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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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李宗吾关于“阿斗”和“黄皓”的比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清末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如梁启超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今依然有人以类似“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的说法阻滞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李大钊曾经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写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有这样的话：“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毛泽东说这句话，是在65年前。李大钊推崇“平民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82年。
今天重读李宗吾近100年前说的“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感觉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吗？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一百年前，其实是思想界“先求思想独立”，争取走向自由的时代。在清末民初动荡年代的文化波澜中，可以看到相当深刻的思想闪光。当时检讨中国政治史的诸多论著，有一部也可以介绍，就是易白沙的《帝王春秋》。易白沙晚生李宗吾6年，生命却差不多比李氏短了30岁。岳麓书社1984年7月版《帝王春秋》用孙文题签，十分醒目，又附有章炳麟《易白沙传》和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帝王春秋》中多有精辟的思想光辉，如其中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就是相当深刻的见识。其书序言写道：“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谴责了其“厚黑”吗？全书以批判帝王专制为主旨，分列12题，即：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可以看到，易白沙的传统政治体制批判，取严肃的手法，风格激切；而李宗吾的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取讥刺的手法，风格诙谐。正如李宗吾自言，“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滑稽文字”。如果说其笔锋有东方朔式的幽默，许多人可能是同意的。
（《厚黑学》，李宗吾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5．00元）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
■ 傅 谨
所谓理想，都意指凡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两千多年来这番话一直被读书人用来形容君子操守以自我激励，但事实上也没少用来要求别人、要求普通百姓，或者说更经常是用来要求普通百姓。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为多，是因为比起躬身践行，到底是教育别人比较容易些。
戏里戏外，有多少人能够同时达到做人的这三种境界，很难回答，因为这类事情，能不能做到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没有真正遇上考验人的关键时刻，谁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汉；而要让一个人一古脑儿都经受这三项考验，机会又可以说少而又少，所以还是不得不空谈。
既然空谈，就有个顽皮的想法，想比一比三者的难易程度。找不到一身而能兼三任的顶级君子，区别其难易只能任凭揣度。做君子的这三种理想操守，虽然都难，细细相较，毕竟其间还是有难易之分。说起来，我以为最难的是第三句。贫贱年间，人们可以仅凭着某种信念和理想支撑着保持自己的本色，而贫贱之家，本来就难得遭遇什么真正的诱惑，想“移”也并不总是有机会“移”，就像怀旧的艺术家常常会想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艺术的专注，却忘记了这种专注的背后，是哪怕你想贪图物欲也没有什么可让你贪图呀；面对种种暴力的压迫，以江姐刘胡兰——至少是道德理想教材里塑造的江姐刘胡兰——为代表的女英雄“威武而不屈”的行为，固然非常人之所能为，但不是所有视死如归的人都有君子的高尚理想道德为支撑，有时也可以只是一种倔犟的心性，虽然强过匹夫之勇，相去未必很远。然而，说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都比不上“富贵不能淫”那么煎熬人。天地间多少人，一阔脸就变，元杂剧《渔樵记》和后来许多同题材剧目的“马前泼水”的男主人公朱买臣式的人物满大街都是，看他得了个状元就踉成那样，对那位含辛茹苦和自己共渡了二十年苦难的夫人——哪怕只能称为前妻——使劲地发飙，就像《冻苏秦》里最终六国封相的苏秦对他的嫂子发飙一样。写在戏里演在台上，你可以说他算不得什么光彩，只不过是个得志小人而已，但人们好像很能接受和认同朱买臣。他当然是有资格跩的，毕竟他中的是头名状元呢，不过只是面对那位与自己曾经同甘共苦二十年的结发妻子发飙算什么能耐？
