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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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191＇，第 22 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
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 年 6 月），第 14—22 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
＇331＇，载《禹贡》，3，9（1935 年 7 月），第 36—42 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 年》＇458＇，第 26—127、163—165 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035 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32 页。
耗费巨大的工程表明，永乐帝从一开始就想把帝国的京城迁到北京，尽管朝
廷官员反对。
在此期间，新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被奠定了。虽然在 １４１６ 年之前没有真
正地进行巨大的建设，但建造新宫殿和修复城墙的准备工作在 １４０６ 年就开始
了。在 ８ 月份，永乐帝已命令陈珪伯爵、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
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北京；表面上他是应高级官员的要求，这些人认为应为他
即将进行的巡幸建造一座皇宫。官员们奉命在江西、湖广、浙江、山西和四
川诸林区组织伐木。另一些人则在北直隶组织制砖。１４０７ 年，在全国各地征
集了一支由工匠、士兵和普通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 ７０００ 余名被张
辅俘获并押送到北京的安南工匠。但建设因不充分的供应体系和缺乏严密的
监督而受阻。工程进展缓慢，这几年没有重大的建筑物竣工。
为了减轻这个地区对南方来的漕粮的依赖和加强地方的经济，在 １４１２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皇太子朱高炽给北京地区诸府和山东、河南受自然灾害的那
些地方的居民减免田赋或发放救济粮。
在 １４１５ 年 ６ 月大运河工程完成后，从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即江南诸省）
漕运粮食至北方就更加迅速了，从此粮食就可以直接从这些省运至北京。新
都的经济状况于是有了好转。①
１４１４ 年对蒙古人的远征以后，永乐帝驻跸北京达三年以上，只在 １４１６
年晚期离北京巡幸南京一次。由于大运河已被重建，人力和物资已经北移，
永乐帝显然已经决定常住北京。在 １４１７ 和 １４１８ 年，对北京的护城河、城墙
和桥梁作了改进，永乐帝的居住地西宫也在兴建之中。１４１７ 年 ３ 月，在永乐
帝最后一次离开南京后不久，他又命陈珪负责北京的一切御用的建筑工程；
珪陈还控制着那里的军务。
在此以前，永乐帝还要求就建设他的新都一事展开廷议，并取得了高级
官员的支持。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无关紧要。建设北京需要大规模地动
员工匠和劳工，这些人往往从部队的士兵中，或从判处苦役的囚犯中抽调，
而且从全帝国（甚至从远至新近吞并的安南）征用建筑材料。劳动大军的规
模不详，但人数一定高达几十万。主要的建筑师为一名安南血统的宦官阮安
（死于 １４５３ 年），他还在正统帝统治时期重建北京时起了主要作用。②
到 １４１７ 年晚期大部分宫殿已经竣工。元朝建造的南城墙的某些部分已经
失修。这些部分在 １４２０ 年修复，这时钟楼和天坛也已完工。到 １４２０ 年，北
京已经有足够的主要建筑工程竣工，以致可以把朝廷迁来。新城略小于蒙古
人统治时的城。它的北部小于南部。城门从 １１ 个减至 ９
个。永乐帝对建设的成绩颇为高兴，于是厚赏负责建设的官员。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工部郎中蔡信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对低级官员和所有各类建设劳工也给以适
当的提升和奖赏。①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
10，4（1935 年 10 月），第 937—939 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 年），第 50—54
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 82—84 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
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 339—342 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 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
１４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北京正式被定为帝国的主要都城。从 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起，所有的文献都称北京而不称南京为帝国的京师。在其间的 ３ 个月中，中
央政府被彻底改组。但是在 １４２１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紫禁城中三个主要朝觐
大殿，永乐帝为了遵守古代的先例，不得不号召对他的统治进行直率的批评。
有些御史和翰林学士——有名的有李时勉（１３７４—１４５０ 年）和邹缉（死于 １４２２
年）——谴责了经济困难、时弊和迁都北京引起的巨大不便等情况。最为直
言不讳的批评者为主事萧仪，他的陈述甚至很刻薄，以致永乐帝把他处死。①
这使所有的批评者为之震惊，于是都缄口不言。当然，永乐帝在此之前早就
对这件事下了决心。主要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所有机构的重新调整已经作出；
