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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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人的“忧患意识”，现代人往往持鄙薄态度，例如那位“杞人”就曾被聪明人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嘲讽了两千多年。殊不知“天”确实“塌”过。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天，一颗像美国曼哈顿大小的流星撞击地球，烟尘四起，仅仅几十年时间，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恐龙，便彻底灭绝了。
人类的生存史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但人类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
糟糕就在于这是一种必然，不可超越的。
日本学者在北极圈南部北纬66°51′、西经46°15′、标高二千米的地方进行精确测察，推导出地球的大气污染始于公元一千八百年左右。真是让人惊愕，这个年代恰恰联系着地球上一个“人类史的辉煌”——欧洲产业革命（英国始于1760年，法、比始于1830年）。
这就是说，地球环境的大幅度坏下去，是和“现代化”同步的。
因其“必然”，故而“同步”。
恐龙灭绝于“偶然”，人类有没有可能灭绝于“必然”？
要寻求或推导这个答案，不能求助于活得美美滋滋、神魂颠倒而又浑浑噩噩的“现代人”——诸如“大亨”、“大款”、“大腕”、“老板”之类，也不能专门去听工业局长、商业局长的话，最好是看一看地球本身的褴褛情况：
全世界每年有五十多亿吨矿物燃料被烧掉，变成粉尘、烟雾、有毒气体滞留在大气中，飘落在水源里。每年有五百至一千立方公里工业污水倾入江河，或渗入地下水。在中国，仅印染污水一项，每年就有六亿吨。不讳地说，地球上现在已无一块净土——珠峰雪样中含锰、含汞，大西洋海底有铅、铬沉积，南极企鹅的脂肪中含六六六、滴滴涕，北极的云雾在明显变酸。超采地下水和污染的加剧，使人类文明蓝图的原稿——淡水分布图已经十分褴褛。例如中国，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一千个湖泊已经干涸了七百；在人们的梦中和小学课本上仍然美丽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经断流了近二十年，当地人改饮地下水，氟中毒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三点八。
有人做过测算，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增至六十五亿，工业排污量将增至每年三千立方公里，即使按最小比例，用十份清水去淡化一份污水，将用尽地球上所有的经流资源！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
“现代”一词，果真是那么美妙吗？或者说，它的“美妙”后面，果真没有另一种阴影在扩展吗？好，我们不妨看看地球上的“每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五万五千公顷森林被毁；一万四千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化肥使五万七千公顷土地退化成无用土地；丢失七百亿吨标准煤；产生一千四百多吨二氧化碳；几十万吨污物、污液倾入大海；价值二十亿美元的野生动物被捕杀；净增二十六万三千出生者，十六万人求职；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四万名儿童死去；四百万人因环境污染而致病……
我们无疑应该为“现代化”的“正价值”而唱颂歌，但面对它的“负价值”而唱一点悲歌，似也不应被视为恋古，何况“古”也有可爱处。
中国首部诗集的首篇首句便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说明两千多年前的黄河上曾有过无数草木葱茏、群鸟飞鸣的绿洲，而今天，连一个也没有了。《伐檀》者，魏风也，魏即今天河北。两千多年前，奴隶们在苦役的折磨下偶一抬头，尚能看到“河水清且涟猗”。今天，人们都不再受奴役，都成了“解放派”，但河北地区却再难找到“清且涟猗”的河流和一株“檀”！
“现代化”推出的物质辉煌，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对地球的毒化程度和毒化幅度也是空前的。全世界每天有几百万吨氟氯甲烷（氟利昂）挥发到大气中，有无法统计的石棉、沥青、涂料、化纤挥发物去污染天空。一个氯原子，便可吃掉十万个臭氧分子，被两千多年前那位“杞人”忧过的“天”，今天已明显地出现了两个大“洞”，即臭氧层破坏，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美。假如将南极上空的那个“洞”扩展到别处，十米水面以内的鱼类和浮游生物都要灭绝！那么，人呢？
恐龙所遭受的命运，会不会在今天的地球上重演？
事实上，征兆已十分明显，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全世界平均每天有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有四万名儿童死去，都是和地球环境的破坏连在一起的。
今天已没有“龙”，但是还有“虎”。虎在自卫能力上不亚于“龙”，而它也同样在走向灭绝。全世界九个虎亚种已经灭绝了五个，亚洲的虎总量已由五十年前的六万只暴减为今天的两千只，中国则由二万只暴减到不足一百只！
地球在战栗、颤抖。
其实，只要我们排除物欲，走出在物质世界中糊里糊涂地染上的盲目乐观，抬起头来认真看看我们脑袋上的天空，它哪里还是蔚蓝色的原稿？只要我们认真地调动一下本真的舌头，去尝一尝粮食、蔬菜的味道，它哪里还是有色植物的原品？
人是很聪明的物种，但由于他受自作聪明积习的污染太久，已经很难接受庄子的“逆向思维”程式了。
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 李少君
