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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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酿造醇厚的体育文化
？ 苗振亚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两个球，大的地球，小的足球。不信，你从街上随手拉过一个年轻人来，问他我们的国防部长是谁，他或许搞不清是刘华清还是迟浩田，如果问起马拉多纳与施拉普纳，古利特与古广明，他就绝不会犯糊涂。
当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挤进了现代文明的脚步，为什么充满野性的足球运动会裹挟三教九流，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呢？人们也许会说，足球比赛是精彩的战斗，美妙的艺术，惊心动魄，激烈空前，停转过带射让人看着十分过瘾。当然，这都没有说错，但却没有社会学家郑也夫说得深刻，说得有趣。
郑也夫把足球等竞争性体育运动引入人生哲理的思考，从游戏与人生的关系说出了更深层的原因。首要的原因是，在人生与社会中，永远找不到像田径场上同一条起跑线、棋盘上一方十六个子、足球场上一边十一个人这样的公平竞争，因而，一切体育竞赛就成了人们对社会竞争中不公正现象作出的游戏补偿。其次，足球赛中的胜负得失之间、实力与运气之间、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所留下的惋惜、遗憾、余味更多，更能够引发对人生社会的种种联想与感悟。再次，足球是把力量与技术、粗野与精细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使人们欣赏精美艺术与崇拜野性力量的心理同时得到满足，文明给人以规矩，人们却在竞技场上找到了人性的发泄口。另外，与其它运动比起来，足球运动的胜负因素更加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它既酬劳辛勤劳动与基本实力，又嘲弄微小过失，必然与偶然不可分割，未知与期待造成悬念，这正如人生一场的浓缩。
说起这最后一条原因，难免搅起几股苦水。一九八九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选拔赛，中国队对阿联酋与卡塔尔的两场比赛中，都是一比零领先，终场三分钟内却被对手连进两球，终失世界杯出线权。一九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足球赛，中国队竟意外地以零比一败在泰国脚下，挤出八强之外。而在一九九七年的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中国队本来以二比零领先伊朗队，由于下半场的放松，终以二比四败北。这显然是谁也未曾料到的事情，人生长途的类似情况不也比比皆是吗？
把足球运动引入人生比拟，哲理思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足球要改变落后的状况，踢出亚洲，冲向世界，人们已经等待了一年又一年。就在中国足球队运交华盖、接连失败的一九九一年，阴云笼罩中国足坛，郑也夫的《中国足球的出路》一书问世。一位关注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学家，要为中国足球治病了。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只问局部，不问整体。他用社会学家的扎实功底与对足球运动现状的深入调查，对中国足球的体制、赛制、技术、战术、训练、管理，乃至中国足球人口和少年足球的发展，进行全方位观照，作出了透辟分析。对不常设国家队的主张，对国内甲级联赛重要性的肯定，对现行国内赛制的看法，几乎详尽到从论证到制定具体方案的地步。让人从中看出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心急如焚的责任感，社会学家的科学理性，以及一个超群的经营谋划之才，既在足球之内又在足球之外。
对于中国足球不能起飞的原因，他说得直言不讳。“表层原因是技战术，中层原因是训练，深层原因是体制”。而体制的原因，从一个运动员的少年时期就打上了烙印。那些少年队与少年体校的训练，总是有一个远大而沉重的理想目标，把训练安排得太满，不给孩子留下自由地玩球时间，永远是指令、吆喝、基本功、战术摸仿。让孩子感到刻板而乏味，踢球变成了负担。当这一切内化成性格以后，任何一个天才教练都无可奈何了。而当这些少年球员长大以后，面临强敌，战术失灵，就像走入陌生地带，呆了，傻了，只怕失败，不敢负责。其实，这何止是足球，那些学画画的、学书法的、学琴的孩子们，不也是这样的吗？一种有形的与无形的体制，戕害了多少人才？
郑也夫的笔锋直刺体制。对于具体人的评骘，他也从不躲闪。当然，评价人，首先应该评价足球教头：“苏永舜无疑是中国十余年来的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教头，当时的国队实为亚洲第一，只是运气不佳。曾雪麟缺少的是性格，明明是打平即出线的球，偏偏顶不住压力，为要面子强打攻势，遗憾终身。高丰文有性格，也不少运气，但不是知人善任的指挥官，那么好的边锋古广明不能招回，那么善于固守反击的李华筠却因犯纪与人际关系等问题而排除在外。因而高丰文虽有性格，缺少胆量，乃不是成大器者。”当然，这些人今天已成为历史，而当时他们还活跃在足坛上。今天，球迷们甚至能用很尖刻很难听的话哄戚务生下台，而当时的球迷却无此尖利，郑也夫算是开先河了。
