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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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类。但它们既非地理也非历史，而是近于政书。它们与地理和历史的
区别在于它们只描述一个行政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参考手
册，因为地方官员通常是外地人，需要它们提供有关该地区行政的一切情况。
此外，编辑和出版这类手册，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声望。赞同方志的出版，被
看成是一种促进地方上的自我认同和团结的行动。
虽然方志详略不同，但大体上包括同样的题目。⑥它们是该地区的地图或
全景图，指出该地的一些重要场所；它相对于星座的位置和它在中国的位置；
该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及其后来的演变；自然地理；四周的边界和
地区内的划分；街道、广场、桥梁、津渡；公共建筑如衙门、学堂和书院、
佛寺和道观；有关历史发展、灌溉、河道、军事防御、人口和赋税的资料；
历任官员、乡试和会试的中试者和保举为官者的名单；杰出官员和本地人中
的著名官员、学者、藏书家、艺术家或孝子烈女的传记；涉及本地区的各种
文章，包括奏议和其他文献、论文和碑铭材料。有时也包括本地作家的诗文
和其他文学作品的选录。
在分类上差别很大。有的府志以县为单位，尽可能将所有的材料加以分
类，但大多数不这样做。各种方志对题目的论述常常详略不一。嘉靖之前编
纂的方志相当简略。但在方志中仍可看出总的趋势的影响，即提供更多的文
献证据和强调经世文，它们在　１６　世纪中逐渐变得详细，资料更加丰富。
方志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利用得还很有限。不过它们不总是
不带偏见的。虽然在明代通常是中央当局命令地方官收集当地的资料，从而
开始修纂方志，但他们始终需要地方绅士的合作，同时方志也为地方绅士的
利益服务。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官员，为了执行行政任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4—208　页。



务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依靠当地的绅士。在修纂方志上也不例外。为方志收
集资料的绅士阶级成员，必定会避免把有损他们利益的材料包括进去。这可
能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人口数字、田产、确定的赋税定额、徭役，或甚至立
传官员的选择。根据绅士阶级成员影响负责官员的程度，他们可以设法取消
那些企图约束绅士活动的人的传记，突出那些与绅士合作得好的人。①
根据各种目录特别是《千顷堂书目》所提供的资料，足以推定在明代修
纂的方志有　２０００　多部，其中有近　１０００　部保存下来。它们之中只有大约百分
之六是在　１６　世纪以前修纂的，在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修纂的不超过
百分之十五。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相一致有如上述，并可能出于同样的
原因。明代方志以北直隶、南直隶和浙江这些财富、教育和政权中心为最多；
最少的是广西、云南和贵州，这些地方在明代仍是发展不充分的边远地区。
方志的编纂不限于各种行政区域。还有专门写山岳、湖泊、寺院、道观
和书院的。它们一般仿照其他方志的写法。
除通志（省志）外，有少数杰出的关于某些较大地区的作品。它们包括
何乔远的《闽书》（１６３０　年，８．１３．４），这是一部内容广泛的关于福建的专
著，起自古代终于　１６２０　年，特别著重于明代。是书分　２２　门，包括地志、建
置、风俗、版籍、在福建任职的文武官员、考试、福建的知名男女，还有关
于琉球群岛、植物、动物和本地出产的描述。每一门的材料按府、县排列。
内容的范围和材料的编排严格遵照通志。然而，没有一部明代的通志像《闽
书》那样详尽与全面。曹学佺的《蜀中广记》（晚明，８．１６．２）是一部大文
集，包括　１２　篇专论，涉及四川的各个方面，采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格式。大多
数材料选自较早的文献，下限至明以前。与明代有部分关系的五篇专论是谈
名胜、边防、州府、风俗和方物的。
除方志外，有少数作品论述一个具体的府或县。其中有几部是由在该行
政区任职的官员写的，这些地方长官通常也是方志编纂的负责人，他们从一
府之长或一县之长的角度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他们的观点与绅士的观点
不同，前面已经谈到，绅士常常影响方志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著一般都收在
作者的文集中，很少能单独得到。１５７０　至　１５７３　年任福建泉州府惠安县令的
叶春及写的《惠安政书》（８．１３．３），和　１５５８　至　１５６２　年任浙江严州府淳安
县令的海瑞②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的《兴革条例》，就是两种这样的作品。
③两位作者，特别是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
非法行为。因此，他们的说明对了解中国　１６　世纪时的地方状况特别重要。
另一类材料，比方志的范围更小，只包括家族或氏族，名称很多，有家
谱、家乘、宗谱、族谱等。虽然许多平民家庭早在宋代就已经编写家谱，但
到　１６　世纪才变成一种普遍的习俗。④王世贞在评论明代历史编纂工作⑤时特别
提到作为史料的家谱，表明明代史家知道它们的重要。然而，《千顷堂书目》