一切准备已就绪，此时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能改变他的决定了。
中央政府的改组影响了北京和南京的文武编制。首先，政府的官印要重
新铸造。在 １４２１ 年之前，北京的官署印鉴上有“行在”二字，但当北京被正
式定为帝国首都时，这两个前缀字被取消了。南京所有的官署都被发给上有
“南京”这两个前缀字的印鉴，以表示它们此时的从属地位。②这些命名的变
化旨在反映政治现实。但是，当永乐帝的继承者在 １４２５ 年决定把首都迁回南
京时，所有新名称都被废除；他恢复了以前的名称。但在 １４２５ 年后期他去世
时，迁回南京的活动停止。事情依然悬而未决。当宣德帝再次确定北京为京
师时，它的官署继续使用“行在”二字。直到 １４４１ 年，“行在”二字才最后
从北京所有的政府机构的名称中抹掉。
南京的官署成了它们北京的对应官署的分支机构。例如，设在北京的南
京后军都督府分署将档案移交给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并将其印鉴送礼部销
毁。有关新首都安全的一切活动改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就军队而言，统一的
指挥结构一分为二：１３ 个卫归南京指挥，１３ 个则归北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
的五个卫同样被平分，在两京各组成五个新卫。
文官的组织也经历了类似的、但更加复杂的改组。处理北京事务的各部
被撤销，其人员被重新分配，户部和刑部的北京分署被并入户部和刑部。同
样，都察院分院也并入都察院的北京道。另一方面，兵部和工部则北迁，而
国子监则干脆去掉了“北京”二字。同时，原归一个部的分署管辖的北直隶
各州府，此时则直接受京师各部节制。１４２５ 年，明帝重新设置了各部的北京
分署和后军都督府分府。于是地方官府与中央各部或都督府打交道时必须通
过这些机构的渠道。但是，这个程序证明过于麻烦，所以这些分署在 １４２８
年解散，管辖权于是又转归正规的部和都督府。
皇帝已在北京建了一个雄伟的首都，这个首都远比元代的首都豪华，甚
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 — 2（1970 年 8 月），第 154—182
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162—17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206—212
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97 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
文章》＇185＇，载《汉学》，11，3 — 4（1970 年），第 101—113 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94—203 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
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0 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
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 年），以及徐玉虎：《郑和
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 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 年），第 11—63 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
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 年），第 27—32 页。
至与南京一样壮观。“两京制”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南京充当了相辅
相成的行政中心——在 １４４１ 年结束，当时北直隶和南直隶的行政划归中央政
府统一管辖。从此，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地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它再也
不归皇室控制，它的宫殿和宗庙被废弃。它的主要行政职能保持不变，但是
除了洪熙帝统治时一段短暂和未遂的返都期外，它的的各部通常只由有职无
权的侍郎任职。
迁都北京之举在军事和经济组织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
与新的行政要求以及边境各地区的防务有关。这一宏伟的都市远离供应它的
经济源泉，迁都和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
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
军事和经济的改组
军队的调动和新机构
永乐帝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
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
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
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
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
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
的组成部分。①
永乐帝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洪武统治时期建立的分
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永乐帝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
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
