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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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I，第
186—197 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 22—24、86—87、219—223 页。又可简略地参看格里
姆：《从明初到 1506 年的明代内阁》＇194＇，第 139—177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 28—30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35、533、666、1537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
第 89—9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234—235 页。
明军的瓦剌蒙古人之手这件事中暴露无遗。尽管以后作了种种改革，明代军
事制度的基本弱点到明朝灭亡时仍未得到纠正。
财政改革
宣德时期第三个重要的国内发展是重新组织财政和特别在长江下游诸如
苏州和松江等府采取救济措施。如前所述，这些府负担着很不公平的税赋。
有意在这个地区征收惩罚性税赋的洪武帝后来已下令进行减免；但甚至晚至
１３９３ 年，苏州一地的份额依然高达 ２８１ 万担，几乎是全帝国田赋估计总数的
１／１０。松江的地只有苏州的 １／４，但征收的田赋几乎为后者的一半，占帝国
田赋收入的 ４．１４％。①永乐帝在位时，平均每年的田赋收入提高约 １０％，以
满足迁都北京以及历次对外征战和海外远航的巨额支出的需要。史籍没有记
载苏州和松江的新的田赋份额，但可以合理地假定，它们的份额也相应地提
高了。这些沉重的税赋要求引起了积累的巨额欠税和债务，从而导致大量人
口出逃和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永乐晚期自然灾害打击这一区域时更是如
此。
在 １４２２ 至 １４２８ 年期间，松江的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担。宣德帝的北京
朝廷既依靠田赋作为岁入，又依靠从长江流域运送的粮食来供养北京。这些
运送的粮食 １４２６ 年估计达 ２３９ 万担。正好两年以后，运粮翻了一番以上，达
５４８ 万担。②因此造成这一极为重要的区域减产的欠税和农户出逃，成了一件
越来越受到关心的大事。在这些府采用各种减税免税的计划具有双重目的：
保持收入流入国库，粮食运往北京。它们的实施还基于这样的信念：帝国的
富强取决于其农业人口的富足。
钦差大臣周幹的报告使皇帝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税赋负担的严重性有了清
晰的认识，周幹是奉命去那里调查财政状况的。他的 １４２６ 年 ８ 月的奏疏描绘
了农民的逃亡、过多的欠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当地居民和征税工作的严重影
响。他提议减少官田的税赋份额，清除税吏的贪污行为，消灭当地官员的弊
政。他请求朝廷指派干练的官员去管理这些府的财政事务，并派专使去监督
他们的工作。
皇帝的注意力被这种情况所吸引，朝廷在以后四年进行了讨论；大学士
们支持减税，而户部的官员则反对，因为担心减税后的影响。１４３０ 年 ５ 月，
皇帝下令在全帝国减税。然后在 １０ 月，皇帝派几个财政官员作为巡抚到各地
总督税粮征收工作。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其中包括苏州
府和松江府。在以后几年他和况钟（１３８３—１４４３ 年）在宣德期间的改革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况钟是一名同样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在 １４３０ 年 ６
月任苏州府知府。①
周忱和况钟在承担新的责任时面临艰巨的任务。特别在苏州和松江，他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127—128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 64—65 页；贺凯：
《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 89—90 页。
②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 334—336、338—341 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第
119—120、130—132 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 6—11 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 111—112、115—117
页。
们发现不但有巨额的欠税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间税赋份额的差异，而且发现大
规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税赋负担。例如，周忱注意到，苏州府太仓县在 １３９１
至 １４３２ 年的 ４０ 年中，纳税户减少了 ９０％，只有 ７３８ 个纳税单位，而该县负
担的税赋份额则保持不变。但况钟和周忱并不仅仅是不顾户部的不断阻挠而
奉皇帝命令进行减税。他们还开始实行旨在消灭税吏征税中的不法行为和贪
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 ５ 项重要的财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称赞： ②
１．征粮的衡量单位的标准化。这个措施防止税吏欺骗和多收粮食。
２．每个县设粮仓以贮藏地方行政官员监督下征收的税粮。这样就能防止
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
３．对官田和私田的税粮采用一种称之为平米法的附加税。这项附加税用
于运输溯运河而上直达京师的粮食，附加税的一切结余都储存起来用作紧急
储备。百姓可在运河河畔的方便地点缴纳税粮，另外缴纳一种特定的附加税，
作为士兵们然后把粮食用船运至目的地的报偿。这样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
运输的人的负担。
４．在这些府的每个县设济农仓。它将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
的余粮，以便在自然灾害或歉收时分发。
５．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缴纳税粮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换率定期调整。
这个制度对平民和官府都大为方便，还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货币经济和纺织
业的发展。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议，但它们的贯彻常常受到户部和地方行政
官员的阻挠。直到 １４３３ 年，周忱和况钟关于不折不扣地给苏州减税的要求才
得到皇帝的批准，减免数相当于以前份额的 １／４ 以上。对其他的府也相应地
进行减税，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议却被户部成功地否定了。①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后仍在进行。他的其他计划在正统帝 １４３６ 年初
期登基后被采用。还有一些计划后来给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 年）在长江下游
诸省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样板。②记录表明，宣德统治时期田赋年平均收入已下
降到 ３０１８２２３３ 担，比洪熙统治时期少 ８％，比永乐时期少 ５％。在正统时期，
此数又进一步降低了 １０ 至 １５％，在以后明朝各代皇帝统治下，年平均征收
的税粮始终在 ２５００ 万至 ２８００ 万担之间。①
要解释这些数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耕地面积和纳税
户实际数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项目列出的国家收支数。的确，明
代不存在国家“预算”。但是一般地说，在宣德期间农民似乎从全面的减税
中得到了益处，而国家由于大量减少支出，也能够经得住收入的减少。但在
以后几代统治时期，情况有了变化。由于直线上升的行政和军事支出，政府
被迫加征附加税以补充税收的不足。这些附加税转过来造成了严重的新财政
②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 60—61 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121—12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41—342 页；德雷尔：《明初
政治史》＇146＇，第 232 页。
② 关于朱高煦不实的指控，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135—140 页。
① 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 721—758 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
第 57—6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226—229 页。
问题，这些问题使 １６ 世纪晚期张居正主持下的一条鞭法改革势在必行。②
救济措施
宣德皇帝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
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
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
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
