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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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杂文所代表的疏离“主流”的民间立场，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具有榜样的力量。这是对王小波的肯定。但是在我看，这种肯定过于笼统粗疏，反倒有可能模糊“王小波现象”对当今文化论坛的启示。
　　说到“民间立场”，不能不先来界定一下“民间”一词的含义。据《现代汉语词典》解，“民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民中间”，其二是指“非官方的”。即使两层含义都挎上，所谓“民间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个值得赞赏的褒义词。要知道王小波写《迷信与邪门书》《生命科学与骗术》等文，恰恰就是反对某些持“民间立场”的异端邪说的——这些异端邪说迎合的正是“人民中间”的愚昧心理，所宣扬的东西与官方倡导的迥然不同，而王小波的科学观点官方倒是赞成的。可见“民间立场”之说本身就有含混不清之处。我想，上述“民间立场”之说，怕是特指“民间”的第二层含义而言，且特别强调其对峙和对立的意思。如上所说，王小波的立场并不就以官方与非官方的分野简单划线，所以这种评价，是把王小波人为地划入一个思考兴趣和精神视野都受到局限的特殊营垒。只是这一来，这个王小波还是不是那个有着超常心智水平的王小波就很成问题，因而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不错，王小波是不入流的，但他与某些已成时髦的“不入流”者也同样格格不入。我认为，王小波对下述两种特殊性质的“主流”的疏离是容易被人忽视的。首先，王小波的立场与狭义的政治态度及其倾向无关。他尤其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形象出现，他与后者是有区别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无法把王小波引为同道，因为前者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即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王小波都没有。他无意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中心，更无意抖出一面“正义”和“真理”的旗帜聚集涓滴以求成势，形成一种所谓“民间”“主流”。其次，正是王小波而不是别人，对知识界中那些好以“社会责任感”自圣、专司替天行道角色的人充满了辛辣的嘲讽。他说中国的话语圈子向来有“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的传统。什么是“总想交税的强迫症”？就是“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做秀”（Show）惯了，很自觉，即使没人逼迫，也总想说些“应该”说的、同时又很“正确”很“凛然”的话——这种人正是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嘲讽的那类惯“能明辨是非的人”。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作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说他如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导因于对矫情的话语世界的“某种厌恶之情”。
　　有人在评价王小波时谈到了他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理解王小波及其杂文意义的关键所在。但要想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立场”，必先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否则意思不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自由主义”一条的解释，先声明了“不适宜作出简单的定义”，因为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立场，他们“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对其信奉的精神原则给出基本的轮廓。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恰恰是“反对使个人自由受到威胁的权力集中”，自由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视人的个性的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个人，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自由主义从广义说，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自由主义“发展了个人权利的学说，其中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引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9卷580、581页）。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正好说明它的价值取舍是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为标准，舍此之外没有更高的精神原则——比如超出个人、个性的所谓集体和社会的原则——需要承担。这种特点就决定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必然是超然的、不受约束的和逍遥自在的，他不隶属于任何集团、阶层和党派。