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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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能找到几个佐尔格之类的人物，甚至可能连一个也没有找到。到了70年代中
期，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力量仍很强大的西欧国家里，最聪明的党员往往都是
些持有非正统观念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盲目虔诚地准备为“劳动者的祖国”
献出自己生命的亲苏派。当面对西方的生活现实时，一些苏联特工也难以保持
自己的思想信仰。随着冷战的深人，克格勃那些最好的间谍变得越来越看重实际利
益（如奥尔德里奇。埃姆俾），而不是思想信仰（如吉姆。菲尔比）。
但是，在克格勃总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西方生活经验的领导的压力下，世界各
地的情报站却不得不设法去与西方一些主要的政治人物拉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些
极不现实的毫无希望的人员招募计划（无疑都是获得政治领导同意的），试图将哈
罗德。威尔逊、维利。勃兰特、奥俾卡。拉方丹、赛勒俾。万斯、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以及其他西方高级政治家招募为间谍。面对这些及另外一些失败，克留契科
夫不是采取更现实一些的招募政策，而是用更加官僚化的手段，要求写出更长的报
告，填写更多的表格。1985年4 月，当苏联驻世界各地的特工收到中心新设计的调
查表时肯定在暗暗叫苦，克留契科夫指示他们以此为基础，写出有关被认为是可能
的“发展对象”的西方政治家与其他重要人物的报告。调查表上共有56个问题，许
多都极其繁琐。比如，调查表第4 栏第14个问题要求提供以下情报：生活方式；嗜
好、娱乐方式、品味；爱看哪些作家的书籍；戏剧、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特别喜
欢的东西；收藏；体育方面的兴趣（骑马、打猎、钓鱼、游泳、国际象棋、足球、
游戏、开车兜风、驾船出海，等等），赢得的奖项；散步；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
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喜欢什么风味的食物，等等。
另外55个问题也都包含有类似的不厌其详的询问，从‘有损调查对象形象的信
息“到”调查对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若要按此调查
表完成对某个”西方重要人物“的调查，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可能需要进行数月的调
查。
中心在政治情报领域的主要缺陷并不是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在于情报搜集，而是
在于它对所搜集的情报的分析能力。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中心每天将一份收
自各情报站及其他渠道的国外情报报告摘要送交克里姆林宫，除做一些敷衍塞责的
说明外，一般都不会多做解释，担心那样会与政治领导们的观点相。民斯大林与赫
鲁晓夫二人都愿意自己给自己充当首席情报分析家，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很不称职。
勃列日涅夫与他们不同，他不愿把时间花在分析情报及其他任何信息上面，这
样就给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比他的任一位前任都大的用武之地——递交他的情报判断。
情报判断在斯大林时期是最差的。斯大林本人对于无视有关1941年德国入侵的
多次警告情报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执导致了一系列
其他方面的判断失误——其中包括战争期间荒唐地认为剑桥“五杰”（克格勃的一
批最有才华、最能干的间谍）是英国精心策划的大骗局的一部分。虽然斯大林死后
的情报分析再也没有偏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冷战期间的一些紧要关头，克格勃
总要用阴谋理论来取代客观判断。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不到一年，就开始向
政治局提供歪曲事实的情报判断，目的在于加强政治局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
的决心。他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试图在苏联阵营中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这一成
见，所以他对于任何与此成见不一致的证据都不愿多加考虑。1968年，中心销毁了
华盛顿情报站获得的美国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并
没有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的操纵。
在60年代早期与80年代早期，中心都认为美国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
击。虽然苏联一些驻西方国家情报站的情报官——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要比苏联领导
人及克格勃主席多得多——私下认为这种担忧纯粹是无中生有，但他们却不敢公开
反驳克格勃总部的判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虽然认为克格勃
要求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协助调查这些莫须有的美国先发制人的突击计划纯属浪费
时间，但他也知道向莫斯科抱怨是没有用的。“这些指示，”他说，“像来自上面
的其他指示一样，是没有什么讨论余地的。”
苏联的情报分析所以失真，常常被扭曲，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
内部对所有反对意见的不信任。因此苏联在解释其搜集的政治情报方面就面临比其
西方对手更大的难度。尽管苏联领导层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但如果
他们的曲解受到其情报报告的挑战，他们就会大动肝火。苏联体系内的不同意见总
要面临被指责为叛变的危险。30年代后期那些敢于公开表达意见的情报人员一般都
死于非命。即便在斯大林以后时期，敢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情报人员不再面临生命威
胁，但他们的前途——像米特罗欣那样——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封闭性或半封闭
性社会在从人力资源中搜集情报方面比开放性社会具有内在优势，因为西方国家的
首都在安全与监视方面无一例外地要比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首都的水平低。
但从另一方面看，一党专政国家在情报分析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缺陷，因为分析
家们一般都不敢对党内的统治者讲他们不爱听的话。
在30年代，外国科的情报报告撰写人员虽然要注意避免伤害政治领导们的感情，
但他们知道如果向上面提出英国反苏阴谋的证据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在冷战时
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们同样知道，把美国当做替罪羊，不会冒任何风险。克
格勃一位PR线官员在1991年未遂政变几周后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同
事们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把一切都推到美国
人头上，便会平安无事”。因此，苏联领导人所得到的情报报告非但不能修正他们
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识，反而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能显示其关于西方的“新思维”的最为
确实的迹象就是他批评第一总局政治情报报告中的传统偏见。中心在1985年底不得
不发出严厉指示，“在送交苏共中央及其他领导机关的信息与情报报告中，决不许
歪曲事实真相”。这是对克格勃完全遵从于苏联前领导人所期望的政治上正确的标
准的彻底否定。
然而，这些情报报告不管如何歪曲事实，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对于理解苏联对外
政策还是必不可少的。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尤其在古巴导弹基地问题上的那场极
其危险的赌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美国对苏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
错误情报的影响。70年代，安德罗波夫权力的增大以及他与葛罗米柯及乌斯季诺夫
在制定政策方面所形成的“三驾马车”，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总部的情报分析
工作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有力证据。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后，言辞越来越具警
