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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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留学史研究，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个案研究，都未能充分关注或呈现“小”（个案）与“大”（宏观）的结合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提出“以小见大”的命题，确实让人颇生期待之感。总体而言，叶著的确有些不同凡响之处。
首先，叶著的基本思路就有可观之处，即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以此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建立。一般的研究往往采取以上一种或几种的方法，而同时并举的确少见。以陈铨为例，在作者的笔下，为了更好地诠释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他的生平学术业绩得到了全面描述，特别是陈铨接受的德国文化的学理背景，乃至陈铨留学德国的1930年代初期德国纳粹上台的社会背景也得到了特别的提及；随后，作者以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为观念的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再次，作者描述了陈铨试图以德国的思想为外来资源，以此发起现代中国“狂飙运动”的努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由此总结出陈铨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这种研究路径和以往的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方法相比较，要自然而有趣得多。
其次，叶著给了读者许多域外的新材料、新信息、新观念，这和作者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现在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外文水平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和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和此书作者的外文能力比较，还是远远不及的。有着多年外语学习的专业背景，加上频繁的游学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使得作者运用多种外文自如。长达六页的“西文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德国大学的档案资料巍巍可观，令人叹服的同时也令人羡慕。
以笔者的个人治学经历而言，叶著中提及的人和事，也早有所闻所知，但这么全面并仔细地得以近观，这还是第一次。笔者在自己的研究课题“法西斯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过程中，注意过纳粹德国时期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观感，但是限于资料和视野，无法深入，而叶著则为笔者开阔了思路和视野，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史料资源。如马君武1932年夏目睹希特勒万人聚会之记录，如宗白华对他于1920年代初期留学德国时德国民众高昂的复兴精神之回忆，如1930年代初期冯至目击的德国共产党人和纳粹党的冲锋队在街头的激烈冲突，以及左右翼大学生在大学中的怒辩，如冯至对德国文化与政治发展的悖反现象的分析，如贺麟对希特勒和德国文化关系的评论，再如陈铨对纳粹文化的接纳和批判，都是笔者反复细读的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另一种西学”的题目确实意味深长，意味着另一道完全不同的风景。
同时，叶著不同于以往类似题材的留学史研究著作，而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化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接受上。这一点对留学史研究而言，可能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范式意义”。它的问题意识，即所谓“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的主题非常值得重视。不足的是，如果还能够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些学人的成就在德国乃至学术界的地位或者影响，可能会更全面。诸如可以具体介绍冯至获得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政府颁布的各类奖项的情况，同时介绍国际学术界对冯至的评价等，以示学术交流毕竟是双向的。对于叶著中提及的其他的学者，似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
有道是文史不分家，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文史研究者，特别是有些年轻的学人到了非专业书乃至非学位论文方面的书就不看的地步。如果一位中国近代政治史方面的导师知道他的研究生读过冯至的《昨日之歌》，读过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那么他应该感到惊喜了。退一步讲，如果这些初涉史坛的研究生有机会阅读叶著，间接地了解了这些大师的风采，也不失为走近大师的第一步，走向文史一家的第一步。而对于有兴趣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史、近代中国学术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本值得非常仔细阅读的新著。
