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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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说过：“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整体性的人格独立，就须从内功做起，在思维方式、认知逻辑、学术规范等深层次中实现“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不再去盲目、浮浅地追随任何西方的或东方的时髦的思潮，而站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人类乃至宇宙智慧生物的眼光与创造性的思维，为解决当今人类的精神困境亮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真正独立、系统的著作。
该说话时就说话
？ 陈家琪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声势搞得很大，加上这本书基本上家喻户晓，先前也播放过部分章节的电视剧，所以大家倒真想看看它到底会拍成什么样子。
多了一分期待，也就多了一分挑剔。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有所期待也有所失望的时期。“精品”、“大片”、“巨片”的口号已喊了很久，就理论领域里的探讨而言，该说的话似乎都说了，再向前迈一步也就很难；文学艺术以及戏剧影视的屏幕上确有好作品，但也只是相比之下的好作品而已，这样的好作品任何时候都有，看也可，不看也可，总之是那么回事。当我动手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一年只有一次，无疑集中着全国许多最优秀演员出场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只剩下了一天，其实就是这样一台晚会，也是看也罢，不看也罢，总之就那么回事。
人们的兴奋点分散了，不可能再有某一领域里的某一件事占据人们意识的全部，就连所谓的“轰动”，也更多人为炒作的虚假，这些都是实情，也是当下人们心态的真实。
心态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之中。离散、多样化是其必要条件。马克斯·舍勒曾认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参见《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导言》，三联书店1994年4月版）。心态指的是一个价值偏爱系统。在偏爱中，也许有人更愿意把影视歌舞甚至体育比赛都视为一种“娱乐”或“游戏”的方式，说到底只是茶余饭后的闲事；也许有人觉得最好的影视节目就是能让人想哭想笑想怒骂想赞美的节目，哭完骂完也就完事。当然也有人会始终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细微变化，同时希望能从知识学、社会学或话语方式的角度勾勒出我们心态的形式结构，以便为心态的现代转型在人的感知或认知领域里开拓出更多的话题。
这就是说，期待也好，挑剔也好，只是某一小部分人的“怪癖”。再说，到目前为止，我也只看到了《水浒传》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前二十一集，所以只能粗略谈谈对前二十一集的印象。
拍《水浒传》要出新，新就新在现代人的心态（体验结构）之新；当然这里的“新”也只就与施耐庵、罗贯中，与李卓吾（名贽）、金圣叹（名人瑞）的比较而言，因为大家毕竟相差了好几百年，而且也只是近两年，社会乃至心态的现代转型也才真正成为了学界的话题。
这前二十一集的戏无疑对原作有很大改动，从一开始看，高俅就不似小说中的高俅，王进也不似小说中的王进；史进、刘唐、索超、雷横等人也只虚晃一下便过去了；至于阎婆惜和潘金莲与原作的出入更大，这些都不必细说，但有两点却值得讨论一下，因为它确实涉及到我们价值偏爱系统的现代转型。
一是对女性的态度。梁山好汉之被称为英雄，除了除暴安良、反抗朝廷，“该出手时就出手”、杀人放火决无迟疑外，一个共通的特点，用金圣叹的话说，就是“亲酒远色”。宋江就是这样对王矮虎说的：“但凡好汉犯了‘滑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就是上了梁山，也算不得是英雄。对女性的态度无疑出自某种观念，这种观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它与人的本能欲望（电视中的潘金莲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有多大的冲突，比如西门庆与武松，二人区分的关节点，以及林冲、宋江、鲁达、武松四人对女性的态度之间到底有何差异，这正是现代人应该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这四个人一出场的命运恰恰也就纠缠在与女人的关系之中。
林冲与娘子是恩爱夫妻，娘子受高衙内调戏，林冲“在人廊檐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金圣叹语），但他关心的仍只是“可曾被这厮玷污了？”最后写完休书，林娘子为自己辩护的话也是“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玷污，如何把我休了？”这就是那时候的人的“体验结构”的局限，尽管林冲与娘子的戏已让人十分感动。连续剧中宋江与阎婆惜的关系最让人不可理解，李雪健也把宋江演得莫名其妙，看似一个不近女色（那怕业已成婚）的英雄，但又如此木呐、窝囊，让人觉得宋江这人若不是有病，那就一定是怕婆惜给自己传染上艾滋病。按小说上的说法，“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事发那晚，宋江听说婆惜与张三有染，原是故意住在家中，想测试一下婆惜“与我情分如何”，看婆惜不睬他，才骂道“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后来写休书任从婆惜改嫁张三，实是出于无奈；而电视剧却把宋江“不近女色”的一面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哪怕婆惜跪地求他，也死活不肯与之同床。鲁智深与女人的关系很奇特。金圣叹的批语是：“鲁达凡三事，都是妇女身上起，第一为了金老女儿，做了和尚；第二既做了和尚，又为刘老女儿；第三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鲁智深绰号“花和尚”，这“花”字历来就有人做文章，但他坦直可爱的地方恰恰在于虽事事都离不了女人却处处光明磊落，所以长老才说他“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鲁智深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在第五十七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中见到久别后的林冲的第一句话竟是“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金圣叹也为这句话大受感动，说“奇语绝倒，令人闻之，又感又笑。”这些地方都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鲁智深对女性态度上的坦直无邪，可惜连续剧并未在这方面下功夫，怕是惹得说不清楚，有损英雄形象。武松对待女性的态度要更复杂一些，潘金莲演得不错，不过在我们的影视节目中，“反面人物”的“阴暗心理”总比较好演，表演起来也细腻，而“正面人物”却简单粗糙得多，电视剧在处理武松与潘金莲、与玉兰的感情戏上下了些功夫，但表演却主要是两位女性的事。其实武松对这两位女性的心理感受并不同：与潘金莲的关系中暗含着“性”的意味（尽管主动的一面在潘金莲），但兄嫂关系是不能不顾及的，金圣叹多处说武松是学问中人，就是因为他有伦理法度；与玉兰的关系可以更为亲昵，但却只限于“情”。这里应该有分寸感。为了不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武松杀潘金莲（扯开胸脯衣裳，双手去挖开胸脯）与在十字坡用风言浪语调戏挑逗孙二娘（这馒头馅内的毛，一像人小便外的毛；你一人在家，须冷落；武松当胸前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等等）就都省略了。我不是说电视剧该这样表现，而是说当武松这样作时（包括叫孙二娘“嫂子”时对潘金莲的猛一念及），哪怕就是杀潘金莲和玉兰时，心中也有恨有欲有凶残有快感有正义有报复，总之有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体验结构形式”，后人可以在挖掘与分析中继续评述，唯愿我们的连续剧再不要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截然分开，不要使好坏对错的界限那么分明。如果鲁智深、武松也如潘金莲一样有了这么多“新鲜话”可说，那我们戏剧创作的内涵也许就会更丰富一些。