示性，最后甚至谴责里根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过度的军事狂热”。如同在60年代
早期那样，这也反映了中心那危言耸听的情报分析——（根本不存在的）美国实施
先发制人的核突击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谴责了克格勃的情报分析，但他最终还是要依赖对
外情报来重新调整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他1987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破
例带上第一总局局长以及随后又很欠考虑地任命克留契科夫为克格勃主席的原因。
接替克留契科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的舍巴尔申认为，对外情报报告现在已克服
了以前那种要求政治上正确但却歪曲事实的缺点。然而，当苏联制度于1990—1991
年间开始崩溃的时候，某些旧的反美主义的阴谋理论又开始抬头。美国及其盟国分
别都受到克留契科夫及其他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指责，有的被指责污染苏联进口的小
麦，有的被指责试图破坏卢布，有的则被指责阴谋分裂苏联，训练间谍以便破坏它
的经济、政府与科学研究。
苏联制度对科技情报的消化吸收要比政治情报容易得多。虽然西方政治在本质
上对一党专政国家具有颠覆性，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没有这种颠覆性。
“外国的技术成就”是在1925年由捷尔任斯基首次确立为苏联的情报目标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已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
正是因为针对英美制造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把所需
的科技秘密带回给斯大林及克格勃总部，苏联的军事技术才得以不落后于西方。如
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苏联的早期雷达、火箭技术以及喷气推进技术等都主要是依
靠学习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对西方科学家比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更信任，
苏联的技术创新一直要等到其被西方的经验证实后他才会相信。
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科技的大量注人是苏联的一大怪现象的
成因之一，人们对这种怪现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一
方面它有能力保持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婴儿死亡率与另外一些
社会贫困指标却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苏联武器系统与西方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它在
任何其他经济生产领域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内部对武器的高
度重视，而且还在于情报人员在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冷战的
大部分时期，美国商业部门比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1985年，奥尔德
里奇。埃姆斯的主动投诚使克格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了一个重要间谍，但在
此之前很久，克格勃就已经在美国的国防业务承包商中用金钱收买了一批间谍。伴
随苏联间谍渗透而来的是对美国一些头号公司传真通讯的被窃听。在80年代早期，
华约集团使用的武器系统大约有70％是基于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冷战的双方都在
依靠美国的科技，依靠程度之大令人震惊。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至少后者是在最初时期）都看到科技在非军事领域
的作用更大，它是振兴整个经济的关键。然而，尽管T 局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在结构上的缺陷严重地限制了西方科技秘密的经济效益。与苏联
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掣肘所对应的是，苏联经济的僵化及其对革新的抵制（与西方
的市场经济相比）。因此便有了80年代经济上的怪现象：尽管拥有大批优秀科学家
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
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
“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
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
益严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
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
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
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
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
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
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
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
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
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
机会，这些正是俄罗俾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
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
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俾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
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
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
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二线却发现俄罗斯
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
——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
绩。中心最终还有一个比在西方搜集情报更为重要的任务。契卡于布尔什维克夺取
政权6 个星期后成立，其任务是“以革命的方式肃清反革命分子”。在这个第一位
的任务——保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派——中，契卡
及其后继部门都做得特别出色。
从20年代起，针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展开了。前苏
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中的作用，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竟被官方
奇怪地忘记了。如同克留契科夫和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某些高级官员一样，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也坚持说国外情报局没有介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及违背人权的
行为。事实上，它是涉及此事的核心部门。在苏联阵营内部，在对付意识形态领域
的颠覆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国内机构与其国外情报机构的协调行动不断得到加强。
1956年匈牙利暴动遭苏军坦克镇压后不久，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粉碎
后不久，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曾对这个自由的魔鬼能否尽快地返回瓶中而感疑虑。事
实上，一党专政的政权所以能非常快而成功地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恢复，主要是靠
了苏联克格勃及其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行的支持。从1968年之后，苏联阵营中
的民意状况受到了特工的严密监视。这些特工经验丰富，他们扮做西方游客与商人，
探查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并假装同情他们。在汇报这些“进步”行动的结果时，
第一总局还敢讲一点以前进行情报分析时不敢讲的实话，比如它报告了苏联民众对
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