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剑俗家仓匦卤痪境隼磁小�
我真正跟他接触较多的是在干校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整个干校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我们住在明港，我经常跟他聊天。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时大家学点英语，讨论一些问题，我有时就向他请教。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们回到北京。他住学部大院，我在三里河，一个礼拜去单位碰头两次。当时我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第一个方面是学英语，尼克松访华后掀起了英语热；第二个方面是向他学经济。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经济改革，但自己不满足于当时的水平，想学习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两个领域经常请教他。在向他学习的人当中，吴敬琏向他请教最多，周叔莲、张纯音、张曙光、林青松等人也向他请教。由于子女都不肯见他，我们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在向他请教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非常广。“批林批孔”开始后，他把我手中藏有的《诸子集成》中的有关部分借去看，跟我谈起他的感想。他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是没有问题的。”这三个博士，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还谈不上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我‘三反’‘五反’中被罢了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我很惊讶，他当过“大官”，被贬下来成了“右派”，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当时他已经人到中年，学高等数学是很不容易的，到了这个年龄尤其不容易。后来我到了英国，曾拿来英文本的高等数学看，但很难静下心来做题。数学光看不动手是不行的，就像看电影不见得能写电影剧本、会看小说不一定能写小说一样。看懂了数学题，不见得能够做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练出来的。
顾准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在上海起步，完全是自学出来的，在学问上达到了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水准，正如培根讲的那样，“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英文中，灵感叫作inspiration，汗水叫作perspiration，正好押韵。顾准两方面都具备，就是中国人讲的天才加勤奋。培根讲的灵感也可以叫做悟性，悟性加勤奋，顾准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超常的。
当时因为要学英文，他布置给我一些文章来翻译。我记得他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了鲍尔丁的一篇题为《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的文章，我啃了一两个礼拜啃不下来。过去在大学里，虽然教我们的很多教授都是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如陈岱孙是哈佛的，徐毓丹是剑桥的，但他们讲的与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接不上茬，主要是因为当时只能按苏联的教材讲课。另外，美国《经济评论》是第一流杂志，他选的是最新的探索性的文章，我翻了几段，他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我自己又选了些不太难的文章，翻完之后请他看。他看了后说：“这还差不多。”后来我又翻了几篇文章给他。当时他在北京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但我把文章给他，他马上就看，并且在旁边用红笔改了很多，还批上这个问题怎么翻译比较好，那个问题值得推敲之类，改得非常好。他自己正在写作，应该很忙，虽然当时还没有确诊是癌症，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对比他年轻的人去求教，指导得非常认真。没有人规定他必须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报酬，无非是大家自发地向他学习一点东西。他教我们教得很细，我们这些人对他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尊敬。每当我们向他求教，他总是毫无条件地帮助大家，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商业关系的利他主义，完全是友谊的体现。我是非常感动的。
作为学者，我认为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天才加勤奋固然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对于一个搞学问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在顾准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他从不人云亦云。科学要发展，如果人云亦云，就不需要你去吃这碗饭了。我认为，他在学术上，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去世，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人们说孙冶方是经济改革之父，但顾准是孙冶方的高参，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孙冶方一九八三年去世。据说他的晚年也曾经考虑到市场价格，对市场化改革有想法。当时我在英国进修，是他推荐我去英国的。一九八四年我回来时，他已经去世了，遗憾的是他去世之前，我没能见到他。