日前邂逅一位留学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博士，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所以很是认真地听他大侃了一通经济学。他先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缺乏长远计划，接着他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结论非常悲观。然后则对管理经济的政府官员大加嘲弄，认为他们不懂真正的经济学，毫无理论指导，是碰到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此外，他对国企推行股份制也预测前景不佳。我一直仔细地听着，也认为颇受启发，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据我浅陋的视野，也知道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如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惊叹不已，这又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博士有些不悦，过了许久，他才说：“确实，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因为按理论分析，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经济奇迹，中国问题重重，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虽然那天和博士的交谈不十分投机，但我对经济学问题却有了一定的兴趣，正好看到也是留学的经济学博士汪丁丁的一本文集《永远的徘徊》，里面有些提法颇能解我之惑，下面略作评介。
汪丁丁认为：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实事求是，实用主义，即改革是渐进的，其方向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改革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即渐进的试验性摸索。而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决定的（李泽厚亦对此作过深入探讨），比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后的粮食短缺问题，而农村改革成功后，粮食一度出现过剩，从而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又引发工农业产品价格机制的问题，所以又导致工厂推行责任承包制，取消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总而言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的全面推行股份制。
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相对比较成功，这一成功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所谓“乡土中国”的探讨，因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但是，甘阳在一系列论述“乡土中国”的文章中又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因为，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至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此获得了某种解释。而崔之元更认为：乡镇企业具有“小批量生产”、适应市场、“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是与当今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类同的，因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现代生产方式。甘阳并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中，乡土工业从来是落后的象征，必然被淘汰，而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则令人大跌眼镜。
分析到这里，我想，这就对了，这或许解答我前面的一些疑问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结构之上的，而中国实践的，恰恰是一条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联系到中国的国情、现实语境，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并无现成的模式可搬，自然，只能遵循一种“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一切理论应当围绕问题服务，以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问题围绕理论，生搬硬套；再者，对所谓“计划”也应作具体分析，计划就一定好吗？“大跃进”中“超英赶美”之类的计划如何？另外，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或文化问题。比如，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将农业=落后，工业=现代化，很可能对中国的农村问题一筹莫展；又比如中国的股票，以往的理论恰恰在此最为失灵，这充分说明股票并非简单地反映经济情况，在中国，股市社会化了，它是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应当将经济问题与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非常之强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等等，充满复杂性，而非一般中小国家，比较简单清晰，经济情况一目了然。比如一个小国家或仅出卖某种资源即令举国皆富，如科威特。又可能一场小小的灾害就令全国都不得安宁，经济波动不已，因其抗拒风险的能力非常之差，比如去年的印尼森林火灾，不仅令印尼、亦令数国陷入灾难，在这里可见出不同国家的很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以建立在英、法这类较为单纯自足的国家情况上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复杂多样的中国经济（比如东、西部，沿海与内陆区别何其之大），势必陷入困惑。最后，尤需强调的是：切忌以一定之见来看待改革开放的中国，动辄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来作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之类的可笑的判断。在中国国内曾有过对“左”的严厉批评，如对“商品经济”、“市场化”、“股份制”不加分析地以“姓资”或“姓社”论断。