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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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论还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论？在这个问题上，海氏并不是没有悖论的。他的悖论表现在尼采的观点上，即“寻找上帝”，实际上是寻找“新的上帝”。如若上帝的位置“空位了”，他说，“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世界幸福说和社会主义而发生的事情”。而在其他地方，海氏又认为尼采的“超人”本质和形而上学的本质（上帝）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然而毕竟海氏是在上帝被杀死之后又萌发出寻找上帝的念头。
《“上帝死了”》一文写于一九四三年，在那个岁月里，海氏通过他对尼采的诠释清楚地预言了西方哲学以后发展的路程，这里面包括了许多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成分，如对形而上的不可言说性，理性是思想之敌，上帝被贬低为最高价值，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等等。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不能够像他自己所“澄清”的那样，靠一种不见得是“理性”的推导或判断，对并不是“超感觉”的希特勒现象作出澄清。他虽然处处以积极的虚无主义否定某种叔本华式的怯弱——像尼采那样——但是，他依旧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这一类“庸俗”虚无主义的通常的残酷的非理性状态。在近三四十年后接受采访时，他讲出了上帝缺席为人类存在带来的“没落”，但在纳粹时代，这种人类的悲剧并非仅仅以“没落”可以判析！
从最好的方面设想，连海氏这样的智者，也未能逃脱F·Hoelderlin的那句话——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按照利奥塔德；对海氏事件的分析；他说；“未遭解构的神学和诗的源泉”；使《存在与时间》与纳粹思想巧妙地既保持了一致性；又保持了不一致性（这同样是德里达的观点）。从社会与历史原因分析；德国一九一八战败之痛苦；使得海氏哲学与纳粹野心有并存不悖之处。“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间的政治文本充斥着对一九二七年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思想来说是关键的词语；有着完全一样的调门。”这是问题的复杂之所在。举例而言；当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和一九六九年的“文革”都把政治术语寄托于“革命”之内涵中；事件起了变化。说得更远；这种革命的诱惑力；使得类如萨特和福科这样的智者也会转向。至于利奥塔所长篇解析的海氏对于犹太大屠杀保持缄默一声；则更加令人费解。简而言之；是海氏将犹太人排斥于欧洲精神之外。因为在犹太人眼中；他们只对那本书负责；那本书叫《圣经》。而人与上帝之间所形成的纽带则是人与神之间的；但“法国大革命把它颠倒过来……不是作为上帝的子民而是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此意义上；犹太人应被忘记；哪怕他们遭遇到偌大的屠杀。于是；关于上帝的涵意在海氏哲学中产生了它的“复调”。
海德格尔心目中的天堂究为何物！
人类是复杂的，但是面对复杂的局面，人们往往十分清醒；而面对一种显见，因为它的简单，人们往往会变得愚蠢，缘于技术的复杂，和人性与理性的扭曲，使人们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判断。海氏对希特勒的看法可为佐证。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平易近人的东西，往往容易被忽略……
让思考回答历史
？ 张 巍
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我也是看过的。那是去年六月三十日的晚上，距香港回归还有三个小时。看完的时候，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如梗在喉。近代史是我少年时最不愿意翻到的。可是，它毕竟是存在的，逃避它不如面对它，忘却它不如思考它。所以看了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书屋》上余开伟先生的《历史不是魔方》之后，便想提起笔写写自己的观点。
一是鸦片战争的性质早已盖棺论定，怕是谁也不能篡改的，但就其战争本身的结局，我却以为：开战之前，胜负定矣。一场局部战争的胜利与否似乎与性质问题不太有干系。如果把性质与结局连在一起，尚须把眼光放长些，视野放远些。纵观一八四○至一九四九年一段的历史，应该说最终的独立、自主、平等是中国人民的。然而单单看看鸦片战争，我却以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满清政府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很窝囊。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现在世界局部冲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美国封锁伊拉克，有哪一件干得是有道义的，可惜结果却总不如那些怀有美好希望的人们所愿。