从他们两位的思想体系来讲，应该说顾准是早就有真正的市场机制的思想，而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还是计划生产价格。当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都要讲效益，都要讲利润，这是一致的。真正的市场机制的思想，顾准早就有了，而孙冶方，看来还需要有一个突破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不想贬低孙冶方，他也很了不起，而且从批评传统体制的弊病这方面看，孙冶方做的工作比顾准要多。但是要从经济学的思想境界和理论境界来讲，应该说顾准处于更前沿的位置。对顾准这种努力探索的精神，以及他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应该加以高度的评价。我跟朋友们聊天时也说过，如果顾准没有去世，他今年也不过八十二岁。八十二岁在今天不足为奇。可以设想他在这十八九年的改革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他一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热心鼓吹者和推动者。但是不是因此而会再次受到批判，也很难说。顾准作为一个学者，在经济学思想方面，第一点是天才加勤奋；第二点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第三点是一直站在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沿。这都是应该高度肯定的。
顾准是经济学家，是历史学家、会计学家、数学家，是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到英国之前，孙冶方跟我谈过，在“文革”初期，他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曾对他说：“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是顾准亲口对孙冶方说的。
“文革”初期，我曾看到红卫兵向他搞外调，那时的年轻人对三十年代的历史不懂，提的问题又不着边际，顾准觉得那些人提的问题太幼稚，就说：“你们别问了，我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遍吧。”这种态度，结果是挨了打。在干校，以及从干校回来，我也直接间接地听说他“文革”中挨打的事，当时的“右派”，在历次运动中都是首当其冲的。但顾准很有修养，如中国古话所说的叫“忍辱负重”。
据我所知，他对他的子女以及妻子汪璧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有一次我去看他，当时他正躺在床上。我问：“你今天怎么啦，身体不好吗？”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女儿回到北京，我想见她，可是见不到，心里不舒服，所以躺在这儿，难受。”顾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很爱他的女儿，当时女儿不来见他，他自然很伤心。
有一次，我借给他一本英语的《茵梦湖》。这篇小说写一对德国的年轻男女，自幼青梅竹马，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挠，未能成婚，而女方则由母亲作主嫁给一个具有大量遗产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后来男主人公老了，就坐在房里搞学问。我是为了学英文借来的，当时弄点书就互相交换。我把这本书借给顾准看。他看了以后，还给我时说：“我已经哭过了。”显然，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搞学问，一个亲人都没有，使顾准触景生情。但是顾准说，《茵梦湖》中的主人公哀而不怨。我想，他也是哀而不怨。他“不怨”说明他有修养，他的“哀”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对于周围世界以及亲人对他的抛弃，他是悲哀的，但是他也没有去怨恨，只是自己流点眼泪就完了，从这里反映出他对亲人在道德上也是很高尚的。
我常想，顾准一生坎坷，遭遇悲惨，自己受了那么多的罪，历次的政治运动要扭曲他，可是他对别人却从不扭曲，他对待别人还是一颗平常心。有的人受了别人欺负以后，以牙还牙，用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对付别人。有的人也挨过整，但是整起人来也很够水平。有人往往是既挨整，又整人，或者是你亏了我，我就得去亏别人，用这种做法取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但顾准这样，一辈子挨整，却从未整过别人的人，这在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中实属罕见。他挨整之后，并不认为自己有理由心理变态，发脾气，整人，以牙还牙。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现在虽然生活苦，但我翻译了一本书，还没出，等出了一定送给你一本。”（指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他还对我说：“老赵，我翻译这些书，是为了拿点稿费培养子女们上学。”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文革”以前，书是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尽管后来他同子女的关系弄到那种地步，但在当时他这样想，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和作为父亲的责任心。
顾准虽然受过那么多苦，但对待周围的世界，还是满腔热情，希望社会进步，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社会哪怕有一点点进步，他都是非常高兴的。顾准对周围的世界，对周围的同志，都充满感情，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他对人的宽容，都说明他具有相当高的道德修养。他一生坎坷，最后被癌症夺走了生命。临终以前，他还跟我说过：“不想死，但是没办法，总想多做点工作，想延长一些生命，虽然那么苦，但是总还想活下去。”他对自己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表示无可奈何，虽然非常留恋人生，但没有办法。
