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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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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且民主革命还残存着很大的尾巴。这种状态与我国全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公社,生产上大跃进,正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这支戏曲队伍真正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成为一支积极力量,由国家统一调动,听党的话,成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具。〃经过整风、反右、大辩论和向党交心,艺人觉悟大大提高。通过对坏分子的下放、管制、教养,戏曲的队伍纯洁不少。现在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官方动手进一步改造剧团的条件已然齐备。这种改造,包括〃对戏曲队伍的彻底清理,搞清楚剧团每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把地、富、反、坏分子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建立人事制度;配齐管理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继续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上层演员对党三心二意的态度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演出剧目以现代戏为主,清除表演上的低级庸俗作风;组织剧团上山下乡,一边劳动锻炼,一边演出;提高艺人(有百分之五十的文盲或半文盲)的文化程度等等。〃 在这所有的改造措施里面,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而在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分配上准备逐步实行合理的工资制度。其做法是——〃经群众大鸣大放,在群众自愿自觉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合理制度,把高薪适当地降低。〃
  在那个时候,哪个剧团艺人的工资最高呢?当然是名角荟萃的北京京剧团。〃威行如秋,仁行如春。〃很快,一纸《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资问题的报告(1958年)》就呈了上来。这份报告说:〃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标准很高(最高的1700元,最低的50元),这在所有民间职业剧团中是最高的。因此,造成一些名演员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剧团为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的方针贯彻。〃但是〃经过整风运动,剧团成员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出降低工资。。。。。。特别是最近的向党交心运动,降低工资已成为全体成员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整风领导小组和团委会的领导下,按第一、演职员自愿,自报公议,领导决定。第二、降低工资既不影响一般演职员的生活,而主要演员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以上降下不降的原则,对特高薪(一千元以上的)降百分之三十左右,高薪降百分之二十左右,100元以下的不降,只作个别调整,为降薪幅度的控制标准。〃报告里还明确指出:〃我们意见,为了与目前蓬勃的大跃进的时代相适应,贯彻剧团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种高工资制必须予以改革,因此我们同意该团提出在群众自愿基础上有计划的降低演职员的工资方案。〃
  那时的中国人,已是被革命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即使心里明了利害与得失,但〃多数的力量〃也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放弃个人立场。加之,任何个人(包括名角马连良在内)在群体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作对就是错误。一石投下,激起层层涟漪。北京京剧团以外的演员也跟着强烈要求降薪。其实,这个连锁效应早在官方估计之内。瞧,〃报告〃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北京市其他一些京剧团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如京剧四团吴素秋、姜铁麟,新华京剧团徐东明,青年京剧团李元春、李韵秋等在整风后也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预料通过北京京剧团降薪,会起很大影响,我们意见亦按北京京剧团的降薪原则,有计划、有领导地作适当的降低与调整,使之能够巩固整风成果,进一步具体贯彻剧团深入工农劳动群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北京京剧团这次降低与调整工资,是很不彻底的。我们准备在不断革命中来逐步解决北京京剧团及其他京剧团不合理的薪金问题。〃像马连良、谭富英这样的角儿,工资一下子降了五百元,降幅颇大。跑龙套的,如贾荣生原薪三十(自报降为二十六元)、杨长生原薪二十六(自报降为二十元),本不属调整之列,也都降了薪,且降薪数目比自报的还低,每月工资十八元。降薪方案的顺利完成,其关键是在剧团〃迅速配备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领导核心〃,且〃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方案已定,但它的实施却因三年困难时期突至而搁浅。
