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伏处崾崾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永翔先生在时，说：“首二句自比草虫伏处，请对方毋以大鹏金翅鸟来相待。末二句则远远相承，说自己多好少成，会像荀子都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只惭多好无成就”是“说自己多好少成”吗？所谓“多好少成”，就是多所爱好，少所成就。钱诗是“无”何以改为“少”，永翔先生是以“多”对“少”，所以窜改原字。但钟书先生原意并非如此，他是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说“朱贪多，王爱好”，“多”、“好”是并列联词，而非偏正结构，永翔先生理解错了。但是，他并非不知有此出处，在《读》之二（第79页）倒第三行有“（钟书）先生贪多爱好”云云，可见其前此误解，完全是偶尔忘记了。我举此例，意在重复说明，王安石在作那首七绝时，未必记得丘为、李白、常建有关的诗。
第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下略）’，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者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不自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所以，正确的笺注法，应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所说，主要是发明诗意，而不仅仅注出字句的出处。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的“今典”，而这是最难的，也是对读者最有帮助的。
只要看了仲联先生所著《沈曾植集校注》，就知道他的笺注功夫是非常深的。由于他的学问渊博，不仅对沈曾植诗字、词、句的出处，即所谓古典，能一一注明，而且对有关时事、交游、本事，即所谓“今典”，也能尽量诠释。后学如我辈，最好不要加以嗤点。据我看，他注诗不“挖脚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蓬山舟影：刘永翔文史杂说》，刘永翔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38．00元）
莫把讽刺当赞扬
■ 雷 颐
《博览群书》2006年第3期陈礼荣君《迟来的清算》一文在谈到辜鸿铭时写道：“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李大钊竟如此赞扬辜鸿铭？对李大钊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东西文化激烈论战有所了解的读者，读到此恐都会不无疑虑。
一查书，果不其然，李大钊此言对辜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因为紧接此句之后就是对辜氏观点的大段批评。
陈文所引此之言出自李大钊著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特性分别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排比列举了二者间几十项不同，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以此来看二者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而“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他明确写道：“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而中国文明要重生的唯一方法“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他呼吁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
这篇长文的后半部分，有两大段专门谈到辜鸿铭的观点。他说文章写完时，读到《东方》杂志登有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开篇写道，有一位姓胡的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出版了两部德文著作，一本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战前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据介绍，这两本书弘扬中国、东方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深得好评，如台里乌司氏和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对其都赞赏不已。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感到这篇文章许多观点与辜鸿铭一样，即疑“胡氏”为“辜氏”之误，因为：“辜氏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某，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李大钊紧接写道：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入，诋诽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人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已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服制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
恕我将此段全部抄录，以避断章取义之嫌。很明显，李大钊坚决反对辜鸿铭观点，认为是“最无价值之梦话”、“陈腐固陋之谈”。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言治》季刊第3册，但今日并不难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就收有此文；影响甚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也收有此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此文也是研究的重要文献。
然而，观点如此鲜明、且并不难见的一篇文章，却被“误读”，殊使人憾。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段文字有几百条，仅从我点开的近百条来看，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有趣的是，这近百条竟都是李大钊“尝言”，而没有“曾说”、“曾写道”、“曾认为”、“曾说过”、“曾写过”……都是“吴宓亦称赞他道”，而没有“也称赞他”、“曾称赞他”、“曾赞扬他”……可以判定，这种“误读”都来自同一“出处”。当然，李大钊对辜氏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大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与本文无关。本文只想说明《迟来的清算》所引李大钊这段话对辜氏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切莫把讽刺当赞扬。
知识分子之自觉
■ 郑也夫
