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中)〔德〕克劳塞维茨-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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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可是这一方很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 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其实是相互监视。 双方都考虑怎样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对手，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如此。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发地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发容易出现均势。 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全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 凡是因为种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全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 可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在研讨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目的在推动的地方，便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当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 这些小的行动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 所以，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很多小规模的活动。 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很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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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 并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可能存在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一种赌博。 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作用是不是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发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
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发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愈大，也即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 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让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不能不作肯定的答复。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 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便比较重要，而在两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余地，并且也减少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可以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 由此可见，这儿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兵力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用处。 假如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全部军事上的成就。让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 首先，他们将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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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精神活动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余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 这种支配力量纵然主要来源于很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依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并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 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让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彼此监视，而不是打败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 这些战局假如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假如一方甚至双方是有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便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 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成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体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十分流行。 法国革命战争忽然打开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措施，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果。 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全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后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 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都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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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儿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保护者。 这些人将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而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 这种见解是这样缺乏逻辑与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 可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 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能够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 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成标准，所以，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儿，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 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或许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便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力量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 但是，要想从这儿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非常矛盾的。 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经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战役。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地方。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 如今，我们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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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让军队离开主要道路与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 当临时发生和马上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便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常常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此，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很多。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 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尽管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一些手段，还有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征，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规则、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变化多端的、多种多样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 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加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加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所以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 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困难却非常多。 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假如用到战区防御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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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作用的。 但是作为纯粹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儿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原因占优势。 可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 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拥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 假如说道恩元帅的特征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靠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 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但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并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 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儿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一样的作风和办法全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我们并不打算在这儿一一列举由于国家、军队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所以，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规则、原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见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与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够认识这一真理。 历史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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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可是，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让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这儿所举出的所有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 只是在双方都。。 。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假如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 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将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 统帅决不可把他在。。 。这儿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别在自己已。。 。 。 。 。 。 。 。 。 。经担心这些手段不合适时还使用它们。。。 。 。 。 。 。 。 。 。 。 。 。 。 。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仿佛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显著的。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让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当作对象，可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因此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所以，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事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 只要敌人有一点这么做的可能性，我们便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变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 换句话说，统帅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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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活动。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算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 我们先从１７５７年战局的开始说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算到腓特烈大帝会这样坚决地发动进攻。 当卡尔。 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带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 这便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误了。１７５８年，法国不但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
，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或许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失去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所有土地。 至于１７５９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１７６０年在兰德斯胡特，因为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全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在历史上恐怕非常难找到比１７９２年在估算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 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能够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很大压力。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 至于在军事上，那便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１７９４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役中，联军不但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并且从普奥两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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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舍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１７９６年，在洛迪、蒙特诺特和其余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了解得不多。１８００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他对这一袭击或许产生的后果估计不对了。１８０５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而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能够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无法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１８０６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的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跟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 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如何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打算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又如�
![[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