  继而,是干部下放劳动。剧团〃国营〃了,艺人〃干部〃了,党让干啥,就得干啥了。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口号下,许多剧团〃一锅端〃,全体演职员开到京郊工地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剧团一些积极分子,看到民工的高度责任心和英雄的干劲,极为感动,也大干起来放〃卫星〃⑻,连续劳动十二小时。放完〃卫星〃以后,还强烈要求文化局领导能让他们经常参加劳动,并订为制度。当然,听到汇报的文化局领导也知道:京剧团下放劳动的表现最差,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劳动。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演员即使下去了,干劲也不大。
  在这个时期,父亲和马连良有一次偶然的会晤。大概是1959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人行道上的残雪和沙尘混在一起,被踩成坚实的硬块。马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回升,有些雪堆变成了灰色,变得松软。街道泥泞,从四合院灰色屋顶上的融雪开始滴落下来。天空是蔚蓝的,高挂着金黄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影,空气寒冷却清快。
  父亲忽然来了踏雪的雅兴,说:〃我想去公园转转。〃
  母亲说:〃小愚陪你去吧。〃
  我高兴得大喊:〃万岁!〃因为父亲好久没出去玩了。
  父亲看看表,见已是上午十点,便说:〃去颐和园是不行了,我们去中山公园吧!〃
  〃好,〃母亲说:〃你们顺便到‘来今雨轩'看看,有没有冬菜包卖。〃
  没用多大工夫,老别克车把我们父女带到了中山公园的西门。我挽着父亲,一路走,一路看。父亲不时还做深呼吸,见一块空旷之地的雪既厚且白,便弯下腰双手捧起一团雪,说:〃好干净的雪,可以捧回家煮茗。〃
  我笑着,把他手上的雪打落在地,说:〃你觉得干净,妈妈一定说它脏呢!〃
  父亲也不争辩,只是笑。父亲高兴,我就高兴。公园松柏参天,人迹稀少,幽雅中也带着一点悲戚。我们走了一段,忽见远处,隐约有一人影,径直而来。他行止温雅,风度翩然。
  父亲停下脚步,眯缝着眼,一看再看,说:〃这个人好像是马连良。〃
  天哪,真的是马连良!马连良亦判别出我们,遂加快了脚步。〃章部长,身体可好?〃他行至面前,挺腰敛胸,握手鞠躬,稳重又飘洒。〃好,好。〃父亲惊喜得连声答道:〃我要是身体不好,能到这儿赏雪景吗?〃               
  他俩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话题又扯到(19)57年事,父亲说:反右的时候,你在剧团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的关系,给你带来许多的压力吧?〃
  〃还好,还好,他们也就说我是火线入盟。〃他告诉父亲,多亏彭(真)市长的保护,最后才平安无事。而李万春就未能过关。
  我站在一旁直直地看着他——觉得马连良在台下,其姿态神情也是很可欣赏的:说话不疾不徐,目不他瞬,脸上泛着笑意。他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极自然,又极艺术。有一种做人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的感觉。这并非是应酬的纯熟流利,而是一股渗透于性情、弥漫于眉宇的宁和之气。
  谈到演戏,父亲问:〃马先生还经常演出吗?〃
  〃演,每月有个十来场。〃
  〃有好戏吗?〃
  〃还是《审头》、《甘露寺》、《借东风》那些老戏。不过,剧团可能会排演《赵氏孤儿》。如果排好了,到时候我请您看戏。〃
  父亲说:〃一定去看,我自己买票。〃
  笑谈中,马连良忽道:〃过了两、三年了,我可还记得在您家喝茶、吃饭的情形呢!〃
  本是一句闲话,父亲听来却心潮难平。回到家中,把马连良的这句话,说了又说,提了再提。是呀,反右前在我家做客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喝了多少杯茶,吃了多少顿饭。现已无人说及,提及,念及。而这个艺人说得,提得,也念得。
  下午,雪又飘飘洒洒地下起来。父亲怅望窗外,自语道:〃春风、夏日、秋雨、冬雪,幸有苍苍者不解势利。〃
  第二天,父亲便把《史记》和〃古本戏曲丛刊〃翻出来,叫我熟悉赵氏孤儿的历史和剧本。父亲还说,歌德也写过模拟其后半部情节的一个剧本(即《埃耳泊诺》)。《赵氏孤儿》这个戏,是由一个叫纪君祥的文人在八百年前写就的,他为此而传名至今。《赵氏孤儿》取材于历史记载加以虚构发展而成:春秋晋国奸臣屠岸贾诬陷赵盾,致使赵家三百余口被诛杀。为保护赵氏根苗和晋国同龄幼婴,草医程婴献出亲生骨肉,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抛却身家性命,守门将军拔剑自刎。。。。。。他们心存正义,扑向死亡,换得赵氏孤儿的安全。十五年后,程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赵氏孤儿。孤儿把复仇之剑刺向了义父屠岸贾。——元代文人描绘的一幅幅悚目惊心的场景,张扬着我们这个民族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元蒙统治时期科举制度废除,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只比乞丐高一等的地位。这些修养颇高的文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到勾栏瓦肆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这些奔波于闾巷村坊的书生,也因此对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与感受。于是,他们借助历史故事的铺陈,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刻写心灵的剧痛。演这个戏,虽说是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同台演出。但,马连良扮演的大智大勇的程婴,是戏胆。
  1959年的夏秋,《赵氏孤儿》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我们一家人都去了。

  老程婴提笔泪难忍,
  千头万绪涌在心。
  十五年冤屈俱受尽,
  佯装笑脸对奸臣。
  晋国中上下人谈论,
  知道我老程婴〃贪图富贵与赏金,卖友求荣,害死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
  谁知我献出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
  我的儿呀!
