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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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异域，东邻估客，时至京师，百家之书，靡不捆载，至于词曲，尤投嗜好”之风，很是悲愤，治曲的心情以忧喜各半可述。
姚华先生最早是以诗人之名闯入文坛的。因以反封建的“秋草诗”而流布，故有“秋草诗人”的称号。姚华先生的诗集收在《弗堂类稿》中的共有十卷。前期的诗集《藜峨小草》、留日前后的《芦雪樱云》诗名不大，大盛则在一九一一年流寓旧京莲花寺所著《记事抒情诗》三卷与《金石题咏》《前人遗迹题咏》《题近人画》《自题画诗》及《题官私录印自注》前后。民初供职于教育部的桂诗成，曾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旧京文坛争传姚华先生诗篇的这一故实：“当辛亥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著，欲识一面而不得，以为怅。”叶恭绰、徐志摩等名流大家，对姚华先生的五言古诗亦深感敬佩，曾分别撰文赞赏有加。更有趣的是，徐志摩在致蹇季常的一封信中如此写到：“得先艾函，又迟五、六月奉姚茫老诗卷，闻名已久，奉读喜慰可知，容为写序一篇。《新月》印行，卷前或摄附茫老稿迹，以示珍异。如此转译为前所未闻。昔畏庐不识蟹文，仅凭口传译散文已奇，今茫老更从白话译折成五言古句，真词林佳话，可传不朽也，乞为致敬意。”姚华先生将泰戈尔的《飞鸟集》译为五言古诗，已是佳话；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如此激赏旧体诗人姚华，何尝不是文坛佳话中的佳话。
姚华先生的诗作自然是以文人诗居多，但也有流传到市井百姓的事典。一九二三年，志同道合的密友陈师曾溘然逝世后，姚华先生不断为亡友遗画题诗。从当年十二月起，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这期间，姚华先生集中为陈师曾的两本册页题诗。这两本册页，一是“石帚词题师曾山水册页”；一是“京俗词题师曾京俗图册页”。陈师曾画、姚华题诗的这两本册页，解放前曾多次印刷，深受社会各界人士欢迎。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六年经李一氓建议，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京俗词图”（书名出版时改为《北京风俗图》，较原刊本少第二十四图及题诗）后，姚华先生的诗作和书艺才在新时期又露峥嵘，艺林佳宝也得以重现。
姚华先生的书法更是了得。八十年代中期，刘海粟先生在为《姚茫父书画集》所作的序言中，品评绍介姚华先生的书法艺术为：“作书如大匠造殿堂，以欧、颜为梁柱，六朝象赞为砖瓦，晋人行草为门窗帘幕，《石门颂》为匾额，高起高落，内敛郁郁之气，得金文倒薤法，笔先顿而后曳，方圆相济，笔情刀味如名流高座，意气慑人。”原美专学生刘寄踪在给姚华先生孙女姚伊的一封信中，为姚华先生书法作品的不朽，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识见：“记得每到姚师上课的那天，同学们老早就准备好纸张、笔砚，渴望能获得姚师一帧墨迹。有些同学在上课之前，就伫候在教室门口，争先迎接姚老师到来。姚师常有求必应，不惮其烦，在课时之内，手不停挥，给每个提出请求的同学，各写一帖，决不使我们失望；姚师书法有：行、草、楷、篆各体，隶书少见。他用笔有神，转折绵密，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不论纸张形式，纸质优劣，从不预作规划，总是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面写，才一面将纸卷逐渐展开，都能一气呵成，布局适当。”清末民初，书法界受包世臣、康有为“学碑成楷”的影响极盛，姚华先生虽“信而好古”，但却能以“述而不作”之法，求得自成一家而独立于书坛，真乃通人也！姚华先生的楷书，郑天挺教授称其为是“以隶运平原（颜真卿），方中有圆，体韵丕变，酷似北碑”；老友陈师曾则谓“兼冬心、完白之长”。邓见宽先生撰文更进一步指出：姚华先生“实际上是用其家乡前辈书家莫友芝以隶入楷的方法，而又自出新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姚华先生对唐碑的看法，也与康有为不同。他认为“中唐碑刻，笔迹宛然，北海（李邕）之流，且以书家而兼石师，刻笔之精，自得奥舕”。所以他好用短颖健毫作书，下笔有如刀刻，古拙浑朴，意趣盎然。别人写篆书，历来是以李斯、李阳冰为最，姚华先生却参以金文及“汉三颂”书之，其作有如铸金契石，字体则疏密相成，庄重雍容。也难怪，六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有识之士仍在四处收寻姚华先生的墨宝。据北京宝古斋黄玉兰、陈岩两位经理说，法国使馆一官员收买了姚华先生的大量字画，后来他调到日本任职，还回到北京专门收集姚华先生的作品。
姚华先生作画亦是一奇。四十岁以前还无此雅好，但自从他“与周印昆、陈叔通登泰岱，游曲阜，访邓蔚、灵岩，泛西湖，扬帆海上，名山在胸”之后，恣意作画竟情不尽，笔不止。此时的姚华先生，用郑天挺教授的话说：“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晚年潜翳古寺，出其余绪以为书画，见者惊为瑰宝，而文名反为所掩。”姚华先生的画究竟有多好？请看刘海粟先生的一番自白：“读茫父书画，化身为梅林舞鹤，云海翔鹰，幅无大小，无不开阔，斯时斯地，吾土吾民之情，横溢画外，虽经百劫，甲子重周，展卷犹湿，若甫竣稿。窃谓读书之暇，得一小轩，一椅而外，不容他物，壁上挂茫父佳作一帧，煮茗焚香，日坐二小时，相对忘机，于愿足矣！”大师可挂姚华先生的佳作鉴赏，一般的爱画者若能得姚华先生的一幅半缣，视为珍宝，亦是不易。
