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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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从　１６　世纪晚期和　１７　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从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
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这个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
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这些作
者还对许许多多的市镇和城市，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
深。这就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中国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航海和发
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
世俗，也同样来自宗教团体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腓力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
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这个武力打开中国的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
争早约两个半世纪。但是事实上腓力依然没有动心，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结果。
由几十年后对荷兰殖民者发生的事来看，马德里做出的决定不是不明智的。
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
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
万历晚期的明王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
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土的目击者，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明代
的情况表明了天命说法的持久的效力。并不是中国民众生来对治理不善具有
更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农民（只在整体上能被操纵）是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
支配之下。②除非学者－官员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
会发生。换句话说，王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
续。没有有力的竞争者足以保证它继续存在。
在　１６　世纪将要结束之前，万历皇帝还曾庆祝他三次主要战役（“三大
征”）的成功的结局。①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　３０　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


① 编辑者的名单见于《万历会计录》＇550＇正文前的书页，该书由王国光辑，张学颜编（版本不详，约　1582
年），其微缩胶片可以在几个图书馆找到，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见富路特和房兆
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82　页。
②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4806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4790、4812　页。关于刘道隆的话见第　4812　页。



某种国内叛乱或边境危局中度过的，这样说就够了。

社会动乱和边境危机

在这个时期，有几省发生了国内起义。最严重的起义中有白莲－弥勒教所
支持的山东的起义，１５８７　年暴发，又一次在　１６１６　年。
在俺答于　１５７１　年受安抚以后，沿北京以北和以西的边境少有入侵事件。
一度强大的蒙古联盟开始分裂；俺答的后继者撦力克和卜失兔不能控制所有
的部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鄂尔多斯部入侵甘肃－青海边境地区。在随后防
御鄂尔多斯游牧部落的战斗中，明军大体上是成功的，部分地是由于这一地
区的藏族和维吾尔族部落的援助。但是在这整个时期，边境冲突和小的战役
不断发生。同时，东蒙古人继续向南迁移进入辽东（在近代的满洲内），他
们在那里时常袭击中国的边境前哨基地。１５９８　年，部族成员成功地伏击并杀
死了明的总兵官李如松。直到满族人在女真（满族）领袖努尔哈赤领导下出
现时，蒙古人仍旧在东北占据了明军的注意力。他们能够把　３０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０
骑兵投入一次战斗。
在西南，明军和缅甸人之间也在断断续续地打边境战争。１５８２　至　１５８３
年，刘綎率领的一支讨伐军深入缅甸；１５８４　年，刘再次打败缅甸人。尽管有
这些胜利，边境仍然易受攻击。在　１６　世纪的最后　１０　年，缅甸人再次入侵云
南边境。在这个混乱的时期，连越南人也变得不安定了；１６０７　年他们沿云南
和广西边界进行袭击。
这些危机和起义没有一次能够倾覆明政权，尽管它们引起了够多的问
题，有时还引起了担忧。它们没有对帝国的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没有一个集
团设法建立后勤基地或设法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要做到这
点，它们需要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支持。如果一个起义者不能团结地方士绅作
为他的事业的后盾，他的救世主的使命就只能在来世提供救助。如果一个边
疆的首领不能吸收足够的合作者按照中国的样式来创立一个国家（如俺答一
度试图去做，如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后来实际做到的那样），他就不能希望在
中国建立一个王朝。这些事例再次使人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状况的
代替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明帝国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它的成功。它构想的政
治制度使它能够牢靠地依靠它的指令；只要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就只能忍受
它的错误的行政管理。

文化隔离

万历时期的明政权缺乏它早期的活力；自从王朝建立以后，朝贡制度便
已衰落。不过这一制度决没有被放弃；它仍然符合帝国的利益，对它很有用。
但是条款现在是易于协商的，而在早期它们是由明朝廷提出的。俺答和他的
部属曾经受到朝贡关系的一种有所修改的方式的对待，赠品和商品的交换是
在边境贸易站而不是在京师进行。丰臣秀吉差点被说服作为承担纳贡义务的
日本“王”而出现。１５９０　年，扣下给予撦力克的财政援助（与朝贡关系相联
系的一种特殊照顾），这被认为是使蒙古人屈从的一种手段。１５９４　年，云南
巡抚能够联合纳贡国暹罗发起对缅甸的攻击。１６１５　年，即努尔哈赤公开和明
朝廷决裂的前一年，他派了他最后到北京的贡使。但是，把外援和接受者对