是的，这篇文章要继续谈朱买臣和他的结发夫人的故事。世人看《渔樵记》看《烂柯山》，指指戳戳，骂的多是朱买臣那位未能达到“贫贱不能移”的理想境界的夫人，而对没有做到“富贵不能淫”的朱买臣，却表示出惊人一致的沉默。朱买臣故事写尽文人的酸辛，戏里的朱买臣努力读书却多年考不上功名，于是他的妻子狠心地强逼他写下休书，一场“逼休”演得让人不由得潸然泪下。最后马前泼水一场，只是点睛一笔，无非是为了告诫普天下嫁给读书人的女性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切切不可因耐不住一时的贫贱而错过了一场好姻缘。所以，你可以把这看成一部劝女人“贫贱不移”的戏，而且仅仅如此。人们不能原谅朱买臣的妻子却很容易接受马前泼水时朱买臣那副嘴脸，坐在剧场里看戏文一段一段地演绎，好像是谈到“贫贱不能移”时人人心里都跃跃欲试，仿佛每个人都比朱买臣的夫人更能够安贫乐道，何况那清贫日子过后马上就是大富大贵呢？然而那一句“富贵不能淫”很容易被人们轻轻带过，看到朱买臣的得意样子，大凡心里感觉特解气的主儿，假如真有幸骑着高头大马路遇当年冷落了自己的前妻，多半都会效尤。看来，“贫贱不能移”很多人都能做到，因此可以很义正辞严地用它为标准要求世人，而“富贵不能淫”才真正困难，有几个人做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来谈谈“贫贱不能移”。论及贫贱，朱买臣似乎比他的夫人更像是“不移”的模范，戏就是这样演的，但即使我们以最善良的心性分析朱买臣之所以“不移”的原因，也与高尚的人生境界相差不少。因为无论是按照这部大戏的哪种演法，朱买臣之所以“不移”，都不是因为他对贫贱人生甘之如饴，更不是因为他对于读书、对于求知有什么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个经国济世的大才子，由此认定自己很快就能够发达。因此，他读书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他能够忍耐贫贱的生活只是因为他还需要等待时机。中国古代戏剧总是能用非常简洁的表达方式揭示他这类人的读书目的——为了科举并且为了考上状元，因此，他读书是为了科举，他愿意读书是由于他深信自己能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如果读书是为了发达，就像嫁人为了幸福一样，那它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的投资，暂且把那些更高尚的理由放在一边，我们更客观地、更诚实地将读书当作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且把中国古代读书人放回到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来讨论专门从事“读书”这种职业的文人们的行业前景与风险，就不难知道这样的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实在是很不对称。如果说读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假借科举这条特殊的通道，读书人有朝一日有可能因为才学而获得升迁的机会，那么科举制度就成为一种诱使人们将读书当作一种有前途的职业的制度设计；只不过科举对于读书人来说太像博彩，科举制度也就成为像博彩一样的干部制度。中国古代戏剧里的科举更是这样，因为在戏剧里，科举的博彩性质被无数倍地放大，放大得清晰无比。说科举类如博彩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像这类三年一次又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的考试，卷子最后能有机会到达天子手上并且还要被相中，那概率是很低的；即使排除所有作弊的因素，假定每次的科举考试都很公正，哪份卷子被相中哪些卷子被刷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运气，未必真能衡量出举子与举子间高低不等的水平；其二是说，即使像用数字机摇奖来决定获奖者那样完全随机的、本来并不存在任何规律性的博彩，却总是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比别人有更大的可能中得大奖，因此戏里的书生们无不相信中个状元就如同探囊取物般信手拈来。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戏里戏外，为什么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会吸引全国上下那么多读书人去疯狂地追逐那一个极其微小的机会，其原因，就是由于每个读书人都像戏里的秀才一样，深信自己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与运气，他将是那唯一的幸运儿，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大奖一样——最后的相似是，穷人才会经常做中彩而一夜暴富的梦，穷书生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做做考状元这样彩头极大的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机会小并不等于没有机会，更不用说，机会小并不意味着没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游戏规则的制订。如果把考状元比喻为一种博彩，那么它可能是比起任何彩票的中奖概率更低的一种彩票，但只要彩头足够大，就总是有其吸引力。
哲学家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会理性地分辨某种现象出现的概率，由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与选择。殊不知假如人类真是如此理性，那么像彩票这一类中彩的概率极低而且结果注定是“负和”（零和都说不上，彩票中心的员工还指着它发薪水呢）的博彩，就不会有任何人参与，按照一样的道理，假如人真是理性的动物，那么朱买臣之类的文人大约就不会去想着通过读书以改变命运。既然考上状元那么难得，而且每个书生都明明知道科举三年一考
