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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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承认，也就是牛逼。人们钦佩的目光让他得意，除此还有实际的东西。我为什么非说牛逼，用别的词汇不行，因为炫耀是从性吸引力开始的，比如雄孔雀的尾巴。而原始社会中的英雄确实可以得到更多的性资源。我打的食物被别人分享了，但是因此我在吸引异性上具有了别人不可匹敌的优势。这种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打大动物，作英雄。如果肉被分食了，异性也躲得远远的，英雄就死绝了。但是社会不会这样。现代社会英雄行为升华了，不是和性一定有关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作英雄。因为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两性共同的青睐，受到关注，有成就感。现在政治运动结束了，没有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具体到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侏儒，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的，不然影响评职称。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动员，天生就有这种人，但是可不可以宣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关心公共事务？这么说也是滑稽的，因为这是一种天赋，一种性格，它们对社会有好处。他去打老虎，去拔刀相助，有什么不好。不然我们这里有个牛二，没人敢管。我们老在左右摇摆，一阵子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阵子又说不要关心公共事务。后一主张可是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觉得不要提倡关心公共事务，反对也大可不必。这种做法不当。其实每个阶层，每个职业中都有关心公益事情的人。知识分子因为学习的东西更多，参照系更多，眼界更宽，从中产生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工人里面有这样的人，真正的工会中的就是这样的人。其他职业也有，而知识分子中应该更多。比如历史学，其中有些人只是考据，也很要紧，没有他们哪里有史学？但是还有另一种角色，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人们怎么治理国家。再比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书叫《国富论》，如果是操心帮助资本家赚钱那不叫经济学，必须是考虑国家致富，这不是公共事务是什么？我所研究的社会学，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些社会问题，公共事务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做了细致的分工，但是他们当中应该有更大比例的人关心公共事务。这对社会是有积极功能的。也就是说，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不必提倡，也不应反对。这是自然的生态和分工，这是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是社会上通才和专才的分工。在社会走日益向专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特别宝贵的资源。
最后小结一下讲过的内容。我们是我们自己。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前身是巫、祝、卜、史，是占卜的，搞宗教活动的，做记录的。当时，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太要紧，他们在打仗前为人占卜似乎没有士兵的长枪厚盾有用，可正是这些人的占卜和记录中，完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当初似乎最无用的东西，产生了最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当时似乎没用的人为后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潜能和方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是专家，另一些人还会关心公共事务，这是性格所致，但是在分工加剧的今天，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更加稀缺和宝贵的人才资源，应该爱护。知识分子群体在进一步分化，甚至他们将终结于专业化。
十几年前我写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这样一部书，去年才得以出版，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其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大，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管理者，等等，他们的差异甚至高于共性。你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这些职业人。总体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只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知识分子，时下的一些说法刺激了我的一点冲动，有感而发，做出了以上发言。谢谢大家。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是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儿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儿一般，您过奖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自由与“儒家奴隶主义”
■ 张家清
2005年第7期《书屋》杂志和第7期《博览群书》杂志上，分别登载了张远山先生《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义”》《“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从儒家奴隶主义到法家专制主义》两篇文章，读后写成随感数则，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读经”
近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掀起了一股读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的热潮，并编辑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华宝典”，在文化界引发了一阵波澜。号召青少年“读经”，这似乎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有人要这样做，我以为也并不表明是什么主义的复辟。在少数地方有一部分青年甚至儿童读四书五经，就全国而言仍可称之为个案，这并不足以改变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可是，一些以捍卫五四以来反孔传统为己任的人却坐不住了，对之大张挞伐。这些颇以民主、自由和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知识分子，却全然没有五四先贤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儒家文化就是毒素文化，是奴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当今世界，人们对一切外来文化、理论和学说，均可取“拿来主义”，何以对几本中国书，却一定要采取“焚坑主义”？我以为，即使所有的儒家书都是毒草，让它印出几本又有何妨？毛泽东不是说毒草可以肥田吗！将东西方不同主义不同流派的东西拿给人看，应该相信人们自会分辨，自会取舍。以为一本书一旦印出来就会流毒天下，是把人类的智力看得太低。张远山先生的意见就更离奇了，竟因为蒋庆先生所编的书中“我酷爱的诸多经典竟然无一人选”而大为光火。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你酷爱的经典别人就一定得选进来？而且，既然是先生酷爱的经典，书店里就一定有售，自己去买就行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蒋先生又不是《四库全书》总裁，难道他不入选就一定是被打人另册了？读到此处，我真是倒抽一口冷气。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儒家文化，特别是经汉代官方改造过的儒家文化，极大地限制甚至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儒家以讲孝悌、中庸为核心的道德驯化，使儒生只是死读经书，使得其精神保守、体质弱化。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汉以后的儒学已一无是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发达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因言论文字杀士的时代。但是，宋代又是一个为人们深深诟病的时代。宋朝武备不振，军队战斗力低下，败多胜少。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宋朝之所以经济文化发达而防卫力量脆弱，究其原因，除宋太祖实行的一系列防范内部造反的政策外，与宋代儒学大行其道也不无关系。一再失败，除朝廷调度无方，将帅贪生怕死外，与整个民族过于“文明”以致文弱有很大的关系。而所谓“腐化”，也可视为“文明”过甚的反映。
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经历三千年从未有之变局。中国不仅感到自己科技、武器不如人，而且在身体体力上也远不如人（东亚病夫）。陷入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使有爱国心的人痛心疾首。西方文化的传人令一些知识分子在对比之后，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彻底抛弃的态度。他们将历史上的现实中的一切丑恶与苦难，统统算在“孔老二”的账上，对固有文化抛弃的彻底和决绝，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四以降，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动乱和变革，传统儒学的血脉已被斩断，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经济架构已经建立，儒家理论体系复辟的条件已不存在。现在虽有人提倡读经，但无论他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都不可能重建昔日的辉煌。而且，以目前世界的喧嚣，能有多少人坚持坐下来读这些冷僻的典籍？
儒学生成的土壤已不复存在，目前的“读经”热恐怕也长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少数人可以因此获得硕士、博士，贡献于学术领域。以为一读《十三经》，中国就会出皇帝，是缺乏根据的。世界上皇帝很多，皇帝与孔夫子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不知儒学为何物的世界，各种皇帝仍然存在。
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无须担心。前者让人视野开阔，后者让人守住根基。而在今天这两者皆显不足。我们似乎已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向前一片迷漾，后看则不知所之。令人害怕的则是规定什么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这会使社会重新走向文化专制主义。
“经”的误读
《诗经》为儒家五经之首，是士的必读书，但也常被误读。如《诗·小雅·北山》这首服劳役者的怨愤之诗就是如此。该诗首章云：“陟陂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大意是：我们登上北山服役，大伙采杞叶来充饥。一群健壮的小伙子，整日里拼命劳作。王事没有停息的，心里担忧年老的父母）其第二章前四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特别有名，而后两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人们很少提到（意思是说长官太不公道了，为什么我要做的事特别多）。全章六句，写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之情。后四、五、六章是全诗的精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形，跃然纸上：“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楼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全诗表明诗人对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现状的极端不满。仅将诗中“溥天”四句抽出来，用以概括中国三千年来的王权专制主义，的确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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