而在西方，也曾有过一些深入的探讨，如苏联解体及东欧变化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曾宣称“历史终结论”，自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大获全胜，但其言论很快遭到反驳，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质问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或方向，它并无固定的内涵，因为资本主义并无固定的模式，它始终是试验性的制度，所以有美国与东亚体制之不同，有法国与北欧福利国家之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并非自明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已，它是被制造出来的，并强行赋予了它并没有的东西。实际上，社会主义也有类似情况，它也不再墨守成规，而成为了探索性的、试验性的，其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即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同一，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僵硬的观念，比如，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并不等于反人道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才可能充满活力。在汪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刊《天涯》1997年第5期），他更指出：中国问题的复杂多样，还在于它不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与全球问题紧密地联系、融和在一起了，这或许是经济学界及其它学界也需注意的一个新动态。
《遗弃》究竟是什么呢？
？ 薛忆沩
《遗弃》是一本书，一本小三十二开、共三百二十五页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在这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几乎二十五岁，而当它于去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赫然被“专家推荐”出来时，作者已经差不多三十四岁了。这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算出这本书出版的年数。这容易得像一道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数学应用题。
但《遗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立场的人会对这个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想象过如下这些立场和回答。我想，古典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悲观的人写的悲观的书；浪漫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人写的痛苦的书；现实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多余的人写的多余的书；现代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人写的荒谬的书；后现代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不怎么可笑的人写的不怎么可笑的书……看样子不会有异口同声的标准答案。
然而不管阅读的立场如何好动，阅读的对象却是相对稳定的。《遗弃》是一个自称“业余哲学家”的“自愿失业者”在他“消失”之前留下的一份日记。它记录了“业余哲学家”一年的生活以及这一年当中由他奇特的想象编织而成的一批“写作”。在这里，生活与“写作”都具有个人体验的强烈的紧张与冲突。这种状况会使阅读变得疲惫不堪。正如一九九五年十月，发表在纽约的一篇书评所称：“试想，中国还有哪一部书以这么长的篇幅自信地宣布个人的体验和反抗呢？从来的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遗弃》的主人公那样圣徒般地沉浸在个人的探索和冒险之中，去思考世界的意义。”而所有的体验与思考通过《遗弃》留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生活其实不过是一种困境，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混乱和事故。
事实上，《遗弃》的主人公随处可见。他们大概于八十年代初期还在中国的大学里受着教育。他们迷恋西方的思想成就，而他们的行为仍然比较严肃。他们形形色色的冲突更多地是针对体制而不是针对传统的。他们对生命的怀疑比下一代有余，比上一代也绰绰有余。他们从转型的中国社会中获得了最深的不安和惶惑。他们身上弥漫着怀旧的魔力，而他们却又被迫走到了变革的前沿。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为人父人母，他们的儿女也多半已经进入了他们一直不太信任的教育格局之中。新的一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或许从一种重现的凄凉中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致命的“消失”——那是人生中代价昂贵的出路。
虽然《遗弃》的主人公随处可见，《遗弃》的读者却极为少见。这当然用不着好心的传媒去啧啧“多怪”。因为《遗弃》的叙述方式与思维模式都不是“面向用户”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能力而且又有耐心进入《遗弃》的迷宫之中。我曾经估算过，《遗弃》自出版以来的八年当中，读者累计不足十七人。幸好这其中有不少的“嘉宾”，如哲学家周国平、社会学家谢选骏、作家韩少功、美学家邓晓芒、伦理学家何怀宏等。他们使《遗弃》得以成为不灭的火种，始终保持着最起码的亮度和热量。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哲学家周国平就对《遗弃》写道：“中国有了自己的卡夫卡，自己的《恶心》；自己的《局外人》。”这种激情的过誉之辞如今像是从往昔里飘来的回音。它一直是《遗弃》不屑于自弃的重要心理关口。
多少年来，《遗弃》苦苦等待。可它等待的不是荣誉。因为正如博尔赫斯所说，一切荣誉都是对生命的简化。而《遗弃》早已认定生活中充满了混乱。混乱不仅仅是复杂，而且是复杂的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