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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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②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 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19
人。③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 1635 年 3 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亵渎了。④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 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 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 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 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 253 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 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 5718—5719 页;251,第 6487—6488
页、6495—6499 页;253,第 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37—239、1467—147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22—52 页;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 26—4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 年),第 205—2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 6729—6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91—493 页。
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 年 8 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 年进士,死于 1641 年),①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 年夏,忠于东林
的黄道周(1585—1646 年)②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 年),③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 1631 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 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1635 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 1636 年末,在规定的 27 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
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 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
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 17 世纪 30 年代中期,
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
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 年夏,皇太极
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 年)④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
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 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
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
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 1571 年和蒙古
人所订的那样。⑤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
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
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 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
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
60 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
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⑥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
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 1636 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
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8—360 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 6759—6765 页。
③ 见地图 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38—40 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 6893—6898 页。
⑥ 吴睹魇贰罚�41',252,第 6521—652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494—1495 页。
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①杨嗣昌特别沮丧;在 1637—1638 年间,气氛本来很
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 年,张献忠(1605—1647 年)②和其
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
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
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
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 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 10
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
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 年 5 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
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①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
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 年
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
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 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
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
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 年 6 月,张献忠复
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
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
都撒手不管,他于 1639 年 11 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
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 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
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
管他在 1640 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
到 1640 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 1641 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 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 年的头三个月,
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 3 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
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
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
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 1639—1644 年
1639 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
难。1639 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 36—37 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
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 年),第 43—45 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 36 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 17 世纪 40 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
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
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
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
流入中国。③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
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 世纪 40 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
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
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1639 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
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④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
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
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 1639 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
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
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 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 年干旱和
蝗虫成灾,1642—1643 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①在这
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②在许多地区,
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③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
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 17 世纪 40 年代,尽管水、旱、
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
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
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
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
觅食。到 1642 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④而曾经
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 1641—1644 年
②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 121—122 页。
③ 同上,第 119 页。
④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
经济,1600—1750 年》'141'(剑桥,1978 年)第 63—64 页。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 51、69—70 页。
②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 145—158 页;小叶田淳:《日本 16、17 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
'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 2 辑,18,2(1965 年 8 月),第 256 页。
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
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
第 89—132 页。
④ 《明史》'41',110,第 3386—3389 页。
在杨嗣昌于 1641 年 4 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
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 1640 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
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⑤10
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回到北京当首辅,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出了力。
由于周延儒在崇祯朝初期对钱谦益的削职起过作用,①东林支持他似乎令
人惊奇,但他的复职是朝中互相斗争的派别妥协的结果,他们试图解决他们
之间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应付威胁着王朝生存的军事和财政困难。②
这个妥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某些理想主义的东林党人不能接受
用以维持妥协的实用主义的做法。1643 年初,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企图赶
走周延儒;尽管他在以后几个月中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
政府在重重困难面前不能有所作为。
1641 年初,张献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广之后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但到年
底他已恢复过来,能和其他造反领袖一起进攻南直隶的西部。③1642 年,他
攻下这个地区的庐州、桐城和另外几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据多久。
1643 年初,张献忠把进攻南京的计划搁置起来,引军向西进入湖广,使那里
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 1641
年 7 月 15 日在短时期的围攻之后陷落的。张献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头,
但官军从东边迫使他向南转移。10 月初,他夺取长沙和衡州,随后几个月,
他进入广东北部和江西中部,官军再次迫使他后退,1644 年初,他回到湖广
西北,考虑再次入川。
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 1641 年秋,许多独立的造反领
袖归顺李自成,在这年最后三个月里,他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