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昂纳克说“在政界，生活将严厉惩罚那些落伍者”。这些话很快被苏联代表团公开
了。
昂纳克本人6 个星期后就下台了。甚至当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明显地处于危险境
地之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从他的立场后退。他派他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
列夫到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都“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一个观点：我们
不准备干涉”。雅科夫列夫后来说：我们告诉他们：请作出你们自己的打算，但一
定要明白，我们的军队即使驻在那里，也不能动用，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留在
军营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狂喜的东德群众N 月9 日蜂涌而至跨过柏林墙后，在当年的最后7 个星期中，
东德的一党制政权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克格勃面对苏联集团的崩溃远
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沉着。尽管克格勃想出了一些积极措施企图拼死挽救共产党政
府的垮台，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得到实施。据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莱
昂尼德。舍巴尔申称，我们曾告知东欧一些领导人要他们保护自己。他抱怨说：
“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苏联，从不打算自立，他们被抛向了狼群。”
克格勃绝密档案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
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
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
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
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
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
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
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
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
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
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
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
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
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
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
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
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
到。1998年俄罗俾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
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
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
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
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
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
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
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
这样想的）显然是幼稚的。不过，那种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专制政权
（仅举这两个例子）时可以忽视情报部门的作用，同样也是幼稚的。随着新世纪的
来临，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对于情报作用的不重视已不多见了，得还不能说没有。新
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情报的作用以及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利用（或者滥用），
他们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们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要做的研究工
作还很多。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
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
重要。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
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
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
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
“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
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 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
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
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
候监听。
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
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
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
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
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
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
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
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
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
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代人中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大权威，但
直到回962 年他还写道：“几乎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承认曾企图危
害斯大林及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必要怀疑他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的过程中，内务人民委
员会及其后继部门——国家安全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据假装客
观的苏联官方历史称，是“帮助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并巩固一种自由的内政形
式”——换句话说，就是沿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系列驯服的一党专政国家。在所有
苏联集团国家，效仿苏联国家安全部而新成立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在建立斯大林式的
政权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告密者的数量比纳
粹德国时期还要多七倍。和东德的情况一样，很多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仅
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是前克格勃间谍。
尽管斯大林以后时代的“人民公敌”被克格勃降格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
对他们的压制手段也不如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但针对他们的行动依旧是毫不留情的。
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
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人了克格勃第
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
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
富。
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
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
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
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
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
疗”
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
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
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
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
开除。
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
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
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
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
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
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
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
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
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
年7 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
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
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
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
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
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
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
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
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
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
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
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
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
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
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
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
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
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
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
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
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
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
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
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
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
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
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
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
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
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
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
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
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
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
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
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
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
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
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
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
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