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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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当初向贾羲民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请教于名家吴锐汀。十七八岁时，经一位远房叔祖的引见，又得入跨车胡同齐白石门下问学，艺术的灵苗遂在其心中节节生高。
书画是笔墨功夫，师傅带徒，每每口授心得，往往是就事论事，即兴式的居多，需要弟子八面意会、综合理解方可获其要旨。齐白石画室中常年挂着宋人陈搏的一幅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钦羡之余，先生总以临写多遍而不得前贤笔意为憾事。齐师还出示过自己的书画旧作为学生批点讲解，分明有篆书对联与何绍基一路的题跋。某日，白石先生谈到书法训练，却反对临帖。“字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口气一味的自信和固执。细心的启功并不敢随声附和，他悄悄拉开记忆的抽屉，里面又有先生盛赞过唐人李邕的《云麾李思训碑》的语录。为什么先生言行不一？启功一直疑而不决。颇过了一些时日，他终于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所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白石先生晚年急欲融化从前所学遍的各家，摆脱临摹的痕迹，努力树立别开生面的个人风格而已，他是在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希望。但是，“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
启功做学问和读书，不仅不盲从先生，亦不轻信书本和古人，曾做翻案文章，识见令人耳目一新。
画师毛延寿因丑画王嫱而被皇帝斩首，似乎已是千古定案。可是，启功填《昭君词二首》，曾撰小序：“古籍数载昭君之事颇可疑，宫女在宫中，呼之即来，何须先观画像？即使数逾三千，列队旅进，卧而阅之，一目足以了然。于即淫且懒之汉元帝，并非难事。而临行忽悔，迁怒画师，自当别有其故。按俚谚云：‘自己文章，他人妻妾。’谓世人最常矜慕者也。昭君临行所以生汉帝之奇慕者，为其已为单于之妇耳。……余所云：‘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则探本之义也。论贵诛心，不计人谓我‘自己文章’。”于是，他又作诗叹曰：“古人各著书，所以教后代。后人遂其私，言好行则坏。掠财及杀人，二者包无外。亦有蚩蚩氓，动色望之拜。”
不仅仅是汉语言文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对一部《红楼梦》的研究，也建树颇多。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多次重印的《红楼梦》四卷本，即由启功笺注。那篇《谈〈红楼梦〉札记》，他对何以曹雪芹采用“寓真实于虚构的写作手法”，四条原因总结得也堪称独道。
黄庭坚在《山谷集·论书）中曾说：“原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文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如是观启功，先生之书画如何不是传世佳作呢？
红学与鲁学
？ 严 秀
无论对“红学”或“鲁学”（鲁迅研究之学），我都是很尊敬的。这些年来，有些人对红学不大尊敬了，嫌它的很多考证太繁琐了，并有越来越繁琐之势。“新红学”一般指“五四”后的红学，大体上是以考证、思想、艺术三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说他们只搞繁琐考证，这是睁眼说瞎话。不说别的，以语言艺术而论，红楼梦就早已稳居顶峰的位置，以至所有语言辞典，凡白话文的例句，“五四”后就都着重引用红楼了（也兼及水浒及其他个别白话小说），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公认。至于思想性问题，一般总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其实不对。红楼梦在“五四”后崇高的艺术地位，决不是单对语言艺术而言。即使新红学派多从考证入手，其实这也是对的：如果对象是个什么东西，你都闹不清楚，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呢？
胡适是“五四”后两三年就大露头角的新红学的开山祖（他有学生顾颉刚、俞平伯这些杰出的人物做他的非正式助手），而且成绩卓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基本上予以全盘接受。一九五四年因捉拿不到胡适就把这笔帐全算到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了。我看到朱寨同志的一篇文章，说“文革”中大斗平老时，大呼“打倒反动权威俞平伯！”平老连声说，反动有之，权威则“不够，不够”。这种出自内心的谦虚，很令人感动。我不知道平老当时可正在想：要说权威，第一个也不是我，而是胡先生呀！