① 见裘开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明代类书概述（上）》，《清华学报》，新版，2，2（1961
年），第　93—115　页。
② 有现代重印本，6　卷（台北，1970　年）。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355—135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3—85　页。
⑤ 有现代重印本，30　卷（台北，1971　年）。



的作者显然没有特别注意这类著作。在这个目录的谱系类，⑥开列了约　１２０
个书名，其中只有　７０　都显赫家庭的家谱，排除了宗室。我们可以推测，编成
但未出版的族谱、宗谱或家谱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⑥ 见傅吾康：《介绍》，第　310—320　页。



结束语


早在　１６４５　年，在清朝刚建立以后，编纂明朝正史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这件工作拖延了几十年。直到　１７２３　年《明史稿》（２．１．８）才完成，直到　１７３９
年定本《明史》（２．１．９）才刊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
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
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
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
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
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
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
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
列。①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
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
有效的广告形式。
不过，１８　世纪的文字狱的确阻抑了对明史的兴趣。学者不敢发表任何有
关明史的著述。只是到了　１９　世纪晚期政府的控制松弛下来时，有关明史的书
才再度出现。这时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编年体著作：夏燮
（１７９９—１８７５？年）的《明通鉴》（约　１８７０　年，１．３．１１）②和陈鹤（１７５７—
１８１１　年）的《明纪》（１８７１　年，１．３．１２）。随后在　１８８７　年，龙文彬（１８２１
—１８９３　年）的《明会要》出版。③它仿照　９６１　年的《唐会要》，收入有关明
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选自正史和　２００　多种其他资料，分　１５　门，近　５００
子目。
一般来说，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中叶。只是在最近数十年，明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才在中国、
日本和西方引起应有的注意。



















①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48（1958　年），
第　73—82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980—984　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地图”和〈广舆图〉》
＇184＇（北京，1947　年）。



附录


书目评注


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一般性的书目资料以补充涉及具体问
题的有限的脚注，让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对在学识和思想上对各章
内容提供的重要帮助表示感谢。
在前一章里，傅吾康对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
明和很有见识的评价，并系统地联系到他的不可缺少的著作《明史资料介绍》
（吉隆坡，１９６８　年）。中国刚出版的一本目录列出　１９００—１９７８　年在各地出
版的论明史的　９４００　篇文章和　６００　本书。④１９６０　年出版的一本现代中国和日本
论明史的著作的更加精选的目录，当时列出的文章和书即有　２５００　种之多。⑤
这些书目展示出这个领域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同时也证明，专题研究所期望
的详尽的文献材料，在这里不能也确实不需要提供。下面既不是书目提要，
也不是书目论文，而是构成这部明代政治史的　１１　章中每一章的书目评注，传
达作者们对学识专门问题的见识。