作为学者的郑也夫谈论足球，开始并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也许认为那是为学问找载体，不外是隔靴搔痒。然而，鉴于它强烈的针对性与言他人所未言的新鲜见解，终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从边缘走向中心，就像把一只球由场外踢到场内。他的议论激起包括高层足球官员在内的百家争鸣，建议性的文字也多成为中国足球的现实。那些富有哲理意味的评述，升华了球迷们的意识，几乎就成了足球评论的经典。随后，郑也夫从足球谈到其它大球小球，从体育竞赛谈到棋牌类的智力体育比赛，从国内谈到国外，在体育智育的竞技场上纵横走笔，囊括万端。到一九九七年四月，这部分文章汇集为《游戏人生》出版。在这里，他除了继续为中国足球出谋献策与继续揭示足球等体育运动的美学意蕴以外，在对体坛人事的评论中，明显给人以浓重的体坛沧桑之感。
体坛沧桑总是牵系着个人命运。那位“能在小空间中玩出大把戏”的罗马里奥，却不再有下一届的辉煌，只能令人惋惜。那位意大利近二十年最好的球员巴乔，竟然“没拿过世界杯、丰田杯、欧洲冠军杯，甚至在意大利联赛上都拿不到冠军”。那位第十一届世界杯赛上欧洲最伟大的足球设计师克鲁伊夫，竟在赛前搞了个告别赛，负气出走，命运注定他与世界杯无缘。那位“带球过人出神入化，捕捉战机似天神相助，传球精确好像丈量过”的不世之才马拉多纳，带着几脚妙传，一记入球和浑身绝技走了。“马拉多纳是个坏孩子，不是坏人，他永远不懂得这个貌似文明的世界”。我们说，不懂得这个貌似文明世界的，还有已经加入了日本籍的何智丽——小山智丽。一九九四年，她代表日本队打败了邓亚萍，国人的理智被情绪淹没，同声指责与唾弃一位世界级的运动员。此时，如果不随声附和，似乎就有心怀异端之嫌。郑也夫在此体现了他真正的学者品格，潮水般的声浪覆盖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游戏有游戏规则，体育竞赛遵从的是体育逻辑，尊重的是公平竞争，不该与政治紧密联系。我们应该看重人的价值，一个运动员的生涯在不该结束时而结束了，她除了出国发展，参加竞赛，已没有其它更好地选择。如果有不对之处，应该是沿袭几十年的“让球”之风。这种选拔制度从根本上扼杀了人才，违背了公正，亵渎了观众的感情。我们总是很轻易地指责一个超群出众的人才，让情绪淹没理智，郑也夫又把理智找了回来。
郑也夫说：“当今世界球坛上能出现风格与马拉多纳迥异、实力上却可与之一决雌雄的古利特，实在是球迷们的福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位有成就的社会学家，能把自己一腔深邃的哲思、一手优美的文字，用来评说足球及一切体育运动，这也是球迷及一切体育爱好者的福分。一个民族要酿造醇厚的体育文化，既要有优秀的体育运动员，也须仰仗一流的学者文人的点化之笔。美国第一号政治评论家赖斯顿点评赛场风云如呼风唤雨，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以生花妙笔为围棋大赛撰写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被美国报界拉入第十四届世界杯大赛的侃家之列，虎虎雄风已勿须赘言。只有大手笔才能让体育评论由侃球而进入哲理人生，减少肤浅的噱头与僵硬的说教。中国的大文人应该踏入这个场子了。这也是郑也夫的呼吁，他自己已身先士卒，进入角色，其重要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定价270元。《游戏人生》；海南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定价1280元。）
熔铸古今 雅俗共赏
？ 陈蒲清
汤可敬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融合古今研究成果，把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拓宽了《说文》研究的新局面。
各门学科的研究历史有长有短。历史短的学科，容易创立新说，但其难处是缺少可供参证的学术积累。历史悠久的学科，学术积累深厚，但要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确很不容易。《说文解字》问世已经将近两千年，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从传世的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算起，也有了一千多年历史。近人丁福保汇编《说文解字诂林》，搜辑从徐铉、徐锴到清代段玉裁等的著作共两百多家，后来又增补了近代的研究著述。现当代也不断有专著问世。可见“说文学”学术积累之深厚。如何对待这么丰厚的学术积累，便是摆在《今释》作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显示了作者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一是原文校勘，参校众本，择善而从，可此可彼者尊重原文不校改，新说证据不足者只在注释中介绍某家的校改意见；二是句读和译文，尽量恪守原文的字面意义，不掺杂研究者的不同见解；三是注释，大量引用前贤成果，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四是引用古文字学与其他考证成果，以验证或纠正许慎与前人的说法。且任举一例：皇★大也。从〔自〕王①。自，始也。始（皇）〔王〕②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③。胡光切（huáng）。〔译文〕皇，即大。由自、王会意。自是初始的意思。初统治天下的人是（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是伟大的君王。“自”的音读像“鼻”字。当今俗语把最初生下的子女说成是“鼻子”。〔注释〕①自：《段注》本作“自王”。当补。②始皇：《段注》作“始王”。三皇：《段注》引《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③许君用来证明“自”有始义。〔参证〕金文作……★。吴大贗《古籀补》：“日出土则光大。日为君象，故三皇称皇。”林义光《文源》：“象日光芒出地形”。这种做法，跟某些著作不尊重原文而热衷于“创新”，或墨守原文而不吸收学术界新成果，或利用别人新成果而不注明出处，总之跟这些浮薄风气，有天渊之别。这种做法，不仅使《今释》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资料性，而且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学风，是以戴段二王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优良学风的发扬光大。全书大体如此，仅书后列举的“主要参考书目”便有一百三十六部。