十一年前一个初春的夜晚，在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上，我和一位来自台湾的老朋友邓教授聊起三十年前他在美国留学的往事。当时恰逢肯尼迪大选刚刚得手，但还未登上大位的时候，他每天下午要去医院看望即将生产的太太。那位来台湾的留学生小邓住的地方，恰在肯尼迪去医院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小邓每天下午等候在窗口，向路过这里的肯尼迪招手致意。肯尼迪看到后也招手回应。几月后肯尼迪入主白宫，遂邀请小邓参加他的升座大典。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回首往事时情不自禁眉飞色舞，深深感染了笔者——如果肯尼迪有灵，得知此时此刻在中国的一列灯光摇曳的火车上，有一位黄色皮肤的老人在如此深情地怀念他时，一定会发出微笑。笔者在结束本文时提及这一题外往事的目的在于，如果具备资料上的条件，叶著如果能够多多注意这些留学生对留学时代的生活上和其他方面的回忆或者描述，那么此书会更加的具有格外的可读性，同时丝毫无损它的学术品质。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叶隽著，“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之一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18．00元）
一种还原现代性的写法
■ 刘 阳
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去魅。启蒙运动脱去了神的光环，人成了主体。不过，在西方现代性视域中，理性的宏大背景一直存在着，后现代主义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现代性问题的建构都是严密的，思辨理性有力地承担着论证功能。这两点，也是现代性的特征。少了它们，现代性是残缺的。
新时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现代性冲动。但随着本土现代性进程的深入，理论的多元局面下潜藏着的忽视学理论证等严重缺陷也开始无情地暴露出来了。新近读到《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一书，心情很激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著者用一种不同于常见论著的写法揭示出来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我国当代文艺学在现代性道路上要想真正有所推进，需要首先还原现代性。
写法之一是“格式化”，即把重心从理论创造转移到对现有观点的全面清理。
波兰学者茨纳涅兹基曾说过，中国缺少独立于价值评判的客观理论。此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学界的一种不足，那就是不把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学理逻辑上，经常任意地自创一套，从现代性角度看，其结果是破坏性的。
我国当代文艺学在文学与理性之关系这一基础理论问题上，就典型地存在着这种不足。此书引论考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各种观点，由此发现，从人道主义启蒙文论到现代主义文论，再到后现代主义文论，当代文艺学每次重大讨论或转型，都触及着理性这块基石。然而，讨论中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学理混乱：有忽视学理内在自洽性的建构，如称“理性直觉”可通过“无意识推论”；有自相矛盾的概念应用，混淆“理性”、“非理性”等词的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有自说白话的理论发挥，如把无意识和潜意识都一股脑儿解释为理性；还有不同概念的混淆，把“理性”、“非理性”和“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混为一谈；等等。何以会造成如此混乱呢？
因为我们缺乏对“理性”及相关概念的学理来源的充分深入了解。造成这种长期学理亏欠的初始症结则是急功近利。我们总是在需要表达某种特定意图时才想到去应用这些概念，这就难免为观点而修改概念、误解乃至歪曲概念。而如果不廓清概念的用法和范围，讨论就总在云里雾里，是无效的。为此，此书前两章对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的近现代理性概念史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试图为探讨文学与理性关系的学理传统“作一点补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第三章给出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非理性、理性、感性与情感、直觉这六个（组）概念的学理意义。
显然，这种写法很新颖，又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它启发我们，学术的推进不单靠理论创造。光有急于理论创造的热情是不够的，创造不能偏离学理。需要艰苦的清理工作。通过清理，把理论创造的落脚点重新拉回到学理轨道中来，接着讲。这对当前文艺学关于“本体”、“诗性”等基础概念的探讨，极有借鉴意义。
写法之二是“非纯粹化”，即把学理的清理和知识社会学背景考察结合起来。
追求纯粹性一直是西方人文学术的追求。这种局面在胡塞尔以后被打破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肯定，表明一种思想总是从特定立场出发，曼海姆和波普尔对情境的强调，也开启了探求思想背后支配性动力的知识社会学维度。要言之，一种人文理论的酝酿成型和应用（讨论）都不是纯粹的。
尽管有必要强调首先回到学理中去，但另一方面，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又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有其很明晰的现代性目标，讨论试图达成的是文论话语的启蒙性、审美性、自主性等，张扬“文学是人学”，告别政治工具论，强调文学的情感体验特征等。这些都是促成讨论的真实动机，它们事实上为讨论提供着基本方向。
