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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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特务到寓所逮捕主编储安平，这是一个高潮；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的“御前”会议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民报》《观察》和一家通讯社，这是又一个高潮。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决定迟迟未能执行。据该刊解放后第六卷追记迫害经过中述：“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身的腐败和矛盾，这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糊里糊涂中一再延拖下来，终于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而最终被国民党查封掉了。当警车笛声驰骋于十里洋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止。”
《拉贝日记》和拉贝
？ 凌 英
“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本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已是一件举世公认、铁证如山的事实。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依据大量证据（包括当年受害者的控诉证词、慈善团体的埋尸纪录、侵华日军为了炫耀其“武功和战绩”而自行拍摄的照片和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等等）分别对这一罪行负主要责任的日军头目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以及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人向井敏明（杀106人）、野田岩（杀105人）和田中军吉（杀300多人）判以极刑。战时在宁沪一带的外籍人士也对日军暴行作了详细的报道，但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却矢口否认，硬说两次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英美在二战时是中国的盟国，所以英美记者偏袒中国，报道不可信，云云。他们甚至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即使有的日本老兵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受到良心谴责，公布自己参与屠杀的情况，结果就遭受迫害。右翼分子还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蒙敝后人。事实上，今天有许多日本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
现在，《拉贝日记》出版了。由于拉贝身分的特殊性，由于此书所附有的大量文件、资料（包括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关于日军暴行写给德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的权威性，日本右翼分子已无法抵赖。正因此，横山宏章教授，才发出上述的呼声。
拉贝（John H。D。Rabe），是二战期间日本盟国——德国的公民，在中国居住近三十年，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侵华，十一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面积约为386平方公里），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各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五至七万人。委员会成立后，南京沦陷前，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中方完全承认，撤除了安全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把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八万元款项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交给委员会以应付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紧急应用。日方虽不承认安全区，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但是，连这一许诺也被日军进城后的暴行破坏了。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安置住宿，提供食品、燃料、医药救护以及物资运输等费尽心机，因日本人时常扣压、阻挠，又大大增加了难度。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的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他们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抗议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态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一至四百二十六。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为六十三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十七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此外，在拉贝的日记和给日方的信中还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如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同一信中对所附相片的说明词中，拉贝写道：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由于这些抗议信都是写给日方，作为暴行例证，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所以拉贝他们十分慎重，其中许多暴行是他们亲见亲历的。拉贝等还与有的被害者亲自谈过话，因此，拉贝他们才敢于在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的。”尽管日方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但他们对拉贝的指控却不敢否认。因为这些暴行天天都在周围发生，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被害平民的尸体，到处是受凌辱的妇女的哭喊呼号，到处是被焚烧的民房火光冲天，有目共睹，日方无法抵赖。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很多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无宣传意图，这次才第一次公布，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和证据的价值，其中有几件是德国人写的，尤其值得注意：
一）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森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罗森向上级坦陈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变化过程：南京的外国人本来指望，“随着日军的到来，和平和繁荣也随之恢复”，“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但实际却相反，日军的暴行使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罗森说：“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
