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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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而这个新剧团，就是准备筹建的北京市京剧二团。
再来说说尚小云。也就在这年，已调至西安的尚小云却在9月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省政协和省文化局的领导辞行。领导表示希望他在国庆观礼、电影（即尚小云电影艺术片）扫尾等工作完毕后回陕，商量成立京剧院的事。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者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尚家化了很大的劳动力把家内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都安装了电灯。二、尚先生来京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得和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他回北京，就是回家。结果是令人意外的——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1959年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那种自由职业者浪迹天涯、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也只剩下了记忆。〃文革〃中，尚小云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这时，幸亏有个吴素秋——这个昔日在尚剧团挑梁唱戏的女演员，二话不说，自掏腰包把尚小云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或多或少带着一点虚骄与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大概是1962年的夏季，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父母从报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叫我去登门拜望。父亲叮嘱：〃你替我们送去问候。不要久坐。也可能人家会很冷淡地对你，懂吗？毕竟你的爸爸（19）57年对不起人家。〃
出乎意外！李万春夫妇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沏茶续水，忙个不停。他把儿子李小春也叫了出来。李万春对儿子说：〃你今儿晚上，不是演《闹天宫》吗？赶紧去拿点票来，请章小姐赏光。〃李小春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戏票。没等我伸手，李万春便接了过去，看了一眼，说：〃楼下五排，挺好的票，您可一定去呀，看完了，给我们小春提提（意见）。〃
我笑了，也很不好意思。说：〃您弄错了，往后是请小春给我讲戏。〃
一说开了，话就长了。我问李砚秀（李万春夫人）在内蒙的生活怎么样，是否习惯。
李砚秀手指着摞着的几个大皮箱，长叹一口气。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甭管穷和富，祖宗三代的东西都得留着。你瞧，这些箱子里面没一样值钱的，可走哪儿，你也都得带着。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好了。〃
我问：〃西方人是哪样生活呀？〃
李砚秀说：〃夫妻分手，各提一个皮箱就走。〃
我大笑，觉得她是个能干聪明人。我俩聊得很久。后来，她还找出几本旧像册给我看。在她找的时候，我有空隙来打量李万春的临时住所。有两样东西，显得很特别。一是冰箱，那时的冰箱是稀罕之物。二是许多空酒瓶，多半是白兰地酒瓶。遂问李砚秀。
她说：〃鸣举（李万春的字），几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欢的喝法是白兰地加冰块。〃
我非常吃惊于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问：〃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后才这样的呢？〃
李万春立即插话：〃我才不管什么左呀，右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唱戏，二喝酒；唱好戏，喝好酒。〃
这个人生目标是很低的，但这样的低，又有几人可以做到？
告辞的时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我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我想，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皆源于此。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猛地伏在李万春的肩上抽泣。天地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万春被我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砚秀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互不嫌弃〃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谁能做到互不嫌弃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肉、至亲或最爱，而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当晚我在前门外的庆乐剧场，看了李小春的《闹天宫》。剧场简陋，天气闷热，看得我大汗淋漓。李万春的这个儿子英俊又出息，观众为他而来，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后台看热闹或凑热闹。但《闹天宫》演完，我对身边的男同学说：〃李小春太漂亮了！我得到后台看一眼。你陪我去吧。〃