与满怀救世情结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总是鄙夷真正个人化的独处和自守，总要把个人纳入一个更大的价值体系中才能为自己找到生存的意义、获得人生的归属感不同，为了维护个人至高无上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更习惯于孤军奋战，厌恶所有拉帮成伙的倾向，无论对意识形态上的左派还是右派，他都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和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这就使他看上去似乎显得并无明确的立场可言。可以说，自由主义者是当今市场社会中唯一清醒的“个人”，他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和激情，拒绝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率性而为，独往独来，因而无须刻意去打动人心，对自己进行商业性的包装和推销，而是在卖大力丸的各种喧嚣声中静静地固守着个人精神上的那份独立和自由，不但耻于为那些蛊惑人心、自我标榜、假充正经的东西鼓噪卖力，反而伺机对其冷嘲热讽。这种嘲讽常常又带有戏弄的色彩，是淋漓尽致的，也是毁灭性的。总之，所谓的自由主义立场，正是那种懒得“交纳税金”的立场。王小波通过他的杂文写作力图向我们表明，在那个纳税的媚俗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借用周国平先生的话说，就是不看重事功，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尽管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但“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救世和自救》）让我把话说回来。王小波杂文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借助信仰、勇气和激情作基础，以“明辨是非”的强拗对立或对抗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以极富张力的洞察性的智慧和极度从容、意趣奇崛的幽默做武器来瓦解“一切”威胁个人自由、有辱人性尊严的假恶丑的东西，使其显得是那么荒谬可笑和无地自容来得以体现。它不是伦理上的“庄严肃穆”，而是心智上的游刃有余。有了这种心智的存在，那些极力想扮演时代精英形象的人物应该会有一丝不太自在的感觉，应该会因其预期的庄重之舞台效果突然向滑稽可笑逆转而品尝到什么是尴尬的滋味。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结王小波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必要的，但最好能顾及到他“这个人”的全部丰富性，以避免将他简化为一种类型，在误解的基础上作为某种精神楷模予以推销。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的不幸，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方面的“狂信”。他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对此很反感。在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上，他推崇罗素关于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的说法。王小波对信念的看法是，人生在世，只要不断地学习、追求，自会形成信念，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以最好不要轻易提倡什么，尤其是在知识界。他本人就表示“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还说过，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那“就不如不活”——可问题是不能保证一个人死后就一定不被“提倡”。“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试图把某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推销给别人，是顶没趣的事。“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不幸》）

　　眺望自己出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奥德修斯漂流

　　
　　？　杨　炼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首先，尴尬的是中国作家和诗人——那意味着：什么是这种文学的形式与内涵特征？或更糟：有没有这种文学存在？几十年沤心沥血的努力，就被一个问号轻轻抹去了。同时，它也令西方有学识的读者和专业人士尴尬：若问到“古代”，还不至于空白，当年庞德标榜“意象”，嬉皮士们谈佛论道，迄今尚不失余韵。但“当代”……当然，谁没读过张戎的《鸿》、或堂堂“企鹅”版的张贤亮写自己二十多年囚徒生涯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由此，能列出一个不短的畅销书单，有中国式的“铁女人”，在上海滩的红色风暴中，矢志恪守个性与信念；有柔弱的鲜花，在荒乡僻野，迫于孤独与恐惧，听任女同性恋者抚慰自己的肉体；有更多回忆录……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西方，对中国知道得够多了。
