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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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而言，可以和科学类比的是技术。构成生产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中的很多内容构不成生产力。那么是不是说大学里不是生产力的就不要教了。“四人帮”时期曾经批判知识分子的很多研究不实用，脱离生产。举过一些例子，说明你们这些家伙，吃着人民的饭，不为人民做事。比如某老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这对提高牲口的生产力或战斗力有何帮助？其实在科学的领域，近似的例子太多了。这些研究和生产劳动无直接关系，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动物的认识，他们的直接贡献在学科内，促进学科内的人对该对象的认识。用得着说马尾巴的功能吗？可以捡大个的说。最大就是爱因斯坦了。你问问爱因斯坦，您的相对论怎样造福人类？怎么变成生产力？我不难为你，我不要求今天就有用，我问你：何年何月造福人类？当他打磕巴的时候，立刻追问：你还不明白如何造福人类，就做这项研究了？你有这么好的智力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陈景润是一样的事情。哥德巴赫猜想还未解决，就是解决了，你能告诉我们：它何年何月怎样造福人类？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干？第一辜负了人民对你们的养育。第二辜负了你自己的天赋，产生一个如此高智力的人不容易，这岂不是
极大的浪费。
今天人们几乎将爱因斯坦看作科学的化身，他全身心地投入科学，充分地体现了科学家的素质。爱因斯坦身上能发生这样令人不解的事情说明什么？科学中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无用之学。暂时没有用处，以后也难说。陈省身先生做过一个演讲，他开篇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欧氏几何里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即空间当中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且只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在欧几里德提出空间中的这种可能性后，人类在现实中——无论是矿物的结晶还是生命体，从未见过正二十面体，只看见过其他四种正多面体。在欧几里德去世两千年后，人类在自然界中才发现了这样形状的东西。无论它有用没用，总算遇上了。有用成为可能了。大家知道现实中的那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吗？就是SARS病毒。只不过它经变异每个面上长出了冠状的东西。陈省身接着说，多数数学知识当下不能成为生产力。物理学和化学使用的数学知识是一二百年以前的数学成果。有些数学成果一两百年后才变成了生产力，有些已经上千年了，却依然没有变成生产力。起码，它的产生和应用之间有一个时间跨度，而有些数学知识可能永远也转化不成生产力，但它可以服务于学科本身，帮助该学科内其他研究者有所发现，而后者的成果或许将来被用于实践。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化身，当初因为什么研究科学？因为好奇心，并不是因为要为人类造福。如果是后者，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造福人类。他的动机是安置自己的兴趣。这不够高尚吗？这和为人类造福同样高尚。因为人类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有巨大的好奇心。人类要解释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科学家就是要代表人类去弄清这些未知的事物。不能人人都去做这事，但是可以将智力最高的人养起来，去做这事情。我们不像其它动物那样仅满足于吃喝，我们还有巨大的好奇心，我们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物种，这正是伟大的体现。我们不是大在个子上，不是大在体重上，而是大在“心上”，我们的野心很大，愿望很大，我们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科学家是我们人类的代表，它岂是在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我们有心无力，但我们需要人类的出色人物去帮助我们回答那些未知的事物。
所以，说“科学是生产力”就轻视了科学中很多无用的东西。而有些无用的东西最后对我们帮助最大。科学不是急功近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这是科学的本质特征。立竿见影的是技术。这个命题本身不够完美，其中的部分如果加强，会把我们带人误区。多年前，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五四座谈会，一个青年人很愤青地说：我们学校里的很多教学内容太不实用了。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很多系，比如考古系，还有什么梵文，算一算北大有多少这样的学科，都可以扫地出门。我们要知道那么多祖宗的事情干什么？多一半历史学都可以踢出去了。最后大学能留下多少东西？最后我们的精神世界会变得非常渺小，很可怜了，不能称其为人类了。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古代社会没这个特征。古代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给各个群体定性，像印度的四个种姓。男权社会，女人由男人定性，三从四德。你是什么，要干什么，都是由他人来定性，古代社会少数人给大多数人定性。大多数人是缺乏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意识觉醒了。很多群体不再满足于别人——强势群体、强势性别，给自己定性。我自己没有权利给自己定性吗？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很多群体都在觉醒，不同群体有不同特征。工人开始觉醒，以后妇女开始觉醒，青年们开始觉醒。而其中第一个开始觉醒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能最先觉醒，是因为一个先知点拨了他们，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个绝对的划时代的人物出场了，他告诉工人：你们不是他们规定的某种东西，你们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你们在此一社会制度下受压迫，但你们肩负着使命，要解放全人类，打碎的只是锁链。