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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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希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所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的国学与西学》）。周作人的态度与乃兄完全一致，所以当时他们都没有动手来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当中就未收一篇日本作品。
但是既然在日本留学，关心日本文学亦属理之必然，事实上他们都读过大量的作品，从而成为“五四”以后他们成批翻译日本文学的一大因缘。
周作人说：“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的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苦茶随笔·与谢野先生纪念》）。后来他又回忆说：
我于前清光绪丙午即明治三十九年到东京，那时夏目漱石已经发表了《哥儿》，继续写着《我是猫》，不久辞去大学教授，入《朝日新闻》社，开始揭载小说《虞美人草》。我与先兄住在本乡汤岛的下宿内，看他陆续买了单行本《我是猫》的上册，《漾虚集》及《鹑笼》等书来，平常所看的是所谓学生报的《读卖新闻》，这时也改订了《朝日》，天天读《虞美人草》，还切拔（按即抽取之意）了卷起留着。后来《虞美人草》印成单行本，我才一读，可是我所喜欢的还是《我是猫》与《哥儿》，《三四郎》，《门》，以及《草枕》四篇中的小品……此外还有铃木三重吉与长冢节，铃木的《千鸟》与长冢的《太十和他的狗》等都在《保登登歧须》发表，而其长篇《小鸟的窠与土》又都登载在《朝日》上面。我只译过铃木的几篇《金鱼》等小篇，长冢的可惜未及着手。这些人都与夏目有关的，这里便连带的说及。
夏目以外我所佩服的文人还有森鸥外。与他有关系的杂志是《昴》，后来有《三田文学》。森氏著作甚多，我所喜欢的也只是他的短篇，收在《分身与走马灯》，《涓滴》，《高濑舟》，以及《山房札记》各集中……（《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
在明治文学之后，他们注意的重点是白桦派。周作人于1918年发表著名的文学史论文《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后收入《艺术与生活》），其中指出说，日本的新主观主义派分作两种，其一是享乐主义，以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另一派则是理想主义，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后者的阵地就是著名的《白桦》：“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9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谆、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周作人对这一派大有兴趣，后来更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鲁迅晚年则回忆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最爱看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则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但致力翻译的则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白桦派兴起以后，鲁迅亦复高度重视，五四时期他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以及他的若干小说，又译有岛武郎，他还专门在《新青年》上写过一则随感录，大段地引用有岛武郎的文章，并且指出：“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热风·“与幼者”》）。但鲁迅对“新村运动”却没有什么兴趣。
周氏兄弟的这些回忆和论述有高度一致之处，由此可以解释《域外小说集》，也可以解释《现代日本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共收十五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三十篇，其中鲁迅的译文凡六人十一篇：夏目漱石《挂幅》、《克莱喀先生》，森鸥外《游戏》、《沉默之塔》，有岛武郎《与幼小者》、《阿末的死》，江口涣《峡谷的夜》，菊池宽《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复仇的话》，芥川龙之介《鼻子》、《罗生门》。这里既有明治文学的重镇夏目漱石与森鸥外，也有后起的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新思潮派的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而周作人翻译的那九人十九篇，其作者除了年辈比较高一点的国木田独步和铃木三重吉以外，多为白桦派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志贺直哉，还有更后起的富于诗人气质的千家元麿、佐藤春夫以及江马修、加藤武雄等人。
周作人翻译的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故事和人物形象都不怎么突出，更引人注目的是文章的情调和笔墨。他曾经有这样的自白：“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他翻译的那些小说大抵是所谓“不大像
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鲁迅所译者稍有不同，多半像是小说，同时也有情节比较淡化、近于散文随笔者。鲁迅自己后来写小说一向不大追求情节，并且颇有“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例如《一件小事》、《示众》等等，这种种异同纷纭的情形是很值得探究和玩味的。
鲁迅深受他所译日本文学的影响。芥川龙之介用新的眼光写传统故事，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故事新编》，这是人们熟知的，可以不去多说；夏目漱石关于“有余裕的文学”的见解影响也非常之深，鲁迅后来多次加以发挥，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话题。例如关于出版问题，鲁迅发表过这样两点现在看来仍然很值得留意的意见：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却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都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而且仿佛人生已经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劳。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鲁迅把“余裕”的意义看得如此严重，很值得深长思之。现在某些地方的基础教育把中小学生压迫得只能全力以赴地完成作业和参加考试，几乎没有什么“余裕”可言。对此人们非常痛恨，却谁也奈何它不得。这与其说是培养人才，不如说是摧残民族的元气！
文学同“余裕”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鲁迅在讲起苏联文学时说，总得“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文学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鲁迅本人的生活方式，既有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也是不乏情趣、留有余裕的。文武之道，有张有弛。过去有人以为鲁迅一年到头冲锋陷阵，横眉冷对，那是上了无余裕派传记和宣传的当，大大地误解了鲁迅。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另外三种——《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也都是现代翻译史上的绝品。书前有止庵总序，优游不迫，简而有味，极得要领。诸书校印精良，与底本的差别只在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竖排改为横排，订正了若干明显的错字，其余未作任何变动。原汁原味，实获我心。于是先取《现代日本小说集》重温一过，其余三本拟逐一读去，以广见闻，而破固陋。
（《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后出转精 推陈出新
