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辛死砺圩急福阶泳颓宄恕�
第三，什么人能当理论家，并无什么特别规定，既可以是政治领导人，也可以是具有理论素养并能结合实际的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并不需要“先摆好自己的位置”，更不能以“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为由便判定他不配作理论研究，尤其不应该的是他作出了研究发表出来，便是“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好像理论研究从来以级别高低为标准，级别愈高，真理愈多，决非属于“中央委员”以下的人可以做的，倘若做出来，就算不得是理论。那位“理论权威”自然早已“摆好了自己的位置”，他配做，你不配。这就有点像阿Q见了赵太爷，阿Q说他也姓赵，但立刻遭到斥骂，你也配姓赵么？情形有点相仿佛。
第四，周扬的那篇文章，一发表便被指责为异端，断定是有错误的，《新华文摘》本拟转载，未得允许，因此唯一的刊载地方，也只是《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这一天上，其他报刊都找不到。该文发表后，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它，更说不上有什么争论。因为已宣布为是有错误的，所以也就不许公开讨论。这一事局，说明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不适用，周扬的文章谈的都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未经讨论便被断定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作者恐怕未必明白，读者更不明白。
第五，周扬的那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写的，讲了几个供学术界讨论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文章，由理论修养相当高的周扬来撰写，自然是适宜的，但是因为“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便引起了麻烦，理应由摆好了位置的人，例如由那位“理论权威”来写，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没有写出来，倒是先由“没摆好自己位置”的人先写，这就很不应该了。由此可见，周扬的被批评，颇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了。
世间的事，本应都可以明白的，但也确有些事令人不明白，一直是个谜。谜底的打开，有时需要时间，有的时间虽长，也未必见到谜底。除此外，启开之道则有赖于当事人的提供真相，始可了解底细与症结，王之化先生的这篇文章便是例证。
重读《陋室铭》
？ 李国文
前不久，收到几期从未见识过的刊物，《书屋》。
第一印象，那杂志封面用纸的选择，就可看出编辑的用心良苦。如今商品经济社会，大家忙着赚钱，甚至有的人都赚疯了，到了见利忘义的程度，尽琢磨怎么想法多从读者头上盘剥一些的时候，我在想，那些敬业的，想把印刷物弄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从外观到内容，对得起读者掏出来钱的编辑，谅已凤毛麟角矣。但邮箱里居然有一本儒雅可读，足堪把玩的《书屋》在，不觉眼前一亮。
这本杂志的每期封四，都印有一句大概是该刊的箴言，曰：“屋不在大，有书则灵”，显然是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意在鼓励大家读书，心自然是好的了。但有了书，是不是就灵，恐怕是两可之间的。有的人，不但读书，还写书呢，不照样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今人就不去说了，免得生无谓口舌，还是举个不太远的例子吧，如周作人者，他读的书，他写的书，不比我们谁都多，可他最后当了汉奸。
所以，灵不灵，大概不在书之多寡，“斯为陋室，惟吾德馨”，关键在于德。
感谢《书屋》，使我想起了《陋室铭》，从《古文观止》里翻出来，重读一遍，倒颇有启发。
《陋室铭》的作者，从来标明是唐刘禹锡，但也有人考据出来，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未曾收进最初编成的他的集子。但不论是谁的文笔，能用八九十个字，写出这番精粹至极，凝练至极，余味无穷至极的意境，是不由人不折服至极的。
谓予不信，你不妨试试。
近年来，散文大见发达，好的赖的，真的假的，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沸沸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说不好是古风的复归，还是书商的经营；于是，今日文坛上那些自以为，或抬轿子吹喇叭以为的散文大家们，或陈年腐朽地酸文假醋，或大掉书袋地半文不白，或卖俏卖少地拿腔作态，或丹田不足的豪言壮语，纷纷亮相，频频出镜。作名士状，作学究状，作清客状，甚至作蔑片状，式式不一，也真是令散文这老字号兴旺到有倒牌子的可能。
无论什么东西一泛滥，必成灾。
其实，中国是散文大国，汉魏以来，迄至明清，有别于诗赋的散文文体，巍然为文学的主流。例如唐宋八大家诗歌的成就，固然千古吟唱，家弦户诵，但他们更以著作论述的笔墨，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荣耀的位置。一般提到韩、柳、欧、苏，都是先想到他们的文章，然后，才是他们的诗篇，就足以说明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份量。