那么，对文学理性问题的清理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理性”、“非理性”等词作为概念固然有其相对确定性，可它们在具体讨论中的出场又无不有着鲜明的动机，我们不应回避。恰当的做法是，把对文学理性的学理清理和文学理性讨论本身对新时期社会转折的参与和互动这两者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从中提取出问题的真实嬗变踪迹来。此书正是这样做的。它的考察结果进一步证实，我们“有现代性的冲动和目标，但还缺乏充分实现这一目标的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体系，更要害的是忽视学理论证，将其置于次要地位”。换句话说，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写法之三是“内在辩证化”，即在对问题本身的学理分析中一步步发现结论。
理论的最终论证完成，离不开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但辩证法从来不是一种规范和剪裁事实的先行框架，只有从所讨论的问题出发，去发现事实本身中蕴含的辩证因素，从而将辩证法还原为一种活的思想事实，辩证法才是内在的、有力的。当代许多文艺学著述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却每每以外部强加的辩证法代替了内在辩证化，这是导致上述学理乖谬的深层原因。此书是否超越了这种现状呢？
这从四五两章不难清楚见出。在厘清了基础概念后，著者终于转入对“文学理性”的探索。其论证过程是：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切入点，发现了理性在近代（康德）出现的向“合理性”的转折，理性转折成了合理性，其在古希腊时代本已有的整体性功能在这一醒目转折中失去了，取代之的是不同领域的个别性，即科学、道德和审美；由此必然导致的局面是：一方面审美领域力图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找到证明（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恰恰是理性转折和分化的结果；这就形成“反理性悖论”，我国当代文艺学在理性、非理性问题上的种种纠结不清皆肇端于此；于是，以康德著作为主要理论突破口，探讨文学的思想功能和理性的上升功能；发现康德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在于忽视了理性的看护功能；进而发现“文学理性”不是非理性形式，不是合理性或形而上学理性，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它提供以在场和体验为基础的局限的知识，作为对上升性的追求，它提供“有所看护的知识”；从写作角度看，它随机处理不可言说的冲动与语言操作之间微妙的、创造性的关系。这便是全书的基本结论。
我们看到，这一论证完全是在学理中说话的。支撑它的两个起点——“理性一合理性”转折和知意情三大领域的自律分化，前者和现代西方对近世以来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批判相呼应，后者更是世所公认的现代性主题。正由于结论在这两个起点的学理支持下、在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中而作出，它便获得了有效生命。这是辩证法的真实展开。唯其如此，克服合理性或形而上学理性之不足、把文学理性和合理性明确区分开来的努力，与反对形而上学却保留本体论追究的当代后形而上学思想乃是暗合的。著者力图用文学理性来抵制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尝试，取得了扎实的成功。
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已属不容易，使这种推进不断焕发出令人回味的言外之韵，则更属不易。我以为，这本新著的意义已超出了文艺学领域，它还原现代性的崭新写法，为相关人文理论研究开了一种新风气。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项高水平的成果。
（《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徐亮、苏宏斌、徐燕杭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5．00元）
重温绝唱
■ 顾 农
1923年6月，鲁迅、周作人合作完成的译本《现代日本小说集》（署“周作人编译”）作为“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到下一个月，周氏兄弟因家事闹翻，从此不再来往，更谈不到合作从事译著。广陵散从此绝矣。
该书早已绝版，只是其中鲁迅翻译的部分因为收进了20卷本《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比较容易看到，而占全书大半的周作人的译文却颇不易人手，于是全书的丰采也就难得一睹了。这一偏枯的情况近年来有了两度重大的改观：先是2005年1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新一辑“苦雨斋译丛”，该辑凡四种二册，其中的一册里就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周作人翻译的那十九篇，以及该集的序和附录；有了这本书，再加上鲁迅译的那些篇什，原书的全局总算可以凑齐了。当时曾取读一过，深感快慰。周作人译文的水平不在鲁迅之下。止庵先生在该辑“苦雨斋译丛”的总序中说：《现代日本小说集》“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有如此前《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只收录鲁迅所译本部分一样，现在《苦雨斋译丛》亦只收录周作人所译部分，然此皆囿于体例之举，读者仍以一并读之为宜。”这话说得极好，道理当然是如此，但原来好好的一本书分居两处，读起来总是不那么方便。令人特别高兴的是到2006年1月，新星出版社悄然推出“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凡四种，《现代日本小说集》列于其末。新书到手之后，十分高兴地通读了一遍。周氏兄弟的这些译文，离则两伤，合则双美——它们在新书中得以团聚非常令人欣慰，江淹《别赋》说得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周氏弟兄都曾留学日本多年，非常注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只不过当年的热点只在于“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亦即东欧和俄国的文学；日本文学并未列入翻译工作的日程。周作人后来介绍说：“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