最近听到有这样一种议论，说顾准是被经济学界炒出来的，陈寅恪是历史学界炒出来的。我反对炒歌星，也反对炒学者。不过什么是炒，什么不是炒，其间还是有一个界限。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事实还以原来的真面目，不能简单地断定为炒。我不否认好事情也会有人来炒，但是给顾准一个科学的评价，本身不能叫炒。他能够在三十年代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投身革命，又从中悟出道理来，坚持自己的思想，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持负责的态度，而不是趋炎附势的态度。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当然这种态度往往吃亏，但是他甘于吃这个亏，很不容易。如果他稍微把自己隐藏一点，或者趋炎附势一点，部长是当定了的，汽车是坐定了的，别墅也是住定了的，这些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他为了真理，为了独立研究的精神，全都舍弃了。顾准虽然少活了几十年，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有限的生命内，他竭尽全力地承担、并努力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虽然没有活到改革开放，但是他遗留的思想应该说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顾准一生的遭遇非常悲惨，他受的罪太多了。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对他也是一种安慰。现在正是按照他的设想在向前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应该否定什么，肯定什么，顾准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
？ 苏 华
姚华，字重光，号茫父，民国初期誉满京华的一代通人、耆宿。因病残早逝；又因晚清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子之乱后，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出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等职，长期被人误为旧京遗老；再因学问、文名、书画皆为一时所重，被向学之士、文人墨客、艺林高手分割散记，以“弗堂”著名的姚华先生，竟长期不见经传。近十年，虽渐为学界中人提及，但与其盛名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以成就论，称姚华先生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工艺美术大师实不为过。以教育家言，姚华先生曾任北京女师大、京华美专校长，及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教授，尚被北京大学造形美术研究会聘为导师。位居城南菜市口烂缦胡同的莲花寺南院是其治学讲学的寓所，因姚华先生将其书房称之为弗堂，故他的大学讲义印有《弗堂论著》字样，词曲集命名为《弗堂词》，治学、教学、创作成果之部分集成则更署《弗堂类稿》，明其涵意；其学生也以“弗堂弟子”而尊之一贯。因其学识古泽博深，又通达务实，进而受业于堂，退而请益于室的青年学子众多。如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当年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一面和其他北京各大学学生在校求学；一面又到姚华先生的“弗堂”听讲学。听毕，还集体整理、油印出《弗堂弟子记》散发。京华美专的“弗堂”弟子，更是桃李满天下，不胜枚举。
姚华先生在古文字学的高深造诣，主要体现在《弗堂类稿》和后人为其编辑成一册的《书适》《黔语》《小学问答》等著述上。一九一三年，姚华先生与鲁迅先生等学者同受聘为全国读音统一会，足见功名不是泛泛之辈。史学家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一书中，就曾十分推崇姚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学甚博，而尤精于许氏《说文》，一生肆力于文字诂训，可谓专精。”民初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请姚华先生为其《说文古籀补补考》一书撰写序言，姚华先生的古文字学观点竟随丁佛言的这本论著一起风行。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收有姚华先生词条，定为近代戏曲理论家。列其戏曲论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翯猗室曲话》《盲词考》三种；另有与刘师培、王国维等合著的《原戏》，内收姚华先生的论文《说戏》。姚华先生在戏曲界公认为有影响的另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是与《翯猗室曲话》同时成书的《曲海一勺》。《曲海一勺》最早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由于姚华先生深得戏曲学理三昧，京昆声腔、花面钩脸亦能深发其秘，当时北京戏曲界大家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很是敬重姚华先生，均拜他为师。而姚华先生与之交往也甚密，并经常互相切磋戏曲表演艺术，对清末民初京剧、昆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倡导地位。
概念准确，定义具有典范性，再加用词简练、精要，《汉语大词典》从姚华先生的文论集《曲海一勺》《论文后编》两书中，摘录文论作书证的有二百多条，其中不少还是孤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亦将姚华先生的这两部文论著作编入。其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钱基博所著《中国文学史》，将姚华先生视为民初曲学家和散曲作家，可与王国维同列齐名。解放初期去世的戏曲理论家卢前，对姚华先生的曲学和散曲小令，更是推崇备至：“曲海寂寥，幽光斯显，足备一代之征，岂仅为黔学增重已耶？”据姚华先生考证，明代有关诗词论著，普遍忽视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存在。他认为明人此见不符事实，遂将搜集的汲古阁刊的多种版本精心校勘、订正、铨释，得出“曲发生于词，并发展了词”的论断，并将曲的生成、发展概括为通俗易懂的四个字：“翻词入曲”。
值得看重的另外一点，就是姚华先生所写的这两部曲话著作，并不是只为曲而曲，而是目睹辛亥革命后，“中国旧籍，渐传异域，东邻估客，时至京师，百家之书，靡不捆载，至于词曲，尤投嗜好”之风，很是悲愤，治曲的心情以忧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