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 １４１７ 年被捕。②同时，像建文帝做过
的那样，永乐帝也感到非削弱其他亲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权力不可；
许多亲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们的护卫被解散。
因此，到永乐帝统治结束时，在原来洪武帝建立的 ３０ 支藩王护卫部队
中，只有 ４ 支完整地保留下来。①永乐帝原来为燕王时属于他的 ３ 支护卫部队，
即燕山卫，被并入组成北京皇帝私人军队的亲军之中。剩下的 ２３ 支护卫部队
中，有的被调驻不同的地点。其他的则被解散，它们的部队被改编成京师的
新的卫。从此，授给新王的封地很少设护卫，到明朝末年，属于军事编制的
① 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 年；重印本，上海，1956 年），第 32—34
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 年），第 28—34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北，1958 年），
第 16—17 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 1 — 5 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 年》＇546＇，重印
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 年），第 59—61 页；罗塞比：
《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 年 12 月），第 129—136 页。
②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 10—11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 28—39 页。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 11 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爪哇关系》＇90＇，载
《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 年），第 215—219 页。
藩王卫队不到 １２ 支。②
把军事卫队调往北直隶之举是永乐年间进行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军事
改组。在洪武帝统治下，南京的 ４１ 支卫队合称为京卫；这些部队包括皇帝私
人的 １２ 支亲军和 ２９ 支隶属于五个都督府的护卫部队。①当永乐帝以北京为京
师时，他把南京的许多这些护卫部队调到北方。到 １４２０ 或 １４２１ 年，北京的
卫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属北京都督府的卫；原来的南京京卫；原属诸王的
护卫部队。少数已解散的其他部队也从其他省调到北京。
京卫的核心是由构成皇帝亲军的 ２２ 支护卫部队组成。它们包括 ３ 支燕山
护卫部队、原属北京都指挥使司的 １６ 支护卫部队中的 ７ 支，以及曾隶属于南
京皇帝禁军的 １２ 支部队。这 ２２ 支护卫部队包括 １５９ 个所；这些部队号称共
有 １９０８００ 人（一卫包括 １２００ 人），但是实际人数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数，因
为到洪武时期末年，各地区的卫大致只有它们足额兵力的 ５／８。②其他 ６ 支部
队并入皇帝亲军的部队依然归他直接调遣；其中 ３ 支原属前北京都督府，３
支由各解散部队的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提供了进行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军事编制包括 ２９ 支其他的护卫部队，每支部队分归前京师的各军
都督府之一指挥。到 １４２０ 年，这些部队中大约 １９ 支已调往北京，剩下的则
是专事水上作战的部队。１４２０ 年以后，南京的军事编制由 １７ 支隶属于皇帝
私人军队的护卫部队和 ３２ 支由南京五个都督府联合指挥的部队组成。同时，
南直隶外围城市原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的部队则改由北京的中军都督府管
辖；这进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权力。１４２１ 年随着北京周围的地区成为北直
隶，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开始对该地区进行指挥。从此以后，北京的后军都督
府统辖了 １６ 支护卫部队，其中 １１ 支后来负责守卫皇陵。
到宣德年代之末，北京的京卫包括 ７４ 支部队。２２ 支由皇帝亲自指挥；４
支从事养马；６ 支正式被用作建筑工人；两支被指定护卫永乐帝和洪熙帝的
陵墓。１９ 支部队已从南京调到北京，６ 支则从北方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宁）
调到北京，１５ 支新部队则由各支已解散的部队的士兵组成。永乐年间帝国军
队总兵力看来远远超过 ２００ 万。
在改组过程中，大批人民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的地区。至少有 ４３５ 个所，
即帝国全部部队的 ２５—３０％驻扎在北京地区，其中 ３３５ 个所原从帝国的其他
地方迁来。如果我们采用前面的计算，这些部队的实际总兵力约为 ２５．１ 万
人，但是真正的数字可能略高。另外，许多士兵有家眷。１３９３ 年的人口统计
数字表明，北京地区有定居人口 １９２６５９５ 人。因此，有理由认为 １５ 世纪初期
北京省（１４０３ 年以后之称）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过 ２００ 万。总之，在 １４２２
年以后，长驻在北京的部队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大大
地加剧了供养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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