旧京画坛，先以姜颖生、林畏庐两人为巨擘。民国初，陶宝泉殊有画名。至民国五、六年之后，陈师曾以其笔力高古和为人温雅且有特行而凸起，与其最数往还的有姚华、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至抗日战争前，凡谈及国画大家，必曰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那是肯定的。陈师曾病殁金陵后，画坛主将是谁，因分歧较大，不宜考辨，但代表艺坛发言的却是姚华，恐无可非议。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创办《艺林旬刊》，在创刊号上，唯一的祝辞就是姚华先生的一首祝诗。诗云：“绘画由来清净土，近来恶道转嚣尘。一幢高树人须见，待救诸天七返身。”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陈师曾逝世后，画坛风云流散，画派争纷别斗，姚华先生甚为痛心的境况。此后，《艺林旬刊》及北大造形美术研究会创办的《造形美术》，这两个在当时极有影响的艺术杂志，就成为姚华先生经常发表艺术论著的阵地。正因为姚华先生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当时画坛无人企及的地位，所以友朋星聚，门生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仅举梅兰芳先生回忆文章一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泰戈尔夜车赴太原，那天中午，我和梁启超、姚茫父等为泰翁饯行……泰戈尔问我：‘听说梅先生对绘画曾下过工夫。’我告诉他：‘那天出席的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师’。我指着茫父先生说：‘我爱画人物、佛像，曾画过如来、文殊、观音、罗汉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最为难得的是，一九二六年，姚华先生猝患中风，以致半身不遂，只能以一只残臂作书绘画，直到逝世前，还躺在床上著述了最后一本文字学专著——《黔语》。
姚华先生在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在刻铜品、唐画壁砖和西域古迹笺及颖拓上。据邓云乡先生介绍，鲁迅先生曾购得一破墨盒子；系姚华为盒面绘一正面鸟，两目圆睁，立于山茶花上，并书一绝句。鲁迅先生戏呼这不寻常的两目可怖的鸟为怪鸟，并赞茫父先生一反历代画家画鸟只画侧面的传统，长期将这破墨盒子放置案头。鲁迅、郑振铎先生十分喜爱姚华先生的书画笺，现已为人所熟知。郑振铎称其“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鲁迅先生则称其笺纸“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
郭沫若在一九五七年见陈叔通以姚华先生颖拓泰山残刻二十九字见示后，即抒感叹：“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郭老还对陈叔通此举大加赞赏：“叔老特加珍护，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此后不久，郭老犹言未尽，又书一通：“叔通重茫父，用意良可射，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除郭老外，马叙伦、林志钧、邵裴子等老先生亦对姚华先生的颖拓作品，表示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赞赏。
姚华先生生当晚清，虽科举进士，但国事乱象他是痛恨异常的，只因官小职低，图强抱负无从施展。留学东京，本想治经世学，归国后，还曾著《财政论》《银行论》，以示启蒙，但腐败的清王朝何能以《财政论》《银行论》相救！清王朝被推翻后，姚华先生是以万象更生的企盼，才进入民国参议院当议员的。虽为民国，但政坛你争我夺，为个人谋的陋习丝毫没有改变，姚华先生耻于这种奔官成风的明争暗斗，毅然弃官而去，就连新学的法律政治，也一并丢弃。不能为国家福祉效力，退其次，赁居破寺中，办教育，重理旧业，书法绘画，作文论艺，出售才华，换取生活必需，也不取军阀当政的一分一厘，这岂是当时旧式文人都能做、甘做的行止？对于姚华先生的这种气节，姜德明、史树青、朱崇演先生曾以姚华先生在不同时期诗刺窃国大盗；诗吊爱国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不畏株连，为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学生方伯务题诗出版遗作的进步史实，撰文予以高度评述。萧乾、文洁若先生将姚华先生论定为是“一位有气节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对于姚华先生的一生，文洁若先生总结为：“字里行间显示出了一位耿直不阿的中国文化人的铮铮铁骨。茫老毕生从未屈于军阀。”其实，姚华先生淡泊名利，决心在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追求新思想、新观念的志向，早在他写的《弗堂记》一文中就有显示：“弗堂陋室也。其成也苟，一切弗中制度，主人乐以为堂，因而堂之”。其中“一切弗中制度，主人乐以为堂”，就是心志。而在抵御西方文化的侵略、维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延续上，姚华先生亦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初，针对国人言必希腊、罗马、英法的文化本位倒置现象，姚华先生和陈师曾联合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大村西崖教授，多次研讨东方绘画理论，最终以三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人画复兴》《中国文人画价值》和《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而结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个集子，在我国艺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通人，竟无人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不朽何在？难道只有字画颖拓破墨盒子？
