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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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围绕着《忆向阳》的争论只是一段文坛轶事，在剧烈变革的1975～1979年，却反映出哪怕就是臧克家和姚雪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漂白自己时的尴尬。无论他们怎样挣扎，“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关于黄皮书
■ 施 亮
前一时期，曾经有许多书籍与文章谈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黄皮书。其实，“黄皮书”是后人的称谓，而当时则是名为“内部书”。先父施咸荣与他的同事黄爱先生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为了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同主持编辑了这批书。这些书是限定发行范围的，仅供文艺界一定级别的领导与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学者做“内部参考”之用。
父亲与黄爱先生（笔名黄雨石），以及另外一些同事，曾经合译了《在路上》，这是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也是杰克·克茹亚克的成名作。不过，父亲不太喜欢此书，认为它的文学性很差，许多枯燥的重复描写与烦琐的旅途见闻，几乎让人难以卒读。翻译此书时，他们删掉了一些章节与片段，倒不是由于某种禁忌，而是觉得此书的结构和语言太粗糙，只出版这个节略本也就够了。改革开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节录了《在路上》的一些片断。当时，父亲也有意将全书翻译过来，或起码将1962年出版的节略本补全。可他翻了翻英文原作，又搁置一边了。我问他为何又改变主意了？他说此书写得乱七八糟，翻译起来太倒胃口了。
我的印象中，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也是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翻译出来，以黄皮书形式先出版的。贝克特原籍爱尔兰，长期定居巴黎，以法文写作居多。这个剧本是父亲从法文原作中翻译过来的。解放前，父亲曾经毕业于上海天主教会的圣芳济学院，有一定法文根底，以后也翻译过一些法文书籍。他翻译《等待戈多》，也有锻炼自己法文翻译能力的打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荒诞派戏剧一度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浓厚兴趣，《等待戈多》数次被转载，比如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集》《世界经典戏剧全集》里都被选用。遗憾的是，我家里原版本的黄皮书找不到了。三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又重新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爱先生为出版这些黄皮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了《愤怒的回顾》《椅子》《老妇还乡》等一批现代派剧本，而且为《在路上》《往上爬》写了“译后记”。英国作家约翰·勃莱恩著的《往上爬》一书，是“愤怒的青年”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书描写一位青年抛弃了旧情妇，勾搭上资本家小姐，“以女人为阶梯”，爬向社会上层。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一代年轻人的迷惘与痛苦情绪，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不仅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还改编成电影在1959年莫斯科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过，俄语电影片名译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在香港放映时则译为《金屋泪》。
出版黄皮书之事仅做了几年，不久政治气氛紧张，又大抓阶级斗争，此事遂停止。父亲他们先是放下手头的业务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接着“文革”动乱来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所有的编辑业务都停止，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爱先生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单位挨整了挺长一段日子。