二）另一份题为《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长篇报告是另一个德国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工程师克勒格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军的大量暴行：抢掠难民的粮食、棉被、衣物、手表、手镯等等，被抢的人“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戮刺……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日本士兵“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截至今天，全城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在几天中估计有五千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克勒格尔有一天“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南京沦陷前，一部分中国军人因来不及撤退，有的进入难民区，但他们都已放下武器，按照国际公约，这些人不应被杀害，但日军却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借口，进行大屠杀。日军以欺骗的手段，进入难民区扬言，以前当过兵的，如果主动站出来，就可免去一死，否则查出，一律处决。有的人信以为真，站了出来，却被残酷处死了。拉贝他们指出，所谓搜捕中国士兵只是一个幌子，被日军指为军人而被屠杀的，绝大部分是平民。克勒格尔在报告中说：有四十三名电厂工人被枪杀了。他还告诉拉贝，在汉西门“大门旁边一条干涸的沟里躺着约三百具尸体，都是被机枪枪杀或处死的平民”。另一个德国人和记洋行的施佩林在写给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说：有五十名躲在和记洋行避难的工人被日军枪杀。他又看见在云南路有三十名平民被杀害后，扔进水塘里。
以上就是日本二战时的盟国——德国的大使馆官员和几个德国公民对日军暴行的目击实录。
拉贝等常用“罄竹难书”、“不胜枚举”一类的词来形容日军的暴行。在他们写给日方的抗议信中，一再说明：这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清单是不完整的。确实，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拉贝他们所列举的只能是他们少数人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难民收容所内及其附近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而日军在南京广大城乡各地进行的大屠杀，以及各慈善团体埋尸的全面情况，他们就看不到，也没有条件进行观察和纪录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害我同胞达三十万人以上，留下的几十万具尸体是最有力的证据。据记载，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共掩埋十八万五千具尸体；盛世征等私人共掩埋三万五千具尸体；伪政权共掩埋六千余具尸体。日军为掩盖暴行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布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入长江。据当时任日军少佐的战俘太田寿男供认，他和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八百士兵、十辆汽车和三十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他们二人带领处理的尸体共约十万具，另估计其他部队投江的尸体约有五万具。
在大量事实面前，当时少数日本官员不得不承认暴行的存在。一个日军少佐和拉贝在一起，目睹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后，向拉贝坦陈自己的心态说，他原本是不承认日军有暴行的，但此次目睹这些罪行以后，他相信拉贝他们在抗议信中写的暴行是事实，没有夸大其词。拉贝接触到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感到他们中有人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感到羞耻”，但他们作的不是设法阻止，而是千方百计遮掩。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外国代表打算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以后，城里便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忙碌着要把在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在此之前，日方千方百计拖延阻挡外国代表进入南京，“因为怕被进城的官方人员亲眼目睹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另一种遮掩的方法是对将要离开南京的外国人进行威胁。拉贝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奉令经上海调回德国。为此事他去日本大使馆和使馆官员福井商谈办手续。福井一再对他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就要激怒日本军方！”拉贝意识到，这些话，不仅是讲给他个人听的，“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伙伴们听的。”
日本的另一个手法就是在报纸上造谣欺骗公众。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气氛”；“日军给南京居民发面包和糕点，给伤病者治疗，南京居民非常感激，在太阳旗下高呼万岁”云云，《拉贝日记》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拉贝在一月二十二的日记中评述说：这篇文章“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通过报纸造谣还不够，还由外交官出面抵赖。日驻伦敦大使吉田茂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时，对欧洲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表示遗憾，他说：“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不相符……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不出我们的军队有这类行为的证据……”《拉贝日记》也收录了吉田茂的这篇谈话，拉贝在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驳斥吉田茂说：“这里二十五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约翰·拉贝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九○八年来到中国，在此后的三十年中，除了中间一次短暂中断外，他一直在中国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他必须得到德国政府和一九三三年起执政的国社党（纳粹）的批准，为此他参加了国社党。二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行径，并且考虑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人道主义行为，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
拉贝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调离开南京，四月十三日抵达德国慕尼黑。他在德国多次作报告和放映影片，揭露日军的暴行。不久，即被逮捕。他的日记和影片被扣留，后交还日记，影片仍被没收。从此他和全家人受到迫害，被关进集中营，受酷刑，直到一九四五年纳粹投降才获释放。战后他们一家人生活曾十分困难。一九四八年南京人民获悉他的情况后，纷纷捐钱捐物寄给他，以表达对他昔日义举的感激之情。一九五○年一月这位可敬的德国人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九九六年，他的墓碑迁到南京，供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
追忆顾准——赵人伟访谈录
？ 丁 东
经济学家赵人伟先生是顾准生前好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去年岁末，他向笔者追忆了与顾准的交往——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到经济所工作，当时正是“反右”高潮。经济所在批“右派”的过程中涉及到了顾准。顾准当时的编制并不在经济所，而在综考会，他在那里被划成右派，准备下放劳动了。只是因为《经济研究》杂志发了那篇文章受到批判（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二期，并见《顾准文集》第11页至61页》）。我刚来就碰到这样一个场面。
我跟顾准开始接触是在六十年代初，他从农村回到北京，到了经济所，在三里河的经委大楼里，我们一起共事好几年，经常聊聊天。由于困难时期过后不久，又强调阶级斗争，所以跟他个别交流思想不多。经济所一九六四年十月开始搞四清运动，批判孙冶方，顾准也重新被揪出来批判。
我真正跟他接触较多的是在干校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整个干校不那么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