１　明王朝的兴起，１３３０—１３６７　年
作者　牟复礼

虽然在明代和一些历史著作（除正史外，注意傅吾康在他的《介绍》中
谈到的著作，编号　１．４．１—１．４．３　和　２．３．１—２．３．１６）中对朱元璋的早期经历
有很大的兴趣，但只有到了　１７　世纪，批判地考察明朝奠基时的事件才显出了
重要性，并在　１８　和　１９　世纪继续成为考据学的焦点。也同有关中国其他领域
的学术成就一样，本世纪最好的近代学术成就虽然使用了一种扩大了范围的
概念论和方法论手段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新的目标，但仍然坚实地置基于那
个传统的成果上。其中对目前的作者对目前这章的研究最直接有关的，有下
面三部：（１）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　年）：《国初群雄事略》，１２　卷，著于
１７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２．３．１７；新版本和标点本，北京，１９８２　年）；（２）他
随后（但在　１６４４　年之前）著的《太祖实录辨证》，５　卷（傅吾康在《介绍》
中提到，编号　１．１．１）。（３）一部有关的重要著作是钱谦益的追随者潘柽章
（１６２８—１６６３　年）的《国史考异》（２．３．１８）（仅存包括前三朝的　６　卷）。
１８　和　１９　世纪清代考据学发展方面的范围极广的著作，跟这里特别有关
系的有：（１）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　年）的《陔余丛考》，４３　卷，和他的（２）
《廿二史劄记》，３６　卷。（后者应使用杜维运的批注本，台北，１９７７　年；杜
维运还著有《赵翼传》，１９８３　年。）（３）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的《十
驾斋养新录》，２０　卷，又附编　３　卷。（４）夏燮（１７９９—１８７５？年）的《明
通鉴》，９０　卷，又前编　４　卷，附编　６　卷（１．３．１１）。后者有现代排印的标点
本（４　卷，北京，１９５９　年，被广泛地重印），是最方便的，除官修《明史》
（２．１．９，１７３６　年呈给皇帝）外，也许是最广泛使用的明史。２０　世纪的学者


④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107—1111　页。



尚未着手对它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巨大工作。
在专门研究明朝开国和早期历史的新近的学者中，正如脚注所表明的，
本章作者大大有赖于王崇武（死于　１９５９　年？）的历史学识。他在　４０　年代出
版的许多专门研究，把细致的研究、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和健全的历史判断最
好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吴晗（死于　１９６７　年？）是最重要的一位。
他的《朱元璋传》出版于　１９４８　年，１９６５　年的版本作了广泛的修订，这是从
１９７９　年的重印本知道的，这部作品作为现代传记著作的开路之作以及作为研
究明朝奠基者生平的学术成就都很有影响。在学识上，吴晗的作品在判断上
常常是主观的和自觉地“政治的”，尽管很渊搏和富于想象力。王、吴一代
的第三位学者邓嗣禹已经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大量论朱元璋的著作，尽管更
多地是谈他的统治时期而非发迹时期。
在　２０　世纪的第三个　２５　年中，对明代的研究繁荣起来，特别是在西方。
除傅吾康外，六位学者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值得注目地扩大了明初
研究的领域。他们是贺凯、罗梅因？泰勒、约翰？Ｗ．达迪斯和本书随后三章
的作者爱德华？Ｌ．德雷尔、小约翰？Ｄ．郎瓦洛和陈学霖。本文作者十分仰仗
他们的学识，从本书前四章的脚法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明初研究的影响，在
那里他们的主要著作一再被引用。
现在回到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关于明朝的兴起的研究，本
世纪前半期的学术成就不大。一个奇怪的例外，是对张士诚一生的很有用但
始终不完全可靠的研究，其中强调了他作为苏州地区的地方英雄的地位。这
就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线装五卷，上海，１９３２　年。这部著作似乎是一些
人合著的；主编是支伟成。这部著作和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些材料说明，对
朱元璋的竞争者，特别是张士诚、察罕帖木儿，以及扩廓帖木儿政权，很有
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察。
西方人或日本人的学术成就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中国人最
近的学术成就值得再说几句。在本世纪的第三个　２５　年中，在用中文写作的学
者中，自从王崇武和吴晗去世后，对明朝建国时期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新建树。
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史学对　１４　世纪中期的研究，正如日本人最近的学术成就一
样，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元末伴随蒙古人统治的腐化而兴起的农民起义
上，反映出对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的关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邱树森（１９７７　年）
纪念彭莹玉的文章（第　１　章注［２１］引证）。邱树森教授领导南京大学的一个
元史研究中心，那里对元末社会史的物证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不管它对
自己立下的限制，这种研究在收集有用的资料上还是成功的。元末的社会和
政治史（明朝从中脱颖而出）中比较广泛的问题，将在即将出版的第　６　卷中
谈到。对朱元璋生平的说明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他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成份”
与　１４　世纪中叶恶化的社会情况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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