  抚养着赵家后代根。。。。。。

  这是马连良扮演的程婴在绘制〃雪冤图〃时的一段咏叹。他边画边唱,老泪纵横。其唱腔一改过去华丽圆润,尽显苍茫气韵。舞台上的垂暮老人,外表平静,却心如江涛。台下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心如江涛,而外表平静呢!通过熟悉的唱腔和反复的歌咏,能表达出那么多的人间情谊和亘古长存的感喟,父亲对戏曲艺人的表演技艺,佩服得五体投地。《赵氏孤儿》后来到香港演出,亦大获成功。有人认为它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媲美。香港电影界还主动提出愿意与内地合作,将该剧拍成彩色戏曲电影艺术片。当剧团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投入拍摄的时候,文化部接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江青的谈话。她反对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理由是:〃《赵氏孤儿》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戏。但是,抚的是何人之孤?报的是何人之仇?〃⑼文化部官员看了毛夫人的这段话,连忙歇手叫停。
  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刚过,剧团便下放到北京电子管厂劳动。马连良的劳动表现还算好,每天准时到厂。当谭富英被选为全市文教群英会代表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无波动,并说:〃从新旧社会对比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几次大的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代表选不选我没关系。选上谁都是我们的光荣!我没选上,想必是我有缺点,不够条件。我决不泄气,过年争取当英雄。我已递了入党申请书。我有缺点,政治差,让党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其实这段话里,已透露出马连良因求政治上进而不得的一腔无奈。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虽逾中年,但在台上却仍是花裹朝露,清丽绝尘。他们是角儿,是大角!更是戏班的台柱,京剧之栋梁。但是自1949年以后,中国戏曲的舞台建制从角儿制变为导演制以后,极端强调的是整体性艺术。官方也一直灌输〃职务(角色)无大小,仅仅是革命分工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可你一旦进了剧场,仍然会发现:戏曲的光采,还是落在角儿的身上。角儿倒了,再好的班底也撑不住。
  到了六十年代初——在梅兰芳、程砚秋已逝,尚小云、荀慧生已老的情况下,一个彻底改造传统戏曲角儿制的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首当其冲的是梅剧团。1960年梅兰芳剧团〃国营〃不久,便把中国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来,演出阵容有了很大的充实。原梅剧团的人都认为〃这是体现党对梅派的重视〃。但到了舞台上,才发现梅剧团的人和补充进来的人终归是两套人马,谁的心情都不够舒畅,还多了一个流派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加上,那时的梅氏子女不常演戏,梅剧团的旗子,靠着不是梅派的演员挑着。于是,有人说:〃这是月盛斋的牌子卖凉货。〃对于程派剧团,其作法是把程派弟子赵荣琛留下,并由上级做主把李元春兄妹私人办的北京青年京剧团改为国营。在剧团方针上制定了〃文武并举、李赵并重〃的原则,但这个方针却无法解决他们的舞台合作问题。程派演员认为既是程派剧团,就该以程派剧目为主,甚至对不叫程派剧团都有意见。而李氏兄妹则认为自己的武戏得不到发展,要求离去。结果是全台演员都卖了气力,观众并不买账,一个好儿也落不下。至于荀慧生剧团,由于荀先生年岁已老,再演花旦,形象不怎么好看。为培养自己的女儿,他提出改制。经批准上级同意把荀剧团改为集体所有制。可是所有制的变更却不能解决〃荀派与非荀派〃的流派矛盾。尚小云在1959年便去了西安,所以尚剧团是名存实亡。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对这四个剧团现状作了研究。他们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到了秋季,以人员安排为内容的整顿,基本完成。荀慧生安排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符合退休规定的人,退休。流派名演员与合作多年的老艺人,一部分调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如姚玉芙、王少亭、郎富润等),一部分安排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从事教学(如刘连荣、叶盛章等)。一般的演职人员有的调到本市其他表演艺术单位。业务发展条件不大的,经动员转业到其他单位工作。算来,一共有七种安排办法来处理这些艺术人才。原属四个剧团的不动产,如中和排练场、吉祥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圆恩寺影剧院,或做新单位的宿舍、或划归北京市属、或由新剧团使用。原属四个剧团的全部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新剧团需要或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而这个新剧团,就是准备筹建的北京市京剧二团。
  再来说说尚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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