他唤起了工人们的觉醒。马克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说出了很多真理。马克思站在社会一种趋势、一种走向的最前沿。现在每个群体都在觉醒，不是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晚些时候，妇女开始觉醒了。马克思没有浓墨重彩谈妇女，但妇女肯定受了他的影响。妇女说，数千年来我们在受压迫，一项深重的压迫就是我们的性质要由你们来定。再以后青年出场了。他们说，为什么我爸爸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已经不是无知少年了，我是青年了。不光是我们的性质不由你们定，我们两代人对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发型问题，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不要老教导我们，你那套是陈词滥调。这种种对峙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我们知识分子却缺乏自我意识，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即将发育出自我意识的时候，抬头一看，眼前矗立着一个极其高大的解释系统，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在这个解释系统当中，核心词是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能在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都是阶级，而知识分子不是阶级。知识分子看了这个解释系统极其钦佩，返身自顾，自信心荡然无存。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曾经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共产党宣言》的前一部分就是在讴歌资产阶级。以后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边缘人，充其量为别人敲边鼓。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世界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传人中国后，被通俗化为皮毛理论。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口号一宣讲，打掉了知识分子身上最后一点傲气，我们是附属物。马克思以前的历史中，知识阶层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高傲，充满自信，因为当时他们执掌着解释世界的钥匙。当遭遇到了一个更强大的解释系统时，他们的自信一下涣散掉了。他们在精神上，在自信心上迟迟翻不过身来。
我至今承认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是解释社会的各个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系统，但我要说，解释社会和历史，光靠着一个系统是远不完美的，无法充分解释的。它有它的盲区和黑洞。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说知识分子不是阶级，但它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光打比喻不成，说是毛，什么叫毛啊？阶级斗争解释学说强调了经济和政治，特别是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轻视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说文化无足轻重，行吗？绝对不行。如果这样，我们的大学可以不办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搞文化传承的。文化传承要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大学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比政府还要大。政府的功能太大了，但那是当下，长远地看，没有大学大。政府的影响强度大，但时间短。大学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影响整整下一代人。比较而言，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不那么重视文化和知识阶层。这是这个解释系统里的盲点和缺陷。我高度尊重这个解释系统。这是近代的、抛开神权后的第一个解释系统。但是同任何解释系统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盲点。
接下来要谈的是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的两种批判。
一种批判是，在革命的时代，政治家认为知识分子在加入革命队伍时，不坚定不可靠，总处于犹豫状态。我想为犹豫辩护一下。犹豫怎么来的？它产生于怀
疑。怀疑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科学的特征，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精神。想得越多，想得越深的人，越容易犹豫。想得少，没有参照系，信息少，往往比较坚定。生物学家做了个实验，把鱼的大脑的一部分切掉，对它的身体没有任何妨碍，这种鱼游走时更坚定，走入一些危险地带时毫不犹豫。我们所受的科学训练，使得我们考虑问题时总要去怀疑前人的解释，寻求比前人更加完美的解答，而完美的解答谈何容易？我们没有皈依一个解释、一个答案。搞科学的人能这么说么，说我经过深入学习皈依牛顿了，皈依爱因斯坦，爱翁会给你一记耳光。他会说，这是对他最大的污蔑，他不是教主。搞科学的人精神处于悬置状态，没有去信奉什么，将自己放在一个未定的状态中，不断思考自己的前提，为“绝对”打上问号，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必要基础，是科学的本质。这种悬置状态是很特殊的状态，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的人希望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愿意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他们不能忍受讨论了半天还没有答案。还有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忍受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不是每段时期都是一样的。