男同学说：〃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说罢，就转了身。
见到李小春，我吓一大跳：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耷拉脑袋，脸色惨白。全身如水洗，从头发尖到脚后跟寸寸湿透。他只朝我点点头，连招呼的气力也没了。。。。。。从这一刻起，我知道了什么叫血汗钱。
李小春，多么出色的一个青年演员，也跟着父亲发配至内蒙。戏剧界朋友闻讯都非常惋惜，说：〃小春本该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流！〃后来，惋惜成了遗憾：他比他父亲还早地离开了人世。
1964年始，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切莫以为就是个更换〃戏码〃的事。现代戏像一只巨大章鱼，其触角伸向艺人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
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剧团为加强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展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体演职员工觉悟提高，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北京京剧团4月送交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出〃反对单纯艺术观点，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物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配，树立部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并开始铲除雇佣观点和捧角思想〃。典型的例子是赵燕侠带头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每天提前十五分钟进排练场；再次主动提出降低工资。原本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是一向较别处丰裕自由。人们对艺术、对各种玩意儿，也有较宽阔的理解。但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同行生存之道的更改，特别是某些演员有了很现实的、同时又很功利的政治上进的要求，马连良这样的艺人便深感于自己觅得的一点点自由感的有限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缩小。成名于旧时代的艺人们再也不能沉溺于小情趣，而淡漠现实政治了。似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的政治风云与时代脉跳都使人生沉重。而唯一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这沉重有人来得早些，有人来得晚些罢了。现代戏如泰山压顶，马连良及时表态，说〃非把《杜鹃山》演好（他在剧中饰农民郑老万）。〃谭富英和马富禄强烈要求排演现代戏中的一个老年角色。张君秋为争取扮演柯湘（《杜鹃山》女主角）还闹了些情绪，说〃我连试试都不行。〃言外之意是觉得组织上只培养赵燕侠，不培养自己。面对这样的思想起伏和情绪波动，基层党组织不但以书面形式汇报，并及时利用它，为艺术人员的分类分档做好准备。他们在7月31日上交的一份现代戏汇演的总结提纲里，首先从剧团演职员里确立了一批〃先进骨干力量〃，而〃这批力量是以中级演员为主〃。他们的分析是——这些人〃对京戏不演现代戏，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必然逐步走向死亡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艺术包袱小，革命起来负担不大。〃而对老演员、名演员。这份总结提纲是这样写的：〃传统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千丝万缕的感情和联系。革命起来负担较为沉重。。。。。。马连良在《杜鹃山》里只演了一个群众角色，这和1958年剧团排练现代戏时明白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的情况相比就不同了。但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要求，也还有待进一步考验〃。
是的，政治形势、革命意识、大众审美对传统京剧一点一滴的渗透，已满足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红色政权对于艺术的要求同于革命的要求，故必须快捷、迅猛、干净、彻底地改造京剧，进行一场京剧革命。而这个改造和革命，令马连良想不到的是，它居然首先来自演艺界内部、来自舞台建制的拆解和戏班传统人际关系的崩溃。赵燕侠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她说：〃京剧革命要出自每个人的本心。这是方向，我们一定要牢记。只要党说话，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赵燕侠有言，有行。再次提出不拿保留工资（即高工资）。这一切，深深刺激着像马连良、裘盛戎这样一批老派艺人。他们已然意识到：眼下的京剧革命不光是个舞台面貌或剧目选择问题，它要从日常琐细开始扩张、侵袭、蔓延，一直深入到生活的最隐蔽处、心灵的最深幽处以及情感的最细微处。这方面，剧团领导的头脑自然十分清醒。他们是这样向上级汇报的：〃经过不断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批评自我批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排演不论老演员、新演员和一般演员，都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名演员按时进入排练场（赵燕侠提前十分钟入场，带了头），服从导演指挥，排练场上发扬民主，人人提意见，不断修改。