　　唯一的麻烦是：它们是不是文学？《鸿》作为Non－fiction在英国获奖后，张戎和我都应邀参加了澳大利亚悉尼的“作家周”，对她大规模的采访和评论，无一不把《鸿》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成功的标志。作为诗人，我当然懂得经验的重要，但“文学”和“艺术”，却并不以对经验描写是否逼真为尺度（且不说我对上述大多作品“真实”程度的存疑——倘若以揭示内心的深度为“真实”涵义的话），而是以作品的构成形式为尺度：结构、层次、内在动机的组合，语言探索的能力，节奏与质量等等。这些之后（而非之前），我们才能说一部作品“有了”内容。我感到遗憾，但确实如此：大部分“走红”于西方的中国题材作品，经不起这番衡量。对素材粗糙地使用、形式上的平铺直叙、人物内心的空洞及审美趣味的“媚俗”，使充满恶梦、脸谱、食人生番、民俗画、伤疤和成语故事的一本本书，颇能满足阅读上的西方“旅游者”。但文学……想想《古拉格群岛》冷酷的记录风格吧。“事实”是“现实的”，更是作家“文学意识”中的——必须如此：是“个人的和语言的”。这是文学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一句话，西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上，没通过考试，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自己的标准……但什么是对一个总号称自己“五千岁”的历史老人的评价标准？那是不是没有标准？或更苛刻些——借用一个美国词：“优待种族歧视”——出书、参展背后，一个潜意识的态度：你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位仍在漂流中的奥德修斯，既无家（也不知是否在“回”家），又远离了充满英雄幻象的战场。由于没有可靠的价值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现状是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每年临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海外传媒都得为中国作家狠狠抽搐一下（有人讥之为“痛经”），而日期一过，话题再次回归“市场”、“进出口”、“合同”。少数出版社（例如英国的Wellsweep　Press；澳大利亚Wild　peony），试图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学，其选择与处境，用“自杀”和“挣扎”形容毫不过分。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版社没钱推销——书卖不掉——出版社更没钱。最后，或者破产，或者“自我洗脑”：加入“适者生存”的逻辑，发财同时把“幼稚”和“愚蠢”的证明，自己印好的书，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
　　面对这现实，谁也没有一张药方，作为中文诗人，我只有建议中国作家拆除自己的“文化掩体”，去参予普遍评价。因为，“标准”只有在评价过程中逐渐建立。困难显而易见，例如翻译的质量，但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范围生存方式”的内容之一。你是奥德修斯，就注定得漂流，甚至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海。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标准，中外作家和研究者常互为因果。譬如当代诗，一把万能的“意象”钥匙还是当年庞德铸造的，“懂”与“不懂”，皇帝是不是只有“新衣”，都推到“意象”身上了事。而中国诗人也乘机——反正中文文字灵活、语法自由——藏拙，把“无话可说”一变而像“有话不说”。于是，目前大多关于中国当代诗的讨论，只不过在证明，这些诗无须讨论，它们太特殊了，以至译者和研究者可以无限丰富其内涵，从“共产党”到“禅”，无所不容，那么也最好搁置不计。事实上，中文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特别经“改造”了近半个世纪的“新华体”中文）：“窗口在哭泣”，用任何语言读都是一句坏诗，一个陈词滥调。“语言中沉默的痛苦”，除了证实诗人对语言的思考简单贫乏得可笑，什么也没有暗示。而谈论中国历史呢？请想想莎士比亚对“罗马史”的“挪用”，不像他在写“罗马”的题材，倒像整个罗马帝国被开拓出来，为了证实他的写作！他真该是位汉学家……因此，西方的读者们，应该合上那些高中、大学课本，停止用现成的“知识”设想“中文当代诗”。因为它是“诗”，所以必须触动、甚至改变已存在的诗歌知识结构；“中文”，更要求翻译不流于“解释”，而投入“创造”。“意象”的加减乘除、古典式的“瞬间感”、短小的形式，只让诗“看上去”像中国的，却也可能正利用人们对“中国传统”的错觉，掩饰一首“当代创作”的空洞，特别是，当古代诗人已写得更早、也更好，为什么要读它们的当代赝品……其实，这正是中文最深刻的启示：诗，没有时间——就像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每个动作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永远”——只要它触动你，一首诗就是“当下”的。所以，所有诗人都“活着”，屈原、李白、但丁、叶芝……如果谁在读一首中文诗的英译，就将其纳入英语文学（包括译成英语的世界文学）环境去判断优劣；如果谁在译一首中文诗，也不要刻意“编辑”，给原作本来没有的东西，它应当显示自身的价值、或无价值——通过其“写作方式”：辞语的结构与意义，争取时间（历史）和空间（中、西）双向上的“不可替代”性，就像人们面对一部英文原作，从不信任到信任，被作品本身所征服——这，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
　　这才是真正的困境：与文学作品所处的环境相比：漂流中漏雨的房子、寒冷冬天的漂泊，与生存精疲力竭的较量，都不算什么。我说过：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问题是：如果写作是命定的选择，怎样使这选择确有意义？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不得不是这样的奥德修斯：一边出海，盯着每个打来的浪头！一边被自己的另一双眼睛盯着，“写作”的眼睛、狠狠审视自己的眼睛，仅仅在字里行间——犹如荷马的盲眼看到的！

　　话说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