刘禹锡在唐诗人中是较普及的一位，诗胜于文，文章除了这篇《陋室铭》，余者便寥寥了。他历仕顺宗、宪宗，文宗，武宗，曾为王叔文党，玩过政治。不过他玩得不甚成功，相反，艺术上倒很有成就，以诗名噪世。诸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等名句，直到今天，犹传唱不已。十年“文革”期间，他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是和毛主席最高指示，经常被革命小将引用的。但他（姑且认为是他）这篇不足百字的极短散文，却是千古绝唱，可一而不可二，再无超越之作了。
散文与诗一样，易写难工。写散文的作者很多，能写出好散文的作者甚少。自己说好，或雇两个无耻之徒说自己好，是作不得数的。尤其，像《陋室铭》这样谈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命题，或者还可以引伸为研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主、客观世界辩证关系的文章，放在别的作家手里，绝不是能用这八十一个字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的。
散文这种文体，虽然有一个“散”字在，然而却并不意味着这个“散”就是“散漫”，“散乱”，或是“松散”的意思。在写作散文的过程中，需要铺陈，更需要缩略；需要丰满，更需要删削；需要感情奔放，更需要字斟句酌。所以，散文写作中的优选萃取能力，最能表现作者水平的所在。放比收到容易，简比繁更困难，像《陋室铭》这样言简意胲，并不干瘪还具有文彩；思路明确，论点直截，但耐人回味；情景交融，盎然有趣，若身临其境；远有榜样，近有自勉，具乐观精神；不足百字，从室陋与德馨的统一中，写出知识分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性情；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挑避庸俗，追求自我完善的心态，实在是一篇难得的散文。
古今文章，谈物质与精神者固多，但短得如《陋室铭》者，却绝无仅有，冲这第一点，值得读。尤其在今天商品经济社会里，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冲这第二点，就更值得读了。否则，在钱的前面，就会看得比命还重，推而论之，鬼子来了，就准就要当汉奸。所以，大家抱定室可以陋，德却必须馨的宗旨，这世界一定会少却不少烦恼与丑陋。
书情与友情
？ 徐开垒
前一时期捐了一批书给贫困地区图书馆，就有朋友来问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说实在，我的书并不多，虽家里的几只书橱确已装满，连几只衣箱也让书占领，阁楼上和床底下也有的是书；但比起我所熟悉的几个老前辈来，我的书真是微乎其微。而且我的书杂乱无章，从来不曾把它们分过类。那朋友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书，我只好实说：“我从小欢喜看书，书使我大开眼界。童年时在宁波，住的屋子虽大，天地却很小。父亲和大哥去上海工作、读书，我就从他们的书橱中偷书看。一部《精忠岳传》，就使我废寝忘食。父兄回到宁波，常常发现书橱中的新书变成旧书，起初很奇怪，后来发现我的作文比过去通顺了，这才知道我代他们看了很多书。”书的确对我有帮助。六十年前，我随父母冒着炮火逃难到上海，看到“孤岛”上的灯红酒绿，一片阴暗天地，也就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得到一元钱稿费，也就用它去开明书店门市部买到两本不厚不薄的书。
用稿费买书，是我六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我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并无什么嗜好，身边的钱，唯一的出路就是买书。而且我虽然每月工资涓滴归“婆”，但她还是按月给我一百元钱零用；加上我两个女儿每个月各给我百元“营养费”，这就更使我有足够资本进书店购书。书对我确实有情。当然，我做了几十年编辑工作，认识的作家很多，因此历年来收到赠书也不少，现在虽然离休，仍还有幸不断接到从邮路上送来的新书，这就更使我感到书情之外，还更有友情的温暖。
向贫困地区捐的书，都是我买来的书。朋友赠书，我是从来不肯出让的。因为这些书对我说来，不仅意味着知识，还意味着友谊。特别是有些师友赠书，我将作为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女，留给我的后代。我收藏的前辈作家赠书，作者健在的如巴金、柯灵等人，暂且不谈；单从已逝的来看，就有叶圣陶、丰子恺、师陀、艾青、靳以、唐？、周谷城、朱雯、赵家璧、徐迟、林放、陈伯吹、贺天健等人。我每次开启书橱，看到这些书，就想到这些师友的为人。读相识者的书，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多一种情趣，有时读了想笑，有时却要哭；有时感到惆怅，有时又不禁落入沉思。一般说来，读相识者的书，会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深刻了解书的内容，也更容易接受作者的感情和认识。同时也易于引起各种联想，可说其味无穷。
当然，我收到的赠书作者，更多的是同辈的和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的书，有的作者如叶辛、赵丽宏、俞天白、王小鹰、陆星儿等，正在盛年，作品反映的现实，常为我的孤陋寡闻，填沟补缺，耳目为之一新。有的则已年逾古稀，与我同辈，他们的书多为长年埋头实干，积累有成之作，读后，每每使我汗颜。远的暂且不说，就以去年接读的几本书来讲，比如吴岩的《心笛神韵》，所译十部诗集，都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从自己五十多本诗集中由孟加拉文转译成英文后的精品，吴岩称它们是泰戈尔的“再创造”之作，现经吴再译成中文，使我们这些在童年时就曾经读过泰戈尔诗的人，不但重又回到纯净的感情世界，与绿叶和小鸟接近；而且还由此看到这位诗哲更广阔的视野，他从心灵中撒播出来的满天星星。我还透过中文译笔，想象到吴岩最近十五年来作为翻译家和散文家对这部厚书所付出来的心力。吴岩是我抗战时期在上海暨南大学的同学，我读中文系一年级，他已经四年级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但后来一起在柯灵先生编的《万象》杂志上写过稿，到五十年代才见面，他成了文汇报《笔会》复刊初期的撰稿人。
