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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剑桥中国史:明史-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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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 25 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 年重
印),第 3 卷,ⅩⅤⅢ,2,第 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 年),第 92—1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82'(上海,1957 年),第 94—9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东京,1971 年),第 12 卷,第 7 章,第 235—245 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斯坦福,1973 年),第 245—2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
编(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 3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
月 19 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 30000 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 20 两。
史可法和他的 30000 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 50000 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 60000 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 700 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 100 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③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指挥的。①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 16 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 17 世纪 20 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①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论并导致恶果。②阮大铖终于在 1644 年 9 月 30 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142—15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 78—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明史》'41',273,第 6987—6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1—7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 6785—6792 页。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1645 年 5 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
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
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 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 68—69 页。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
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
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
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
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
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
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
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
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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