且状元只有一名，为什么还会有无数人沉迷其中，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戏剧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做着状元夫人梦？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事实是彩票的生意很好，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都很好，而且喜不喜欢买彩票好像与钱袋的关系成反比，千万不要以为人们都是钱多了有资本糟蹋了才去买彩票的，相反，口袋里空空如也固然不可能去买彩票，但同时真正的有钱人也很少有买彩票的兴趣。因此我们总是听说某某穷人买彩票中奖了一夜暴富，我们不会听说比尔盖茨某日买彩票中了巨奖因此他的财富从400多亿美金上又增加了0．1亿。
因此，说戏里的朱买臣只是个赌徒并不过分，他因为贫贱因此需要赌徒式地义无反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品行。归根到底，朱买臣故事讲的是贫贱夫妻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尤其是贫贱夫妻的婚姻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从来不相信贫贱本身能够让人道德高尚，就像王小波不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够得到思想改造一样。
既然朱买臣不值得称道，他的夫人也不应该受两千年的责骂。我们能对这一对贫贱夫妻提多高的要求，“贫贱不能移”是不是也该有点前提？但戏剧家们不会去考虑前提，就像道德君子们，当他们教育普通百姓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高尚”其实也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说元杂剧写朱买臣的夫人还算厚道，昆曲和京剧里敷衍的朱买臣故事，不仅仅是越来越努力地用尽尖酸泼辣的笔墨以渲染朱妻崔氏的狠心，而且更是里里外外透着嘲笑她的目光短浅，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地为朱买臣的夫人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女人面对一个读书读了二十年还看不到什么前途的男人，你要求她等到何时？姜太公九十岁遇文王堪称困顿文人终于等到发迹之时最经典的故事，那就以姜太公为例吧，你觉得一个女人是不是有理由和有必要为他那一辈子没出息的丈夫守到九十岁？我不以为一个人能够仅仅为了将来的且未可预知的富贵而忍耐一位没有出息的丈夫到他九十岁，而且，纵然富贵可以预知，在那么冗长的清贫的一辈子后面，就算真有天下无双的大富大贵，毕竟好日子也剩不下几天。她的一辈子清贫日子，如果仅仅是为了换来一块刻着“某某夫人”字样的墓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那数十年的等待是不是值得，我想所有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对于朱买臣的夫人，当她陪同她丈夫走过了数十年黑暗时光之后，假如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想要在贫贱中“移”上那么一“移”，并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
只可惜这一“移”就“移”出了她的婚姻，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得亏了老本。
但我们必须首先看看朱买臣夫妇的这桩婚姻是什么性质。
用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婚姻就是一个家庭将自己的某一成员置换到另一家庭中，同时在两个家庭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以期对所有相关的个体以及家庭都有所收益。戏剧多以人类两性间的关系为题材，婚姻既然是两性交往最重要的结果，自然就成为戏剧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婚姻之事固然应该以情感或以社会学论，但假如从经济角度讨论，也有其特定意义，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要受穷，婚姻这样的大事，如果都不去算一算投入产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经常描写一见钟情，他们的经典话语是“我第一眼看见他／她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类似于《西厢记》里的张生“怎当她临去时秋波那一转”，言下之意，是说他或她只看对方一眼，就知道这是前世命定无法逃脱也不舍得逃脱的婚姻，有关以身相许的决定瞬间做出，完全不顾及所有世俗的因素，也不再像我辈俗人那样想着财产门第之类，甚至连人品也不管。假如这样的一见钟情不是由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那么这婚姻的危险程度之高可想而知，大凡是对子女的未来抱有几分责任感而又有点生活阅历的父母，都会举出一百个例子告诫孩子们，说这样的婚姻多么不可靠。所以成年人才会每每力劝莽撞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慎重对待“婚姻大事”。换句话说，婚姻上要求门当户对并不全是因为老辈人的昏庸与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