《今释》不仅全面吸收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不少创获，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纠正补充前人的见解。如：前言中阐发“释义的体例”时，提出了“别义寄于书证例”。《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虚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然的大山，第二个意义（别义）是居民聚居的单位。许慎只标明第一义；别义隐含在书证（“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自《周礼·地官·小司徒职》）之中。据作者说，全书此种用例不下一百例。不明此例则容易误解。又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提出“说文连上篆字为句”，解决了《说文》阅读中的一大疑难。但钱氏又指出，山名、水名、草名、菜名也“当连上篆读”，则是不对的。《今释》吸收了钱氏的正确之处，而纠正了其错误，廓清了概念。
《说文解字》是古汉字本形本义的总汇。字头九千多个，有些字今天已不独立成字，或成了偏僻字；很多字的读音变了，意义变了。因此，这是一部难读的书。《今释》把字头和正文中的难字，都一一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了注音。这便解决了难读的问题。《说文解字》还有一大难处，便是难检索。原书以小篆（合以古籀）为字头，小篆无起迄分明的笔画，故许慎只能做到“分别部居”、“据形系联”，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九千多字光靠分部和据形，是很难查找的。不仅初学者难，即使是专治文字学的专家也感到难。徐铉便在《说文韵谱字》中感叹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过去，人们也想解决这个困难。如：陈澧的弟子黎永椿，因自己少年时代读《说文》吃够了检字的苦头，便立志编了一本《说文通检》。他将篆书换写成楷书，再按笔画检索，并将别体字作了对照处理。这给读者解决了不少困难。但他仍囿于《说文》的五百四十部。汤可敬先生的《今释》在检索上有两点贡献：一是“部首检字表”，采用流行的二百部首；二是编了“音序检字表”，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音序。这便为当代读者开了方便法门。《今释》解决了《说文解字》难读、难检的两大困难，使这部伟大的学术著作更加走近了广大学子，其普及之功可以跟清代说文学大家王筠比美。
汤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能融合古今研究成果，把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非一日之功。他二十多年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而且善于读书，往往有间；在研究文字学方面，他受周秉钧教授的指导；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这部一百九十万字的鸿巨之裁。除了别的成就，仅仅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此书的责任编辑梅季坤先生，发现这部书稿后，认真审读，细心校改，其甘为人梯的精神颇值得赞赏。我在一九九六年中，多次到岳麓书社，便多次见他伏案审校此书，亲自动手剪贴篆字。我颇为他的精神感动。
本人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每年都要讲《说文解字》，深知学习《说文解字》的艰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写了以上的心得，愿与作者、编辑、读者共同分享此书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说文解字今释》（上中下），岳麓书社1997年版，定价98元）
功夫在字外
？ 何 频
前辈学人陆颖明（宗达）的嫡孙，现在也为学人的陆昕，近时左右开弓，一著一编，连出了两本关于启功的书。写的那一册名为《静谧的河流·启功》，其中不谈书法，专讲传主“因善书而引发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名人照相簿丛书”，读来亲切脱俗。编的则是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启功卷》，分自述自传和学术、随笔、短论与诗三大块，凡二十三万言，其实是启功先生著述的选集。我交替阅读着这两本新书，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上课听老师解说文本融汇百家，神采飞扬，多为老师的情绪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