胡论高鹗的后四十回续笔，说高能以大悲剧结束全书，黛玉、宝玉、凤姐、史湘云、晴雯、袭人等一干人物，无不以惨死或悲惨下场结局，公然打破历史大团圆公式，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点，胡说也很对，决不是“胡说”（据一些胡传记载，胡在临终前四日还在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通信）。以后俞平伯先生等的成就当然超过了胡适，周汝昌先生吸取前人之精华，再加上一生的勤奋研究考证，自然会呈现某种更恢宏的局面。其他如吴世昌、吴恩裕诸先生的作品，我也照读不误。但我对两种红学，始终不敢领教。一是旧红学中的纯“索隐”派；二是解放后神龙见首不见尾、语焉不详的“阶级斗争教科书”派。“五四”前旧红学中坚的“索隐”派，尤其是大家十分尊敬的蔡元培先生写的《红楼梦索隐》（此书过去找不到，现在已入《蔡元培全集》，好找了），我简直不知所云，以为奇书（即不知怎么想出来的）。那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清初的名人（有些则由男变女），旨归都在反满云云（这大概是蔡先生在领导“光复会”时形成的观点，也有点政治教科书的味道了）。那里的“考证”倒一点也不繁琐，但全属不知所云的推测或迳直的猜谜（胡适评之为“猜笨谜”）与武断，算不得考证。我以为凡考证就难免会有点“繁琐”，不然就不是有力的考证了。以胡适为开山祖的新红学派，考证部分确是越到后来占的比重越大，有些地方看来似乎确有些繁琐。我以为这也不甚要紧，只要是精密细致的考证，陋见以为它就可以锻炼人的思想向精微细致的方面发展，看看也有好处；比大而无当的政治教科书派总要好些。
若干年来，似乎又新出现了“曹学”（曹雪芹学），这是间接的红学了，我对它的兴趣就要低得多，但也不敢轻视。这个学问似乎更是以考证为主了。
我以为“繁琐”并不可怕，对繁琐的问题再去作繁琐考证，就有点可怕了；对繁琐问题而作扼要考证，这就不但不可怕，有时还是很需要的。最可怕的是穿凿附会，穿凿而又繁琐，那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这若干年对红学与曹学的批评，恐怕大体上都是批评这方面的。我以为这类批评全属善意，是希望改进提高。
总之，考证、思想、艺术三者似乎均应重视，轻考证其实即是轻唯物主义，轻实事求是，万勿以此自鸣得意。当然过于集中在考证上，对文学史研究的帮助可能就不够大了。
我以为在红楼梦的研究中，还有个关于红楼梦的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实在很重要，但似乎做得还不多，这方面不知道能否大力开拓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我初步觉得，迄至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出现时，世界上有几部这样规模、这样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与语言艺术水平的大作呢？可以排排队，做个普查。以我国人才之深之广，我以为做此事不会太难。而此事一明，则红楼一书之奇伟，就更可大白于天下了。
话分两头，再说鲁学。
鲁学，当然是研究鲁迅的时代、作品、鲁著的社会－历史价值以及它的深远影响等等方面的学问。可是，若干年来的鲁迅研究似乎也有点像红楼梦研究一样，也分为“鲁学”与“周学”两个部分了（这两个名词都是我杜撰的，纯属中性）。“周学”是指专门研究“周树人”这个人的一生及其周围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至当时社会万象的直接、间接、间接又间接的关系之学。其实，多年来的鲁迅研究之学，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周学中也不算重要问题的。近二十年来，这一倾向日益明显（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补课”性质的，因为历史新时期以前是不大允许研究这些问题的）。因此，鲁迅研究中似乎也有几个倾向是不那么令人兴奋的。
第一，穿凿附会问题。这类考证迹近蔡元培先生的《红楼梦索隐》。引例则更繁琐，我这里也是徒托空言而已。
第二，国内有些人研究的结果是：越研究越觉得鲁迅不高明，最高明的还是周作人、梁实秋（还有其他人）。因此；鲁迅研究也有个“比较鲁学”的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重视。
第三，是把“鲁学”向纯“周学”发展、靠拢。鲁迅研究没有什么大门道，就另辟蹊径，向很偏僻很枝节的地方找出路，去作一些纯主观的、繁琐的周学附会。这一类穿凿附会式的考证，恐怕很难说同鲁迅研究有什么关系。前若干年讲曹雪芹的胡子，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吧？
我曾收到过一篇很长的、很用功夫的文稿，是解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书赠郁达夫的一首题作《无题》的七绝诗的。原诗为：“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腳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鲁迅自己没有解释，郁达夫也未解释此诗。但几个月前我收到的这篇长稿，则对此诗作了非常奇特的解释。说这诗是鲁迅专门针对王云五写的。说王云五在上海虹口的居所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攻沪战争后被日军占用作俱乐部，实际上即是日本军官的淫乐所。鲁迅一次偶过该处在路上瞥见过该俱乐部一次。因此，“眉黛猩红腳战袍”就好解释了云云。文稿对末二句不知怎么又大讲鲁迅胞弟周建人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关系问题，说是“一·二八”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后，后来复业时，王云五不聘请周建人了，不管鲁迅如何托人说项，王也坚决不再聘周建人，致使周建人一时十分困厄云云。