读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 萧 乾
这也可以说是一本翻反右斗争老账的书。因此，初打开来，我头脑里首先冒出个问号：四十多年前的事啦，用得着还再去费那脑筋吗？反右中遭殃的据说远远超过五十万。可如今死的死，平反的平反。弦外之音是：觉得有些多此一举。
可是读上几页就感到邵燕祥这么认真，绝不只是为他自己伸伸冤。他是就五十年代中期那场斗争，来探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我曾引过洋人批评咱们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对待历史有点像拨拉算盘。西方人用笔算，总数要是错了，就找出错在何处；而算盘倘若打错了，就只能把算盘珠子一划拉；再重来。按说马列主义最讲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认识；而咱们的历次运动开头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最终则虎头蛇尾，一风吹，“平反”了事。反右据说最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搞错了——仿佛为了表示并未全错，所以末尾还留了几名，以证实那番大伤元气还是值得的。正由于没总结，所以继之而来的“文革”，灾难可就更大了。
想到这里，我开始认识到邵燕祥此书的价值了。他不赞成像拨拉算盘那样：既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就用不着叫真啦。他认为个人得失可以不计较，但民族走向马虎不得，他不能忘记在那“声讨者拿着帽子找头”的年月，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是“恶毒攻击”就是“罪该万死”。为了避免时间更长也更痛苦的斗争，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喊声下，被斗者只好迎合斗争者的需要，大包大揽，信口开河起来。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既当过斗争者，也当过被斗者。我一直在默想：这么斗出来的“果实”，从正面衡量有多大价值？而算算它负面的账就不堪设想了！倘若举国都变成了应声虫，民族就实在太可悲了。
那场“文革”既是灾难，也是深刻无比的教训。它用其“忠字舞”及接电话先背句语录等愚民做法，充分暴露出那帮人的愚昧疯狂，从而更让人们警觉起来：再那么胡闹下去，民族就非沦亡不可。
我认为邵燕祥写了一本有利于国有利于党的好书。他没有像我及许多被斗者那样，挨斗时闭上眼睛认命，后来改正了事，皆大欢喜。他认真地观察、分析、思考过，觉得革命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让理智与理性全部停工。当时被斗者趴在地上，斗者踩在背上厉声问道：服不服，认不认罪？这种“服”和“认罪”怎么可能是由衷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未必能体会到七十年代以前那一场接一场的风暴以及对社会、对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像拨拉算盘珠子那样，错了就从头再来。如果不讳病忌医，就应号号脉，认真查查病因。
因此，我深信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好书。
片言只语见性情
？ 谷 林
《周作人日记》壬寅十一月十七日（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录有“倚枕口占”七律一章，首两句云：“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作者当时十八岁，在诗后还发了一通议论，结末写道：“余尝恨秦王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谓）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
《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亡匿下邳；乃遇圯上老父黄石公，授与《太公兵法》，习诵遂为王者师。这一故事迭入后世吟咏，但少见“哲士”之悲，不易觅得周作人的“同志”；有些更语含讥嘲，如袁宏道《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童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皆是类例。
踏实说，焚书令下，哪里便会顷刻间片策无剩？有疏脱走漏殆所难免。更何况似醉如痴的书迷，任何时地总可找到那么三两个，舍得陪上身家性命，也要千方百计豁出去抢救护藏。鲁恭王为辟宫室而坏孔子故宅，即曾从“复壁”中发获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不就是勇决之士隐蔽下来的秦火之余吗？时移世改，一朝重见天日，自然有人惊喜，有人感叹，那也不在话下。
现在要说的则是周作人亲自的遭际。十年动乱，他本人至于天年不遂，而他写给江绍原的一批二三十年代信件，历劫犹存，竟为江绍原长女江小蕙“陆续发现”，共得一百十封；“求则得之”，苦雨斋居然也不如想象中的荒落，一批江绍原同时期来信遗留在此，虽往还呼应不能逐一对号，而计数巧合，也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