天朝的自愿臣服联系起来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这类安排可能加强武装和平，
但它不能代替武装力量。这一点被努尔哈赤所充分证明，而安南（越南）提
供了另一个适当的例子。当明朝廷不能对黎和莫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执进行仲
裁时，它对安南的支配地位便消失了。
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一个新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
扰乱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继续居住；这个殖民地
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争执。实际上，葡萄
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一笔规定的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进出口
税和吨税，对葡萄牙人用特惠税率。１５７４　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以封闭这
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但是，葡萄牙人在这个殖民地内享受自治。
在腓力二世占有葡萄牙王位后，澳门居民决定在其本国所承认的市民权的基
础上成立一种议院行政机构，最后是从印度总督获得批准的。因此，虽然口
头承认腓力是他们的国王，殖民者设法使他们的港口城市摆脱了西班牙的干
预。
这些详情和中国人无关。尽管官员们承认不能禁止对外贸易，他们却被
指望制止中国人出洋，因为他们不能处理由混杂的中外人口造成的问题。按
照外国法律管理的侨民区因而符合他们的意向。对外贸易的关税和吨税并不
作为国家的收入。未经仔细稽核的收益用来支付地方的用项。中国的资料证
明，在征收了他们自己向来的税以后，官吏们很少提出问题便让关税申报得
到批准。
１５６７　年，明朝廷解除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的禁令，还指定靠近现在厦门
的月港为这种海上贸易应当通过的港口。这是对参加海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
福建居民的特殊让步。当地居民现在被允许出海。这项政策实际上支持移居
国外，说明了许多福建人的村社这时在东南亚出现的原因。
贸易由澳门向上游转移到广州似乎已于　１５７８　年开始。在这一年澳门的葡
萄牙人被允许到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　１６　世纪，广州间
断地禁止和开放对外贸易，决定其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和秩序。广东的地
方官员们拟定了一套详细办法来控制他们管辖之下的对外贸易。外国人必须
在指定的地区内居住。他们由一个同业组织的管理人所指定的一些富有中国
商人“担保”。贸易期限于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中国人还发展了强制
的方法。他们不给不遵守这些办法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和生活用品。当征收关
税从澳门移往广州时，所有　１９　世纪公行制度（实际上这是朝贡制度的变体）
的因素都已经有了适当的位置。

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

在澳门葡萄牙人获得他的殖民地的同时，西班牙人也试图通过外交谈判
在中国取得一个类似的立足点。这一计划的前景暂时似乎是良好的：中国官
员们在肃清海盗首领林凤（在西方资料中也叫　Ｌｉｎ　Ａ－ｆｅｎｇ、Ｌｉｍａｈｏｎｇ〔林阿
凤〕，或　Ｄｉｍ　Ｍｈｏｎ〔李马奔〕）方面也共享好处。
西班牙人于　１５７０　年到达一小批中国人已在那里长久居住的马尼拉，并建
立了一个殖民地。１５７４　年晚期，林投降中国当局的提议被拒绝，他带领　６２
艘船只进入马尼拉湾，装载着男人和妇女、武器、农具，目的显然在于开拓
殖民地。林的士兵在他们的路上并不困难地打败了一艘西班牙船，但他们和