今天讲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我要讲的是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在十年前的时候，就是1995年，整理我从1985到1995年的杂文，汇成了一本文集《走出囚徒困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心理学家提出过一种分析模式，叫囚徒困境，后来被经济学家接过来发扬，几乎使整个社会科学界都知道。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确实很像囚徒困境。另一原因是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自己一直处在“囚徒困境”当中，不是说我是刑事犯，而是说在心情上、思想上，似乎被四围的墙壁包围着。因此想用这个书名保留住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那种心情的记忆。
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那时初中三年级。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在那里当农民，呆了8年半，1977年返城后参加高考。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意成年人或是权威给予我们的生活答案。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荒诞的地方，成问题的地方。但是我们领受到的教导是没有问题，形势大好。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了。而媒体上总说“形势大好”，还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当时的年轻人所能感受到的每一个问题，权威们都给出了答案在等着我们，不需要我们问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墙包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来撞墙的尝试。进大学时28岁，当时同龄的同学多数有工资，我是以待业的身份考大学的，也有工龄，但是考学后没有工作单位，所以没有工资。大学读了一年半，为了饭票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的补助相当于当时二级工的工资。我清楚地记得，考上研究生以后，读了威廉·詹姆斯的一本书《实用主义》，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受感动，我想不是每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像我一样。就是说这句话和我特别有缘分，好像是它一直在等着我，等着和我遭遇。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很多困惑，被这句话开导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很多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敏锐的少年。什么时候一个人满意给他的全部答案？他要安息的时候。在他还想往前走的时候，他是不会领受那些答案的。因为那些答案显见是荒诞的。而安分是和年龄有关系的。我们那时是处在一个富于想象的年龄，思维上疯狂的年龄，精神上的狂飙期，不太可能接受前辈的很多答案。我想我们的很多答案你们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们正是这样的年龄。新陈代谢总是一轮一轮地进行着。新一代少年不可能接受父辈教导的一切。他们要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生活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从青年时代这样走来，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四人帮”时期，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下面我就从分析几条实为诳语的答案，开始我的演讲。
第一条诳语实在是小小不言的事情。我曾问过一位职业下围棋的人：围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围棋就是围棋。”大家听了不免一乐。他挺聪明的，他知道有陷阱等着呢，他不往里跳。我要说的诳语是什么呢？就是围棋是体育。围棋怎么是体育呢？他是职业棋手，操练了多年，他不想听也一直听到领导把围棋划归体育。当他听到一个学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警觉了：真是岂有此理，问我这个问题，是个套吧。于是他说：围棋就是围棋。我觉得在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已经是在反叛了，他不稀罕重复领导的话语。他不愿意接受给定的答案，我们怎么是搞体育呢？他比聂卫平高明。为什么？聂卫平经常穿运动衣参加比赛，你是要动胳膊还是动腿？愚不可及。衣装有时是身份的提示。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后来穿唐装，唐装提醒你是中国人，不要一切场合都跟随洋人。衣装有衣装的效果。你是一个围棋界的大腕、领军人物，你怎么稀里糊涂穿着运动装去了？它对你有实际功能还是符号作用呢？他没有这个孩子聪明。这孩子没有经过理性思考，但是他的感觉好。
那么反过来问我，围棋是什么？围棋是智育啊。围棋显然是智育，而不是体育。有人可能被流行话语蒙蔽时间较长，会说围棋怎么不是体育？体能不足就发挥不好呀，老聂后来老走昏招就是因为体力不成，围棋不仅斗智，也斗力。我要反问，哪一项智力活动不消耗体力，不以体力为基础？再说，哪一项体育活动不需要智力作基础？没有一点智力能从事体育活动吗？体力活动需要智力作基础，智力活动需要体力作基础。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判断：哪项活动是智力竞赛，哪项是体力竞赛。我相信问题是清楚的，同学们不会和我争论，但可能会问：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不错，这是小事，孟子说了：弈小数也。但这关乎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出了岔子，会出大问题的。
我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相当于自问“我是谁”。毛泽东曾经说，知识分子是毛，要依附在皮上，多数知识分子依附了资产阶级。拨乱反正后，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充分理解当时这一口号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但是要深入细致准确地认识知识分子，就必须认识这一阶层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类别。所谓“自觉”也在于此。
我要分析的第二个答案兼诳语，就是“科学是生产力”。我在科技大学和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有特别的意义了。生产力的主要部分是科学吗？科学的内容都能构成生产力吗？说科学就是生产力有可能会误导一些人。科学和生产力二者不重叠。科学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有很多成分不是由科学构成的。甚至科学的主要成分不是生产力，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命题对不善于思考的人会造成误导，他们会觉得，不是生产力的科学就不要做了。那样问题就发生了。我们综合大学中的很多学科，成不了生产力。是不是将它们取缔，不要再教了？对生产力而言，可以和科学类比的是技术。构成生产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中的很多内容构不成生产力。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