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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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里行间——犹如荷马的盲眼看到的！
话说八股文
？ 文正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明清八股文选》江天放选注岳麓书社即将出版）
哲学的失落
？ 刘自立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这一讯息给当时的德国民众带来怎样的震动，一个乌托邦和狂热的幻觉如何攫取了当时的“舆论”与思潮导向，有关史料已有不少记载。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一片昏头昏脑的政治气氛中也居然以“此次破晓的庄严伟大”来欢呼希特勒上台，这就令当时直到今天的读者大为惊异了。追寻人类出路或说追求人类思想出路的哲学大师何以不能以“澄明”的态度看待这一魔鬼当道的现实，足以令人们对哲学本身的“衰落”和哲学家人格的堕落感到沮丧与失望。固然，海德格尔本人对此有百般辩解，仍令人有块垒不去、污垢不清的余叹。希特勒的幻觉的确给人类其中包括某些著名人物如庞德、福特、文格勒、卡拉扬等带来惶惑，以致使这些无论在智力或人格方面都十分伟大的人，走向未来必多少要行忏悔之路。退一步讲，海德格尔的智辩与深思，卡拉扬的音乐及庞德的诗，固然不可以与第三帝国同日而语，但其人格的形变却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艺术史上，都留下了去不掉的污痕。
反省这一事实，对于海德格尔是十分痛苦与难堪的。巧言善辩的哲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大为不满、大不以为然的话题之一。其中的细节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海氏回答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对谈录中，有十分生动的表现（此文刊载于三联新近出版的《海德格尔选集》中）。海氏对希特勒带来的“伟大的破晓”如是解释道：’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二十二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在另一处，海德格尔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对此番辩解，海氏认为“我若不实行妥协，就干不下去”。还有一处是一九三五年他的观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端出来的东西却和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性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五三年，他在“伟大性”后与“毫无共同之处”前加了一个括号，括号内加的是“即和生逢行星规定的技术与新时代的人的壮举”这样一句看来在三十年代绝无此类思考的话。
当然，海氏在和《明镜》记者的对谈中，也澄清了一些传言和谣言。比如他和胡塞尔之间是由于“莫名”之因而非胡的犹太血统问题而断绝来往，后又通过和胡的妻子的信件往还予以缓和等等。作为弗赖堡大学在纳粹时期的校长，海德格尔多少表现过他的一点抗争。比如，一如他言，他曾一直反对“张挂”反犹太人文告，拒绝焚书事件，继续援引犹太血统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著作等等。
据悉，这篇题名为《“还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1966年9月23日〈明镜〉记者与海德格尔的谈话》一文，按照海氏的意愿，不能在他生前发表。
在这篇颇具权威的采访中，海德格尔谈到了两个看似与他的前述辩解不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上帝”，另一个是如何看待“哲学”。其实，这两个问题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回应了纳粹现象及贯通于人类的以纳粹为代表的其他野蛮现象，或曰现代野蛮现象之所以出现的深层因子。
从表面上，海氏认为“哲学消散在几种特殊科学中了：心理学，逻辑学，政治学”。
记者问：“谁现在占据了哲学的地位呢？”
海氏说：“控制论。”
按照另外的解释，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思维“没有可能专对现在才开始的技术时代的根本特点进行思想工作了。”（非常有趣的是，当时下学术界中人大谈东方哲学之优越性的时候，海氏认为类似禅宗佛道并不能取代和顶替西方概念中的思考。他认为，“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换言之，如果西方概念通过即便是海氏这样的思辩大家也无力回天的话，那么，技术的全球化或东方的技术化又意味何在呢？）的确，一方面是对于他所认为的技术时代在思考方面的无奈，另一方面即所谓如何看待“上帝已死的”问题。关于尼采的观点，海德格尔所析十分精彩。通观《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人们看到，海氏认为“杀死尼采”对于人类之不可能性。用他的话说，其实是通过对“自在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