“文革”后期，我也读过另一本时髦的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颇走红的青年作家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一些苏联文学评论家认为，《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主题和艺术风格上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很大。不过，由于那时国内社会文化风气闭塞，中国青少年未必能理解塞林格笔下的美国社会及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倒是阿克肖诺夫描写的苏联社会比较贴近当时中国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因为五十年代中国大量出版苏联小说）。所以一段时间内，许多中国读者心目中，《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社会影响反而不及《带星星的火车票》。但是数十年匆匆过去，如今在书店里哪里还找得着《带星星的火车票》呢？这个文化现象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旧时山西的助学捐款说开击
■ 散 木
一
记得母校百年校庆时，发来的邀请书上有敦请助学捐款的条文，如，捐款多少将分别记载于不同等级的地方（建筑物，或书册），以示纪念。
校庆，是一桩极好的事情，但是不知怎么，这么一来，心头就别扭了许多。通过传到耳旁的信息，不免就是悠悠众口的抱怨。或许，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办学者的运思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则：校庆搭台的经济主戏，于是，也就颇伤了一些古道热肠却没什么官衔和巨款的校友，有些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且不说先前是怎么做的，以山西“不东不西”的经济文化的地理方位，万事离不开一个钱字，当然了，还有人材的问题。钱与人，这是两难，如校庆，要钱还是长远之计的要人（所谓“人力资源”），是大可深思再定夺的。
说一段旧事为例：抗战前的1936年，据说这是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正在步人正轨，经济发展指数焕然可观，若老天再假以年，可能我们不知怎样估计后来历史的演进了。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也是这一年，开办在北平的洋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派国文系主任马鉴先生到太原募集捐款，如果换一种思维看：这怎么会呢？美国人有钱还是山西人有钱？为什么燕京大学居然到山西来要钱？如果您实在想不通，可以设想一下：马先生是否有辱使命地空手而归？
您猜对了吗？马先生是非常欣喜地离开山西的，他拿到了一万元（想一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万元呵）！
二
燕京大学这所贵族学校，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进入这所学校的山西子弟大多是“高干子女”——省长、后省府总参议赵戴文的公子赵宗复，阎锡山秘书长贾景德的女公子贾元荑、晋军首领的女公子李效黎（后来她和燕大的教师、白求恩的好友林迈克产生师生恋，又一同投奔根据地，一时传为美谈。后来他们还曾到台湾阎锡山居住的那个“种能洞”去拜会过“下野”而专心著述的阎锡山）等，当然也有家庭殷实的子弟，如后来的历史学家、孝义人冯家升，社会学家和藏学家的太原人李有义，甚至后来投笔从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王达成等。于是，这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读书在贵族学校的子弟们，大多成了左翼学生。这是时代使然，抑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力使然？让人遥想不已。
却说马鉴先生领命到山西开展“燕大”的“百万基金”募集，是走了“上层路线”——他通过两个进步学生赵宗复（时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贾元荑，得与山西的最高长官们（阎、赵、贾以及晋军参谋长朱兰荪等）会晤，这结果便是当年《燕京新闻》的报道：马先生与山西要人“往还过从，实行联络，始届成熟之期，故能一举而得成功”，如此这般，马先生一番口舌，“阎乃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内山西七千，绥远三千），已由马氏携回，故此行结果，极为圆满。”
马先生虽说大功告成，返校后却对记者表示：以他在山西的见闻（“以晋绥两省之现状看来”），“捐此巨款，实属难能可贵”。那么，是彼时山西“头脑”们作了“憨大”？抑或是“双赢”？在我看来，就凭“燕大”为山西培养了那么几位人才，值！
三
助学捐款，在中国曾是一个优秀的传统，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即使是若干“家族”来之不义的金钱吧，通过助学捐款（或者就是“洗钱”的一种？），也能在历史上大书一笔，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欧美的许多大学或学院，不知是多少财主捐款“输血”的，因此，这些大学或学院的日常运行，除了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之外，基本上就是靠这些捐款过日子的。许多财主在遗嘱中坚持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遗产而要捐款于教育。
话说回来：先前的“燕大”，如今是北大的一部分了，以北大之地位，应该说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了，如果从反哺的角度，可以说它是应该为山西做些事的。此外如南开大学，先前山西的阎锡山、孔祥熙、傅作义等等，也多有助学捐款的雅事，（见《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载《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自然，也应该为山西做些事。不过，以我的见闻，不说钱了，就说人，“孔雀”向哪里飞？那还不是一个常识问题么。说开来，所谓“三农”问题、西部问题、中部问题，等等，就等因奉此，不好解决矣。