一个演员说：‘排现代戏建立了导演制度，我敢给名演员提意见，老戏我就不敢。'足见，通过这种有领导有民主同志式的合作进行工作，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老演员们也改变了不少过去的坏习气，如上场前缓锣鼓，台上随便驱使人，后台那种嘻笑逗闹、自由散漫的景象在现代戏的革命声中，已销声敛迹了。。。。。。归根到底，要解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永远记住要政治第一，政治挂帅。艺术为政治服务，永远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党不但要领导政治，而且还要领导艺术！〃 这最后一句话，可谓点睛之笔。的确，艺人要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于异质文化的魅影。面对现代戏——这种革命文化咄咄逼人的势头，包括马连良在内的所有艺人，别无良策。不能招架，更无力还手，故不能不变通、退让、妥协和投降。他们是优雅的群体，也是萎落的优雅，并终将带着惶恐、悲怆、软弱的殉道姿态，结束优雅。
打从这个时候起，马连良就觉得晦气，闷气，憋气，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别扭以及道不明的委屈。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泻的小小缝隙，终于爆发了。
6月27日上午，天气炎热，骄阳似火。北京京剧团在前门大街的广和剧场排练《杜鹃山》。戏里有个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叫杜小山，是由谭孝曾（谭门之后）扮演。排练时决定给这个人物新增加的一段唱腔，不唱了。
马连良问谭孝曾：〃怎么不唱了？你是词儿不熟？还是腔儿不熟？〃
谭孝曾答：〃是腔儿不熟。〃
马连良当即找来《杜鹃山》的唱腔设计李慕良，说：〃腔儿不熟，你给他说说，还是让他唱吧。〃
因为忙于准备排练，又由于导演已决定不唱，李慕良便说：〃不用唱了。〃
此言一出，马连良勃然大怒，道：〃李慕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一位呀，也敢来驳我？我马连良不是你李慕良培养出来的。我唱《借东风》、《甘露寺》，不是你李慕良帮助我成了马连良的。〃
全体愕然，鸦雀无声。似乎难堪的沉寂，比喧闹的锣鼓还能烘托出气势来。在这样的气势下，马连良难抑多日来、多月来、甚至是多年来的闷气，憋气，怨气和怒气，决非逞一时之快的他又喊道：〃我马连良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你拍拍良心想想，我把你养活了。怎么？《芦荡火种》演好了（李慕良是该剧音乐设计），你就全对啦？对你的骄傲，我耳朵里都装满了，不信你问问乐队。现在，你到家里连师娘（即马连良夫人）都不叫，你太难了。谁给你撑腰哪！敢对我这样，周总理见我都客客气气的。〃这是一般人绝对不会说的，也绝对不会对一般人说的话。
排练暂停、终止。
回到家中，马连良发现自己手和腿都在哆嗦。个性不光是造就了马连良的台风，还是他的力量源泉。他自觉不自觉都在保护自己的个性。你很难改变他。况且，他是个有名望的艺人。有学者把形形色色的名望，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名望，如一个人占据着一定的位置，或拥有一定的财富及头衔以及血统等等。这些带来名望的东西，都独立于个人之外。一类是个人的名望完全是由自己来体现，靠长年累月积累而成。马连良属于后者。这样的人并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对他都是驯服的，甚至能产生出一种让人神魂颠倒的魔幻般的力量，心甘情愿地模仿他或为其服务。但眼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大家都必须向一个更高的权威低头哈腰，表示忠心与驯服。人有了后一种驯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前一种驯服。这对活了半辈子、也红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忍无可忍的。所以，他要骂上几句，明知其后果及影响，也要骂上几句。〃马连良骂人问题〃，以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快速反映上去。上边也迅速作出决定，指示剧团党组织要对〃职业是艺人、身份是国家干部〃的马连良进行〃开会批评〃。
6月29日下午三时半，在广和剧场以〃《杜鹃山》工作检讨会〃的名义，对马连良李慕良的问题进行批评。共有十八人参加，其中有薛恩厚、栗金池、肖甲、赵燕侠、马富禄、裘盛戎、马长礼、谭元寿、任志秋、刘雪涛、周和桐。
会前，剧团党组织负责人薛恩厚找到马连良，说：〃咱们现在要开个小组会。〃
马连良一听就急了，说：〃我今儿有病，不能参加。〃说罢，拿起拐杖往外走。但被薛书记拦住，并请进会议室。
马连良知道领导意图后，压下去的火气又窜了上来。他第一个发言，激动地说：〃李慕良是我养活大的。他现在骄傲的不得了。党不管他，我要管他。他在我家叫师娘的时候，都不站起来了。我吊嗓子，请他，他才来。有一次，彭（真）市长坐在哪儿，他也往沙发上一坐。我看了都不顺眼。入党以后就更骄傲了。只听你们仨（即剧团党总支成员薛恩厚、栗金池，肖甲），可你们仨不认识他，他是白眼狼。〃
延安干部肖甲说：〃你没学过社会发展史，你们（指马连良和李慕良）还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把问题提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吓得在座艺人心惊肉跳。
听到这句话，李慕良理直气壮地说：〃你骂我是损害人权，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呀！〃
不懂政治却知利害的马连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