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①
对外关系和纳贡制度
蒙古人
虽然在以前几十年明朝经常遭受蒙古诸部落的骚扰，但宣德在位时期的
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
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永乐帝的无情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永乐帝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直下，因为重新振兴的
瓦剌人在脱懽（死于 １４３９ 或 １４４０ 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
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
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①
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
洪熙统治时期，他们曾经徒劳地寻求中国人的援助去反对阿鲁台。在这些威
胁面前，阿鲁台再次争取与明朝廷和睦相处，他的提议得到热情的回报。宣
德帝登基以后不久，阿鲁台开始每年派遣纳贡使团携带马匹和其他礼品去北
京，而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朝廷希望瓦剌万
一进攻的时候他会帮助他们，但阿鲁台仍然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
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
１４２８ 年 １０ 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皇帝率领 ３０００ 名骑兵视察这
个地区的边境，他亲自击退了侵犯者。
后来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中国军队在薛禄将
军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１４３０ 年 ５ 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
边境防务集中在那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
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
前，同时又限制了中国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①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 １４３１ 年初期击败阿鲁台。此事又促
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最后，在 １４３４ 年 ９ 月的母纳山之战中，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94—795 页。
① 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明史研究》，4
（1977 年春季号），第 71—72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 113—119、147—151 页。顾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 747 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 63、117、118 页。
①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 39—41 页。
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这时无可争辩地成了蒙
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朝廷的友好关系。当他的野心
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 １４５５ 年）在 １４４０ 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
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②
日本和朝鲜
宣德在位期间，明朝廷积极设法改善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宣帝恢复了
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永乐时期已经处于
衰落状态。１４２６ 和 １４２７ 年，皇帝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的 １４０４ 年协定，
作为改善关系的措施。他增加了每 １０ 年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义持
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
但他的继承者义教（统治期 １４２９—１４３２ 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
兴趣；１４３２ 年 ２ 月，宣德帝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
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义
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就在 ９ 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
带领一个使团于 １４３３ 年 ６ 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
产等贡品。７ 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的使团在
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③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
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 １５４９ 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
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
易，并且获得了厚利，尽管双方不时发生争执。明朝廷则希望在镇压中国沿
海的日本海盗（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中国人认为，他们未能达到这
方面的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的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
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宣德帝和李祹王（１４１８—１４５０ 年在位）都在位期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一直是亲切的。双方定期互派使团和互赠礼物，１４２６ 年 ２ 月，皇帝命一名宦
官率第一个使团去朝鲜。他赠朝鲜王丝绸，以回报这一年早些时候朝鲜王派
使团带礼物访华的行动。下一年，另一个携带礼物的使团被派往朝鲜；这一
次，皇帝要求 ５０００ 匹马以供军用。要求很快被满足。１４２９ 年晚期，明帝两
次知照朝鲜王，劝告他不要再用他本国不生产的金银器皿作为贡品，并且还
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动物——这个劝告在 １４３２ 年又被重
申。１４３３ 年末，皇帝婉言谢绝了朝鲜王要求派学生来国子监攻读的请求后，
赐给他一套儒家的经史著作。这是宣德时期最后一个派往朝鲜的官方使团。①
根据明代史料，宣德帝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愿望，似乎是出于扩大中国的
影响和取得战马的明确目的。但是朝鲜的记载《李朝实录》透露，皇帝与其
祖父永乐帝一样，常常有除此以外的个人目的。１４２６ 年，明朝要求处女和宦
官以充实皇帝的后宫，还要求女厨师以满足皇帝对朝鲜佳肴的爱好。后来，
中国人要求猎鹰、猎犬和豹，供皇帝玩赏。李祹王亲自选 ７ 名处女，并随带
１０ 名厨师、１６ 名侍女和 １０ 名年轻的太监于 １４２７ 年 ８ 月离开汉城，两星期后
②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230—231 页。
③ 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 91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 126—12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84 页。
抵达北京。１１ 月，应明朝廷的要求，另一名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１４２９ 年，
皇帝要求并收纳了另 １１ 名厨师，以及大量的鱼和泡菜；类似的要求一直继续
到 １４３４ 年，直到 １４３５ 年 ４ 月，即宣德帝死后两个月，５３ 名已在中国住了 １０
年并希望离开的朝鲜妇女才被送回国。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另一
面，这一面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②
东南亚
宣德帝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永乐帝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
亚和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