这样看来是不是有点“唯武器”论了？可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当时满清造不出自己的军舰，为什么天朝的大炮有效射程居然打不到敌舰？是技术落后？不错，可是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比西洋诚然落后，但原因不是中国进步慢或中国人不聪明，慢倒不要紧，慢慢腾腾地进步也总有个到的时候啊！可是按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不用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乃至更长时候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造飞机、上天，因为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民族都不弱，一点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却走岔了路。……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
如果把落后的罪名加在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未免太冤枉了。尊儒而排斥其它思想，重视社会关系而忽略自然科学，是封建社会制度所决定的。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说穿了，鸦片战争还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它同时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大碰撞。至于这冲突这碰撞由什么引起又什么时候爆发只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已。因为那个时期的资本积累已经驱使西方的冒险家进入东方，采用残暴的手段进行攫取，不管清政府是否愿意，都不能用“非正义”三个字喝退来犯之敌了！所以，我觉得余先生的文章似乎过于强调侵略的性质，太少提到清政府的没落。而我们今天要反思和自省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后者。侵略者是不会问：你应不应该挨打的！
二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关于琦善与虎门失陷和穿鼻草约的签订有如下描述：“英军长驱直入虎门，提督关天培发炮抵抗，派专人回省城哭求援助，文武大员合力代求，琦善一概不理，连夜写信派鲍鹏在穿鼻洋见义律，秘定穿鼻草约，英军停止进攻。”
我总觉得，虎门的失陷与穿鼻草约的签定是应该合起来看的两个历史事件。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理，既然容许商榷，不妨提出来。作为琦善，始终都是主和派，其政治主张是明确的，如同主战派相信只有决一死战，才能确保封建体制一样，主和派自然以为赔一些银钱就可以息事宁人，以求保全其统治地位的继续。把时间还原到那个年代，这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让任何一派来阐明自己的见解都会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只是从事件的发展和结局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无限膨胀，一味求和必然使之得寸进尺。这样看来，主战派的主战更能抓住事件的本质，认清其发展趋势。不过，在当时，两派的交锋更大程度上应该说是不同的政见，看谁能最大程度的左右所谓的最高统治者。而后人的评判除了当时的斗争之外，还加上事件发展的结局，这是后人的特权。但在鸦片战争的当时，琦善是否真的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呢，或者他真的愿意选择这条路呢？内心的活动已无从考证了，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应忽视的，所以我以为琦善的结局更多的在于其政治主张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英帝国与清政府矛盾的实质与发展，眼光只局限在一些银钱或土地上，而忽略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这也是对镜
？ 戴文葆
在燥热难当的日子里，将二十来年间所写的长长短短、方方面面、拉拉杂杂的一部分拙作，按照朋友们的设计，抽出一些篇来，重新审视一过。首先涌上心来的是，处此各色泡沫泛起、令人目眩的年头，应该感谢出版界的朋友，给我一个自审反思的提示。这些年写下的风雨泥泞路上的感受，日常工作中的见闻，发自内心的独白，不就是昨日的思绪而今仍回旋于脑际么？
这二十来年是难以忘怀的，理应珍惜的，在滚动中总还有一些宁静。我是怎样从纷繁混乱中相当艰难而又终于色洒如也地走过来的呢？
抚心自问，不得不从“史无前例”说起，那确实是华夏史与世界史上尚无前例的劫难。打着神圣的旗帜，大革一切文化命的十字军暴乱，反映了五千年来古国古的阴暗的一面，暴露了历来万花筒式不断变形的精神上的痼疾。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上海召见哲学界周谷城等，曾号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现在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少，恐怕已经无法想象那疯狂的岁月；脱去蓝衫的能人，也许更已忘却那举家震恐难堪的日子，自己的头脑里怎样淤积着污泥浊水了。不才万幸，诏许还乡。旧居数椽，可遮风雨；监理毛厕，赖以度日。履新当天，喜逢共和国十八周年大庆。形势大好，豪情满怀，左手高举鲜艳小红书，右手执持扫帚铁粪勺，挥舞粪勺志气昂，竟然想起东汉“少厉清节”的范滂。那时北方饥荒，官吏贪赃枉法，盗贼群起，皇朝任命他担任清诏使。赴任之日，《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我又忽而惊觉，惶恐不已，环顾毛坑四布，臭气逼人。愧蒙重用，一度掌管十座毛厕，未设副职，可以专政独断；又不必虑副职将谋害正职；而京都传我出身豪族，自幼娇惯，从不洒扫庭院，未便自荐，再献绵力，免于紧跟苦学，乱弹假大空的变调了。