■ 林大志 常红梅
谈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业内人士常有“边缘化”的感叹。其实，非止此类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有如此境遇，其他各行业举凡处境较为尴尬者，此类评价亦常可闻见，如传统戏曲之于文化领域，股票证券之于经济社会等等。有危机自然要设法改变，相关人士纷纷提出应对策略。然而，诸多解决之道相对比，希望外界因素加以干预的大声疾呼，终究不如内部的积极变革更加切实而有效。个中道理明白不过，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那儿摆着。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内部因素的主动变革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然悄然展开。任文京先生的新著《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又一体现。有幸作为此书较早的读者之一，读后最深刻的印象即在其开放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的多维视角。
唐代边塞诗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丰富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壮伟瑰奇的艺术魅力使之很早以来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百多年来，研究成果已颇有可观，欲在此基础上寻求突破，难度可想而知。任先生此书的特点即在于另辟蹊径，从泛文化的角度对边塞诗给予重新解读。换言之，不自设牢笼，跳出文学看文学是此书得以后出转精的原因所在。书中，作者并未沿用“作家——作品”的传统思路，而取“历史——文化”的研究理路以代之，论证过程中，广泛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边塞诗作综合的观照与考察。无疑，这种研究上的多维视角在实现对旧有模式突破的同时，令唐代边塞诗赋有了更为丰富深广的文化意蕴，也为读者揭示了边塞诗较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之外更为多姿多彩的一面。这既是对作品的重新诠释，也是对作品的价值重估。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站在文化立场上的多维视角并不以牺牲文献实证为代价，相反，文中所及大多能从原始资料出发，在广泛占有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爬梳、整理加以分析归纳，有些还以统计图表的形式予以概括，显露出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此一多维视角与实证精神的结合，使文章既内容新颖又扎实有据。例如，第二章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和英雄意识”，作者从唐人墓志入手，取《唐代墓志汇编》及汇编续集等原始资料展开论述，从中搜检、勾稽出以汉代著名军帅、英雄豪杰比附、称誉墓主的语句多条，并用图表形式清晰呈现，共涉及唐人墓志33方。这一论据的提出对于证明唐人所怀汉代情结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如，第一章论唐人的尚武精神，作者又将唐人墓志中有关士子“投笔从戎”的记载搜罗排列，共得22人亦制成表格。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这一侧面不难想见当时社会风尚被尚武精神日渐浸润的趋势。类似内容及论据文中尚存多处，此不一一赘述。无疑，同传统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思维模式与论证方式显得更为新颖而独到，其结论亦简明有力，令人信服。
显然，该书的问世将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文化立场上的多维视角更弥补了以往边塞诗研究的不足。这是此书的一个主要创获。
然而，窃以为，该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如前所述，作者的思维与视角并不囿于文学一途，与学术界多数就文学谈文学、就作品谈作品的研究方法思致迥异。文中多学科、多视角的观照方式，还原历史、贯通古今的人文精神，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由此引申、连类而及的是当前如何改变学术研究边缘化地位的问题。事实证明，因循旧制，墨守成规的路行不通。那么，就必须敢于尝试新路。任先生此书称得上是近年来诸多尝试中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该书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并非脱离作家、作品凭空立论，书中以边塞诗、边塞诗人的思想心态为佐证材料的论述触目可见。如第三章谈“影响诗人人边幕的其他因素”一节，既引证两《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太平广记》等典籍以证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又举陈子昂、高适、杜甫、姚合等人的诗作相互参证。诸如此类的内容使该书文化研究的模式得以建构于扎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这种文化阐释根基牢固而不至流于空泛。随后，作者又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自由调遣，在纵横捭阖之间将边塞诗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和解读。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方法、结构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正是该书作者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和宽广、开放的学术视野。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与对接也是该书自在的目的之一。
时代精神是书中着力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代诗人身上，它集中体现在进取精神、尚武精神、游侠精神等三个方面，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唐代社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有唐一代兴旺昌盛的盛世气象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从这一意义上说，关注边塞诗、关注边塞诗人，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有裨益，对厘清那一段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亦多有助力；而这显然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体察，在沟通古今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启示，并从中获取古代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从而为时代的发展、为我们的未来注入不断前进的营养与活力。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摆脱边缘化地位的必由之路。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任文京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2．00元）
读
这本书不大好归类。按说它比较接近文化随笔集，只是随笔多为短什，而它一篇便是洋洋万言，这还只是说形式。内容上，随笔集多为散珠的集合，将珠子穿在一起的绳子，或将珠子聚在一起的盘子，往往只是作者的名字。而这本书虽然信马由缰，纵意而行，却分明有个大方向，那就是作者的历史观。作者从南北东西的地理形势中窥见到上下古今的历史格局——还取了个很工程力学的名字，我当然背不下来。顺着这样的史观，欧亚大陆倾斜的东端将山川人物长卷一般展开。就立意的严肃性而言，这本书说它是论文集也没什么不行。只是以作者游春观景大摇大摆的步调，他愿不愿意被整编进史学论著的行列，我很怀疑。况且，手捧《芝加哥文体手册》走正步的史家，人家愿不愿意跟这样一位——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