最后，宁波马鉴先生，他后来服务于香港大学，他的公子马临先生后来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宁波邵逸夫先生捐助国内众多大学的善款，许多就是通过马临先生经手的。说到宁波马氏家族，就知所谓“文化中国”，所谓“中国文化，三分在浙江”，当非虚语。先前北京高校有“一钱二周三沈三马（或五马）”的典故——浙江的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以及马裕藻、马衡、马鉴三兄弟（加上马太玄、马廉，合马氏五兄弟），皆曾领风骚于“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先生，于1926年闻山西不法古董商偷运古壁画运至北京，欲秘密售于洋人，马衡知悉后堵到门上，不惜以四千元购下这批壁画（出自稷山兴化寺，为元代作品），后这批古壁画遂收藏在故宫内。再后，不知有多少山西的文物因经费拮据、疏于保护而流失在外。于是，可否再套用上述捐款之事问一声：以山西的出煤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以旧时山西对全国高校的助学捐款、以山西文物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库之宝……我们什么时候对它道一声感激？
赛珍珠与淮扬说书
■ 裴 伟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受奖演说时说：“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只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她谦虚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甚至称自己就是“说书艺人”。
赛珍珠专门研究过讲史与小说的关系，她的论文《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张丹丽译，载《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赛珍珠本人小时候和中国小孩一样，她回忆“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中打谷场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正如她自己所说“由于儿童读物的匮乏，小小年纪的我只好读成年人的书，结果是，我，我还远远不到十岁，就已决定当一名小说家了”。（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说到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一方面她家里“厨师给大家讲他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故事，他读过《三国》《水浒》，还有《红楼梦》，他屋子里还放有其他一些书”（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镇江发达的说书业有关。这里介绍一下扬州评话和镇江的说书。
“扬州评话镇江说”
扬州评话源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称：“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镇江（古名京口、润州）、扬州（古名维扬、广陵）一水相隔，登临镇江北固山可以“夜深灯火见扬州”，而扬州平山堂“江南诸山来于此堂平”之意，在蜀岗“隔江山色近在几案”，镇江话与扬州话也颇近，清初以来，扬州评话风靡镇江城（除镇、扬两府城外，扬州说书艺人常去运河线上清江浦、淮安、高邮、邵伯4个大站）内外，甚至不逊于发源地扬州。清末镇江山巷有支巷“书场巷”地名，开书场的是回族商人童某，后来镇江书社联合会、书场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完恩正也是回民，可见镇江书场之盛，故有“扬州评话镇江说”的说法。据地方文史学者孙金振（1922～1991）根据其前辈吕发荃的回忆整理：清末镇江有书场36家，民国初年为18家，北伐前后只剩8家。（《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初版于1922年的《镇江指南》说：“镇埠书场，城内外不下数十处，多数都破桌断凳，污秽不堪，只陶家门、吉康里等处略为修整，听者多中下流人物，其所说之书，大书以西汉、三国、水浒等为重，弦词以珍珠塔、双珠凤等为重，说书者多维扬籍。”（朱瑾如、童西蒴编，镇江指南社，1931年，第6～7页）
露天书场说淮书
在美国出版赛珍珠的传记里，有一幅“说书艺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赛珍珠从小在镇江就爱听说书，得诺贝尔奖时亦称自己是个‘说书艺人’”，但照片上的形式是“露天书场”，背景为城墙垛，表演者为留着辫子、持鼓的民间艺人，一点不像扬州评话演员。据吕发荃回忆：当时镇江“露天书场有两处，一处在黑桥，另一处在五十三坡下面，露天书场唱锣鼓书，又名说淮书”。（《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
《镇江指南》专门提到“露天书场一种，在黑桥、邹家巷、江边等处，所以者为打鼓书，狂哼乱叫，类皆齐东野语，而其魔力则甚大。每日午后，蠢男俗女，围座而听者，每处总有数十人，较之通俗演讲时，有过之无不及”。作为镇江本地文人，他们对江北移民文化休闲活动的记述，明显带有调侃甚至歧视色彩。
笔者三代以来生活在镇江，我发现，上文的两处书场（黑桥、五十三坡），都与赛家在镇江的两处住所（五十三坡书场紧邻就是当时英美领事馆，今镇江博物馆）靠得很近，尤其是黑桥附近的露天书场，印证刘龙先生对赛珍珠回忆“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