我不知道此诗末联二句以至全诗与此事如何联系得上。我查了多种辞书，“腳”只能作“污染”解，引申义大概可作浸染等解，则此处之“战袍”二字，无论作日军或国民党军军官解释均不易解。我也不知道末二句与王云五拒聘周建人返馆事有何联系，总觉得这二句无论如何同作者的解释沾不上边。作者又说当年报载，湖北洪湖地区，有一批红军女战士牺牲，“眉黛腥红腳战袍”具有哀悼红军女战士意。这就更奇了：第一，鲁迅会用这样一句诗来哀悼红军女战士吗？第二，如果鲁迅此句诗确如这位研究者所云，那么，这句诗又怎么能同王云五居所被敌寇掠夺改为敌军官淫乐所的寓意并存呢？此稿的作者十分用功，收集资料之苦功，甚于常人，我对之五体投地。此处之冒犯，可能错在我的无知，特此郑重恳切表白。
据作者来信，此稿已有多人说好，认为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收获或一大进展之类。我回了一信，说我一点也不能理解这些分析（当然可能全是我错了）。而且因王云五拒周建人回商务任职，鲁迅就会写出讽刺王云五旧居成为“眉黛猩红腳战袍”的日军淫乐所，这怕也不大像话吧？
但是，现在有些编辑人就特别喜欢这类作品，说是“新”——不管怎么穿凿附会的“考证”都可以。要的就是一个“新”字，或者说，如马戏团的广告，要的是“新、险、奇”三个字。
我觉得繁琐并不太可怕，也不一定是批评的主要对象，只要它站得住足。最可怕的是穿凿附会，因为这是把做学问弄成变戏法了。
考证的最高要求是铁板钉钉，而决不是胡乱附会。因此，不管是对鲁迅著作的研究和考证，还是对周树人一生的研究和考证（“周学”），我都希望：第一，不要过于繁琐。此点各人看法不同，不勉强。第二，特别重要的是，更不要牵强附会。
考证的最高要求的是“铁板钉钉”。举个例子。程中原先生于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冬，从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党中央秘密刊物《斗争》上发现了《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工作》（此文在党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党八股”的口号，并且明白的宣传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这二文的论点都很正确，像是在沙漠中忽然看见一片可爱的绿洲似的叫人高兴。署名“科特”，遍查（以访问为主）不得其人，只得由程中原硬考。结果考出“歌特”即张闻天。程的几次稿件，我都有幸先睹为快。第一稿其实已经可以定案了，不过我作为读者建议他再严格按照乾嘉学派大师们的考证方法，心不二鹜，删去旁鹜之处，考证完了，就是铁板钉钉，几百年后谁也推翻不了。程文完全做到了这点，无人能够反驳。举这例子，是说考证文章很艰苦，只有做到铁板钉钉的程度，才能成为打不倒的考证文章。贤哲如蔡元培，对他的《红楼梦索隐》，胡适都不得不评论他是在“猜笨谜”。
对于鲁学研究（“周学”也在内），我以为如果要想有点重要的成果，那就要：
第一，必须研究重大问题，或者说应该着重研究重大问题，光打擦边球不行。回避重大问题是可笑的。讽刺研究重大问题，更加是不可取的，这叫不知大小轻重。持此种态度的人如果太多，鲁迅研究就很难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第二；必须大力研究“比较鲁学”。不然；会招架不住人家的进攻。
第三，考证少不得，但要选择重要些的问题去考。而且这种考证绝不要再重复“猜笨谜”的老路，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用中国乾嘉学派大师们行之有效的考证方法。考证过程中，一遇到例外，就要对问题重新考虑，直到能够做出圆满解释为止。不然，就得不到铁板钉钉的效果。
不管对鲁学或周学，如果用“猜笨谜”的方法去“考证”与“研究”，就比胡适、俞平伯诸先生落后得太多了，为什么现在又有大复兴的样子呢？这种考证，考证一半天，尽是些橡皮钉子，一个也钉不死，有什么用呢？这又要扯回到胡适了。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是很正确的，科学发明往往就是走的这条路，并不是“胡说”（可是被批得死去活来；这就为“大跃进”准备了舆论环境）。可是，这若干年来在红学与鲁学上都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大胆的（指粗疏的或不相干的）求证，大胆的做结论（即武断）”，这就走不通了。
我看王小波
？ 陈 坪
现在才来谈论王小波有点马后炮的意思了。他在世时发在报刊上的文章我就零零星星地读过，自然很是喜欢。人死了以后，我又将买到的他的杂文集《思维的乐趣》和《我的精神家园》再三品读，集中享受了一下这个文坛怪才无与伦比的运思行文给人带来的种种绝妙乐趣，会心之处，惊喜莫名，俱妙不可言。我想，面对好文章，一下子患了失语症，只顾浸淫其中，口中赞叹不绝，以致得意忘形，也许是表达对作者的由衷敬意的最佳方式了。
写到黔驴技穷之际，这篇文章本可不作。但读了一些论述王小波杂文意义的文章后我改变了初衷，觉得有些话还值得一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杂文所代表的疏离“主流”的民间立场，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具有榜样的力量。这是对王小波的肯定。但是在我看，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