平日蛰居闲坐，偶感寥落，惟默诵《过秦论》《岳阳楼记》等名作以为乐，或冥想狐鬼神怪以自娱。有次想起民间传说中的白素贞来（她可真是个牛鬼蛇，在雷峰塔下管制她的揭谛神，只算个在至高无上的大神役使下的小走狗神）。如果她安心匿伏深山大泽，倒也自在度日，她的不幸，就在于修炼成人，妄想克尽人的天职，享受人的权利，甚至要生儿育女，还开丬药店来救人济世，侵犯了大名人的专利。她在雷峰塔中还悲叹不解：“在塔中，思往事，心神不定所为何情？”落得这步困境，还不知罪，不懂何以为天条所不容。当年法制不完备，缺少劳动教养。不过，天可怜见，她未读过深切了解神州万态的鲁迅的书，读了大先生的书，就不至于整天悲悲切切了。《坟·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怀着嫉妒、荼毒生灵的法海禅师，最终受到拿办，躲到螃蟹壳里出不来。“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我一次又想到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居住的伊甸园。上帝能造人，专为亚当、夏娃建了这座乐园，却又严禁他们采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俩也不知感激上帝养育之恩，偏偏受蛇来引诱，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不准认知善恶的天国里的禁锢国策。这可了不得，被逐出园外。上帝还派了天使把守进园的道路，从此不让后人重来觅得这座乐园，教他们的儿女在人世受苦。这上帝老头儿倒很风趣，我未查到材料，不知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不肯与他同居的老伴。他却善于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又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当救世主，到苦难的人间来卖好，据说是受命要教育好和救赎亚当与夏娃的苦命子女们。埋头劳动，闭目遐想，再加醇厚的乡情，温馨的友爱，使我尚可出处冥会，而安然穿越黑夜，迎来了新时期的晨曦。
在高耸庄严的城楼上，在红头黑字的文件中，“文革”早被宣布全面否定了。我不像美国总统里根一流高贵的人物，患了早老性痴呆症，我并未忘记彻底否定“文革”的严正决议。然而，在理智与感情的冲撞中，我谛视生活，回顾历史，感激苦难！《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志士不忘在沟壑。”在我得以静心读书，执笔为文，或是幸会好友时，总不免要想到那无数屈死者，埋骨荒郊，无法祭扫，而我们鞋底上还沾着他们至今未干的血痕。今天幸而在滚动中获得的一些宁静，那是以他们的惨死为我们挣得的。“文革”十年，毁灭人也锻炼了幸存的人。它是一次深刻而普及的国情教育，激起了又一番浸透了血泪的新启蒙思潮。对于贫困而愚鲁的老百姓，对于经历骄人而忠顺的老干部，毫无例外地都被在后脊猛击一掌，犹如折戟沉沙，在心病沉重而丧失自信的老人心窝上无情地猛捣一拳。万恶的“文革”，通过霸道方式调教人们去小心认识古国异样的特色，意料不到地给予人们一柄可以开通七窍的钥匙。前人谈到老师培植生徒时，往往说“孔铸颜”；至今幸存的人们，应该深深感谢“文革”烈火的精炼锻打，还必须把所获的见闻与认识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忘记那极左的策动，十年的惨剧。我还要引《孟子·滕文公上》的话：“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要着力启蒙，与愚昧和贫穷进行不懈的抗争，切实有效地发挥教化的力量。各种各样的笔，凭良知做点力所能及的正事，再不应成为放肆地欺哄百姓和粉饰丑恶的刷把与棍子；那些精心策划的印刷物，不要化为迷魂汤与遮羞布啊！
至于《书海浮槎》文丛，原本要求多载美文。惭愧的是，风雨如晦，关山跋涉，青春子弟江湖老，早已剥蚀了抒情的彩色。由于铁板终于揭开，才能断续写下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徘徊体验，浅尝世态，咀嚼生活，伏案探索。不外是个人的忧喜苦乐，得失渴望，理解困惑，反躬自问，大都与书有关，或又由书及人。依其内容，酌情编次，注下年月，以便查照当日的思考与追求。在现实与历史面前低头沉思，不少问题未能展开，不免戛然而止，愧不成章。我将怎样鞭策自己、深思求索呢？
当这本小书形将面世之际，我不能忘却在“文革”的灾难中照顾与卫护我的乡亲与南北良友。他们当年的謦縕与眼神，为我增添了生活的力量，激励我在溟蒙的黑夜中摸索前行。如今烟霏云散，而隆情高谊凝聚在我心中。自愧没有勃拉姆斯的才情，不用说写不出《C小调钢琴四重奏》，连陈旧粗俗的“嬉游曲”也不会弹奏。这里谨以拙稿中的几个标题，寄托我的感念，表示我呈献本书的微忱。
古人往往还未到我这样的年龄段，便常有“对镜”之类的诗篇，抒发虚度人生的痛楚与喟叹。因此我找出一面尘封的镜子照照自己，左看右看，看来看去，怎么都很不顺眼。难道镜子里就是我吗？怎么难道异化了的不是我呢？莫非这镜面背后水银涂抹不匀，还是镜面凹凸不平呢？我怎么这副模样，随手推开那面令我生疑的镜子。
其实，这本小书便是一面察看自己的镜子。我将怎样捐弃故我，鼓勇去寻求新我呢？——且用不着麻烦心理医生，还靠要求自己。
一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