同学们的这段时期，是最不愿意接受现成答案的。你们处于智力的狂飚期，疯狂的阶段。这是天赋，多数人青少年时期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好处。这样经过左顾右盼，经过摇摆，经过思考，拓宽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认识基础。到了成年，变得比较确定了。可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白过，那段时间为你的智力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座。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团，过共产主义生活，离开主流的、等级的社会，很叛逆，到了三十几岁，很多人成了白领，成了律师，循规蹈矩，变得判若两人，你无法相信他们当年去搞公社。这就是人年龄变化的典型例子。多数人都要变的。青年是比较疯狂的，成年时老成了。社会是由青年、成年、老年人所组成的。青年人贡献很大，但青年人也很可怕，特别是当青年人可以支配这个社会时，是很可怕的。青年人看问题很疯狂，很激烈，易于冲动，做起事来有些理想主义，果断、决绝。青年人给世界酿成了很多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不乏优秀青年，有理想且有牺牲精神。最典型的是日本青年军官，他们反腐败，将腐败的老官僚杀掉，暗杀首领等等。起步的时候是什么？是理想主义，是反腐败，是拯救民族。最终给亚洲带来了灾难，给自己民族也带来了灾难。那时候很多老年的政治家不愿那么做。所以社会需要不同年龄的平衡，激进和保守的平衡。
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作知识分子。当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或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也不都是这样的怪物。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在大学里，知识分子不被认为是“怪物”，但在车间，在菜市场，他们会被认为“有毛病”。在世俗中他们是怪物。我和一位美籍华裔心理学家交流过这种感受，我们享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只能呆在大学里，我们考虑的问题难与外人道，除了大学里的同仁和学生，外面的人听了我们的问题一定不想说什么了，以为碰到了病人。但学生们听了我们的思考，还挺钦佩老师的观点。你说，我们还能去别的地方吗？其实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些人固守一些观念，还有些人富于怀疑精神，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人，但不能人人都这样。
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批判是“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一个人不脱离整体的。说我们脱离，你不脱离吗？每个人只知道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事情都不知道。所以给我们扣上“脱离社会”的帽子，我们是不接受的。你也一样。说我们脱离实际事物，脱离工农业生产，可是这种脱离有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接触实际事物的人所不具备的眼光。从事实际事物是有代价的，他们往往眼光很局限。我们正是因为脱离实际事物，而具备了超越实际事物的一种眼光。直接参与实际事物的人容易养成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教育在更大程度上不只是要培养实际操作能力，更是要培养出一种眼光，要帮你获得更多的参照系，要开拓你的想象力。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从事实际工作，因为没有卷入阶级，他们不是一个阶级，所以知识分子才具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所以你谴责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要批判的第三个诳语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在语义上不通，逻辑上混乱，混乱得一塌糊涂。群众不可能是英雄，英雄是群众中出类拔萃的。群众要达到了这个水准，水涨船高，英雄就提升了。大家不可能齐步走。大家都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勇气也不会是一样的。英雄和群众在语义上是对峙的，这话根本不通，说这样的话是有很深的用意的。“文革”中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呼吁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荒诞之处。第一，可不可以只关心自己的活计，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做鞋的，鞋做得很好，怎么样？好鞋匠。有人不满意吗？不满意我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很霸道吗。第二点，是能力问题。要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人会说：我关心的了吗？我有这份能力吗？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不需要人人都去关心的。有人做好本职工作和社会交换，比如做鞋，是好鞋匠，好工人，好人。还要他做什么？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人来操心公共事务，不是他。
再往下说，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性格。有人不具备这种性格，他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活，精益求精，做男鞋女鞋各种鞋。术有专攻吗？还有一些人性格上就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智深，人人都能做吗？开玩笑。你有这天赋吗？这既要膂力过人，又是一种性格。一见不平事，血便涌上来，这是天生的英雄。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人人都是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