西班牙人在陆地上的战斗却失败了。这伙海盗于是转向北方，最后在仁牙湾
的邦阿西楠建造了一个要塞。１５７５　年　３　月西班牙人组织一支远征队，突然袭
击这批中国人。他们摧毁大部分海盗船只后，围攻这个要塞。围攻继续了四
个月。当战斗在继续进行时，正在寻找林凤的指挥两艘战舰的中国舟师军官
王望高，也到了吕宋。他应邀到马尼拉，并受到热情接待。王反过来同意随
他带回以这个传教区的创建者拉达修士为首的西班牙使团。
很明显，中国官员们这时想要西班牙人为他们打仗。而西班牙人，除了
得到吕宋岛以外，为了贸易和传统事业还谋求打开中国大门。当西班牙使团
到达福州时，它的成员受到热诚的招待；中国巡抚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呈北
京。意外的是，当这个使团仍在福州的客馆时，林凤率领的海盗（西班牙人
认为他们已被包围）已秘密地建造了　３０　多艘船，并挖了一条水道逃到海里。
把事情搞得更糟的是，一度在公海上自由行动的他们回到了台湾海峡，给福
建官员们造成了一些问题。于是这些官员对促进西班牙人的事情的热情减低
了。拉达使团空着手回去了；进一步的争论只能加剧双方的恶感。这些情况
激起马尼拉的总督和拉达修士提出军事征服中国的建议。①
建议的这次远征没有具体化，因为腓力二世不接受这个建议。①但是大规
模的流血还是发生了，遭难者是在吕宋海岸上的中国平民。在西班牙人于
１５７１　年在马尼拉立定脚根以后，中国移民大批拥到这里，很使西班牙殖民者
沮丧。１６０２　年，根据一个叫张嶷的人的建议，福建矿税使得到万历皇帝的准
许在一个偏僻海上小岛的机易山上开采贵金属。没有证据表明，皇帝了解这
个岛在哪里，或者他知道即将和西班牙人发生的冲突。他是不顾他的科道官
员的强烈抗议而给予准许的。事实上，“机易”山很可能是吕宋岛上的甲米
地城。
当一个中国代表团（包括张嶷）到来调查这种可能性时，西班牙当局被
激怒，代表团被赶了回去。但是总督唐佩德？布拉沃？德阿库尼亚怀疑这是
某种中国阴谋。就在九年以前，由西班牙人统率的新应征入伍的中国人的叛
乱要了一个总督的命。谣传中国即将入侵，中国移民将帮助入侵者。当西班
牙当局采取预防措施，搜查中国居民的武器甚至铁器时，恐慌蔓延开来。
中国人的村社马上开始设法自卫。跟着发生的　１６０３　年　１０　月的大屠杀很
可能因水冲突而被引发。但是，由于已经取得势头，它变成了一场西班牙军
队和中国人村社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战争。追击从马尼拉开始；被打败了的中
国人被赶到八打雁，在那里土著的菲律宾人也袭击他们。据说，死亡总数按
中国人的计算超过　２００００，据西班牙的记载是　１５０００。这一事件直到一年以后
才上报皇帝。万历皇帝处死了张嶷，他的不实报告引起了西班牙的暴行。除
此以外，什么也不能做。１６０５　年，新任福建巡抚向西班牙人送去一份照会，
只要求将寡妇和孤儿送回本国。兵部提出“逐内洋红夷”①，这个建议和自称
天朝是一致的，却是完全做不到的。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5017　页。
① 参见下文《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但是王图的吏部侍郎头衔没有给予他吏部内的实权。1611　年考核期间在孙丕扬手下实际负责的吏部侍郎
是萧雲举。不过王图接近孙丕扬，并被认为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且被他们的敌人
叫做“秦党”。



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

这样大量的流血只能增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建立联系的工
作，通过一些非暴力的方法应当可以获得成功，耶稣会的会士们正朝这个方
向前进。自从方济各？沙勿略于　１５５１　年在上川岛死后，在　１／４　个世纪的时间
里，人数日渐增多的基督教徒鼓吹有力地打开中国对基督教的大门。１５５７
年，范礼安到达澳门时，给传教事业定了一个新方向。他作为东印度耶稣会
布道团的新视察员，制定了文化顺应的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
国化。范礼安自己从未涉足中国；他留在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地。但是他的
努力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很起作用。从肇庆的小教堂（在
今高要，广州以西　５０　英里）于　１５８３　年建立起，利玛窦终于设法到了两个直
隶地区，１５９５　年到南京，１５９８　年又到北京。在他　１６０２　年第二次到北京的时
候，他在那里永久地定居下来。这使他能够把他生命最后的繁忙的　１０　年，致
力于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宣讲基督教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他在北京的成功
使在其他城市的传教工作成为可能。
利玛窦赢得信任的才能是很出名的。他有无穷无尽的耐性和一种直接学
会关于中国的东西的才能，他是一个理想的使节。他不但被中国受过教育的
精英所接受，他实际上把他们吸引住了。尽管他获得了成功，他并没有消除
文化的壁垒。他只在上面开了一个孔，从孔中挤了进去。这个耶稣会神父自
己的日志透露，他没有把他的工作看成令人惊奇的成就，尽管他使一些人皈
依，其中有几个中国的显贵。利玛窦抱怨说，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寻求自身的
教化，而不是确定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又沉迷于偶像崇拜和迷
信。这是不难理解的；他所描述的一分为二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反映，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官僚统治着无数农民，两个集团都不是深切地关
心一种外国宗教的争端和教义。在裁决者的作用因超越认识的原因而由国家
首领承担的时代，真主和耶和华是没有多少余地的。这样，中国并不需要打
一场宗教战争以解决争端。所有信条都由它们的相对价值来评价，但没有一
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