事有凑巧，去年初我还收到过姜德明写的《梦书怀人录》一书，这是他继《余时书话》后的又一本书话。里边既谈书，也谈人，也显示了作者读书的长期积累功夫。其中有一篇《怀人的散文》，谈到上海抗战胜利前夕柯灵编的《作家笔会》一书，说这本书现在别处找不到，其实我书箱里倒有一本。他还说此书所收十多篇文章作者大都用笔名，除了知道“东方曦”是孔另境，“子木”“渭西”是李健吾之外，其他都不太熟悉。而我倒知道几位。如小山、林拱枢、但萍、余立等是哪一个人。他特地写信问柯老，柯老说“葑菲”可能是吴岩。确实就我所知，吴岩用过“葑菲”笔名，不但在《作家笔会》中写回忆方光焘的文章，还用这个笔名在柯灵编的《万象》上发表过小说《中学教师》。不论写小说，写散文，在当年，我们的这个学长确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虽后来他致力于翻译工作，但他的翻译作品，仍然是有卓越的建树，最近出版的《心笛神韵》，就是个明证。令人牵挂的是在他长期艰辛的工作以后，他虽现在还不到八十岁，他的腰伤已使他不可能经常外出活动。
前几天，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华侨大厦开年会，我们济济一堂，唯独吴岩缺席。出人意料，却见到另一位校友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他也是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作家，不过他主要是写小说，比我也虽年长三岁，但读的是地理系，与吴岩同级而不同班。他的机智是四九年以后坚决按着自己的学历从事地理学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但近年来还是写了一本《旅游景观欣赏》，从他的专业人文地理美学角度来谈各地景物，自有它的独到之处。那天他来参加校友会，还是从医院病房里请假出来，看来老人出书，多与疾病偕行。真是可叹。
今年收到的另一本老友赠书，是董鼎山的《董鼎山文集》。鼎山与我同年，也与我同乡。我用“徐翊”笔名在“孤岛”时期写散文的时候，他也在那时开始用“坚卫”“令狐彗”笔名动笔。从学校出来，我们都在新闻界工作。所不同的是一九四七年他去美国留学，从此不闻不问，直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他通过董乐山给我寄过稿件，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近年，他回沪多次，其中有几次我们会过面，发觉他仍像几十年前那样十分潇洒，只是头上多了几根白发。去年夏天他来上海，在华山路一家餐厅为柯灵八九祝寿聚宴，他给我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后只觉得它来得迟了一些，因为它写的几乎全是美国的生活，如果早三年出版，我在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美国，在那边住了十个多月，就不至于对美国新闻文化界一无所知了。当然这不好责怪作者，他的一生时间有三分之二在美国生活，我怎么能要求他的“文集”写我们中国的事情呢？幸而他的书还是有不少篇幅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些忆念的文章，如《悼小洛》，就使我想起当年的上海新闻界和电影界。他在那篇文章还谈到杨复冬，这位笔名“钟子芒”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曾经和我与何为、沈寂四个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初期，经常到新雅茶室吃茶谈心。当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蓬蓬勃勃”开展，我们这些人还有可能在一起东扯西扯，谈这谈那，过了不久，就都噤若寒蝉，无话可谈，也无地可容（没有茶室）了。杨复冬早逝，不但鼎山表示怀念，我们也无不觉得痛惜。当然，《董鼎山文集》究竟是一部从各种角度反映美国文坛报坛实际的随笔录，读了后不但增加了我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人的认识，还由此从侧面了解了与我们阔别几十年的这位老友的生活经历。他的笔调还是和过去一样，无矫饰，无渲染，潇洒自如，好像坐在读者旁边，与一二个朋友谈天。
去年还是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魏绍昌的丰收年。他与我们相交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有一次董鼎山来沪曾由他相约在卢湾区友谊餐厅相叙。绍昌出身有钱人家，但并无富家子弟骄横之气。他从青年时代就爱藏书，爱看戏。在看书看戏之余，又广泛结交艺人和文人。他的知识既从书中来，从戏剧中来，又从实际交谊中来。他至今已编写了十多本文史资料，近年来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到海外多次讲学，受到广泛欢迎。去年他出版了三本书，其中《魏公好犬》《戏文锣鼓》，都是他多年来劳动积累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