元可望具有的稳定的流通性，将减少很多套汇的机会。因此不少亚洲国家在考虑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根据现在外汇市场风行的看法，欧元——
计划中的欧洲货币联盟的产物——
将是疲软的。因此，德国马克被廉价抛售，马克降到大约1．85马克兑换1美元，这是自海湾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交易商肯定会感到惊讶。欧元将与人们的预料相反，上市流通时将相当强劲有力，甚至比马克还坚挺。此外，使用欧元的国家财政上的挥霍浪费实际上将有助于欧元的坚挺，至少在它面世的初期是如此。
当欧元面世时，它将成为一个更大、而且平均说来跟美国一样富裕的欧洲经济的货币。它的政府债券市场将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美国财政部债券市场还大，而且它的股票市场将为投资者进入世界上一些营业情况最佳的公司提供机会。
在欧洲各地，欧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所具备的代用货币特点将鼓励投资者和企业甚至在非成员国也使用欧元帐户，而不是将欧元兑换成当地货币，这将增加对欧元的需求。虽然欧元作为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