二是“该出手时”的“该”字。连续剧最后那首主题歌很有特色，而歌词中“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更是惊人之语。不知别人怎样，我是每听至此，用金圣叹惯用的话说，就是“闻之愕然”、“思之绝倒”。
从前二十一集看，真正在“该”与“不该”上有过犹豫的，其实只发生在林冲为了上梁山而不得不把一个“投名状”时。书中并未这样写，连续剧这样表现了，说明编导者已意识到“该出手时”的“该”字并非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所以为了使林冲更合乎“英雄人物”的标准，才让他不愿随意杀人（“血溅鸳鸯楼”中也这样表现了武松与差人的关系）。林冲在山神庙前杀富安、陆谦等人时，这里的“该”其实是愤怒，愤怒中的一时兴起；宋江杀阎婆惜的“该”是“不得不”；鲁达打死郑屠，也是一时失手；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有报仇的正义冲动也有报复的复杂心理，因为武大蒙羞蒙冤，毕竟使他这个“打虎英雄”在阳谷县丢尽了情面。至于在鸳鸯楼连杀十九人，动机却全在“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这句话上。这是句很可怕的话，许多车匪路霸、抢劫命案之所以杀人无数，全与这句话的思维逻辑有关。连续剧只让武松匆匆说出“后半句话”，还是想给武松的凶残留些情面，让观众认同他“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个“该”字。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无疑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对”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出手”。我们评判人与事时总看目的、后果，却很少探究一下过程、手段合适不合适（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合不合法）。这也是我们心理体验中的一个缺陷。
一个对女性的态度，一个出手杀人，这是《水浒传》一书的两大祸害，许许多多的前人对此也早有评述，周作人在专门评述《水浒传》的一篇短文中就说，“他说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可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实不见得好，例如李逵劫法场，只拣人多处杀去……此是其一，其次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1月版）。连续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潘金莲、玉兰的同情，把她们的罪归之于“男人”（西门庆、张都监），但却无法免却另一类“男人”（如武松）的出手之狠，自古就流传有“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奸诈”之说，今天重拍这部电视连续剧，怎能不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该”字上留些思索？社会黑暗，官逼民反，贪官污吏，欺压百性，这些都是实情，哪怕是事出无奈或不得不，看起来也痛快淋漓，加上有香港导演编排武打，也比过去看到的打斗场面精彩许多，但类似的打斗在香港影视中早已看腻了，就是以后再请好莱坞的导演设计追杀，大不了也就那么回事，我们还是得在我们的心态（体验结构）上下功夫，努力改变传统的审美模式和在价值偏爱系统上更多探究的余地，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真正的精品。
如果王进、林冲、鲁达、宋江、武松有话要说便说，而且有处去说，恐怕也不至于就这么“出手”杀人。不过看《水浒传》，倒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欺负“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如郑屠对金氏父女、蒋门神对施恩，于是也就引来“出手”更快、更狠的鲁达、武松。当然看到最后，“出手”最狠的还是朝廷，所以梁山一干人马才被灭绝。翻看中国历史，几乎也就是一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杀“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的历史。所以我才把这篇评论文章定名为“该说话时就说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碰上车匪路霸，当然希望身边有鲁达、武松这样的好汉救助，如果没有，像我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除了“该说话时就说话”外，又能怎样？
咎由自取
？ 洁 泯
《南方周末》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了王之化先生的《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读后始知周扬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刊于《人民日报》的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获咎之症结所在。这是多年来读书界蒙在鼓里弄不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揭示了真相，为弄清症结计，不妨抄录一段王先生的原文如下。
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
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想到了定下周扬罪名的几点可资思索的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理论准备是否不足，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为确有理论准备的，那末至少应该列举出若干种有关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但是不大想得起来。想得起来的二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中国如何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问题，有关民主革命的虽有不少译著，而独立研究和探讨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却少见。退一步说，即令周扬说得有不完善处，也只是一种看法或学术见解而已，构不成什么罪，用不着去整他。
第二，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倒是显而易见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未见有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著作出现过；建国后刚进入民主革命的建设阶段，不久就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方才正确而明确地指明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做的并非是初级阶段的事，也还不是中级阶段，一度曾宣称将进入共产主义，那完全已走进高级阶段了。超前不仅是空想，而且吃足了苦头，可见理论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小平理论昭示了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际，是从实际的现状出发制定的理论，有了理论准备，步子就清楚了。
第三，什么人能当理论家，并无什么特别规定，既可以是政治领导人，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