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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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克格勃在外国的首都同样积极地开展反
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克格勃驻西方国家的情报站担负着一项长期任务，即尽
可能多地搜集可用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材料：
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积极措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之处、持不同
政见者圈子里的观点分歧与冲突、这些不和产生的原因，加剧这些不和的可能方法、
以及有损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名誉的具体把柄（如酗酒、不道德行为、事业上的滑坡，
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特务机构及意识形态主管部［二有联系的事实等等）。
国外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的主要支持者。克格勃
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
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 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
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
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
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
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
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
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
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
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
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
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
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
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
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
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
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
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
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
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
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
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
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
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
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
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
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
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
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
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
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
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
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
优势。
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
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
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
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
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
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从潜在意义上讲，冷战期间克格勃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来自有组
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宗教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所希望和预计的那样消亡。尽
管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但苏联领导却不得不伪善地
宣布尊重宗教自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彻底根除宗教活动的努力被更
为狡猾的迫害形式所代替，他们想借此使宗教活动不断衰落，并排斥信教的人。在
苏联东正教中，克格勃能够依靠其渗入教会管理层的间谍。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来
自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少数大胆的东正教牧师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但若想宗教自由在
苏联国内得到进展，受迫害的基督徒需要得到全世界教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世界
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克格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中的间谍非常成功地让该组织把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而不是苏联阵
营中的宗教迫害。1975年，间谍阿达曼特（尼科季姆大主教）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
进会6 名会长之一。
克格勃重视控制宗教异端并拒绝西方对受迫害的苏联基督徒的支持不是没有道
理的，波兰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能说明这一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从来没有能将天
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早在70年代初期，克格勃就认定科拉克夫大主教卡罗
尔。沃伊蒂瓦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反对派，他在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上都不愿意妥协。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想逮捕他，但他们又害怕这样做会引发波兰国内与西方国家
的强烈抗议。沃伊蒂瓦于1978年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个事件给波兰共产
党政权的打击——并最终给整个苏联阵营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他1979年带着胜
利的喜悦访问波兰的时候，失去信誉的共产党政权与首位波兰教皇那强大的精神感
召力之间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自由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克格勃早期对政治上持不同政
见者的担忧，即如果让他们将其“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下去的话，将会给苏联
政权带来危害。1989年萨哈罗夫从国内流放中解放出来并获准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
年，他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成了“毫无疑问的杰出
人物。”70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现在都被坚定地提上了政治
日程。
只有当克格勃那庞大的社会控制机构开始被拆除的时候，它对苏联生存的重要
意义才得以完全清楚的展现出来。1991年8 月发生了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为目的的军
事政变，以克留契科夫为首的政变发动者们在声明中暗示，由于克格勃放松了对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从而才动摇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基础：所有层次的政权都失
去了民众的信任……对国家各级机构的恶毒嘲弄正日益滋长。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
控制。
政变策划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再想让时钟倒转已为时晚矣！“如果政
变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发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它或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
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克格勃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削弱了，以前它能够将莫斯科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却不能了。
大量的群众——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能集中起来的——聚集在莫斯科“白宫”
（叶利钦的总部）外面，保护它不受攻击。他们后来又围在鲁比扬卡四周，在一片
欢呼声中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基座上推翻在地。
当时，苏联崩溃的速度令所有观察家惊愕不已。然而，现在看来，最值得一提
的倒不是共产党政权在1991年底的突然灭亡，而是它竟然能维持近75年之久。如果
没有克格勃在冷战期间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共产党时代可能
要短暂得多。克格勃是苏维埃制度中名副其实的“剑与盾”。它最为显著的成就就
是维持了20世纪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政国家。
随着一党专政国家的崩溃，克格勃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大部分土崩瓦解了。
在叶利钦当政的俄罗斯，虽然克格勃国内各局（被分别重组为国家安全部、反
间局及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但第一总局的继身，新独立出来的国外情
报局的影响力却恢复得很快。而且，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比前苏联任何时期的第一总
局都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1993年，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发表了
一篇报告，抨击北约的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他是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对西方
采取一种更软弱更温和的路线时说这番话的。在叶利钦总统1994年9 月访问华盛顿
前夕，普里马科夫再度无视外交部的权威，发表文章警告西方不要反对俄罗斯与其
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再度形成政治与经济上的融合。普里马科夫的副手维亚切斯拉
夫。特鲁布尼科夫声称国外情报局有权利发表公开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外交部的
意见相左：“……我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们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要表
达自己的观点。”
叶利钦任总统前5 年期间，国外情报局与外交部的对抗以国外情报局的大胜而
告终，普里马科夫于1996年12月接替亲西方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就任外交部长。可
能会引起许多俄罗斯外交官不满的是，普里马科夫把许多国外情报局的官员带到了
外交部。无论是任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后来就任总理时，普里马科夫都与它以前的副
手特鲁布尼科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继他之后任国外情报局局长。
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在幕后也同样比以前的第一总局敢做敢为。前第一总局要经
常向党的领导表忠心，例如它在1984年“工作计划”开头那段老生常谈的冗长的前
言中写道：1984年，各国外情报站的工作一定要严格按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共中央11月（1982）全会和6 月（1983）全会决议、苏共总书记尤。V。安德罗波
夫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方针与基本结论、以及1981年5 月第一总局领导干部会议的要
求来组织与计划。
现在的国外情报局已经摈弃了那种社会主义的逢迎拍马作风。它直接向总统汇
报工作，每天向叶利钦总统呈报一份国外情报摘要，其内容有些类似美国中央情报
局撰写的“总统每日简报”。然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同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
还会列出各种对策，并直言推荐它所看好的对策。
如今，我们不清楚体弱多病的叶利钦还能读多少份国外情报局的报告。到了90
年代中期，当给他看一些文件时，据说他就经常对他那长期受气的办公厅主任维克
托。伊柳辛说，别拿“那些鬼东西”来烦他。特鲁布尼科夫像他的前任一样，也可
以直向叶利钦汇报。1998年，在联合国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而产生争执期间，
他帮助制定了俄罗斯的政策。不久，他就出现在在莫斯科举行的叶利钦与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会谈中。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特鲁布尼科夫还陪
同普里马科夫于1999年5 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进行进一步磋商。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尽管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或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但它并不希望其
中的任何一个被西方打败。
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当时是FSK ，现在是FSB ）已恢复了一些以
前的影响力，但其以前的权力却仅恢复了一点点。谢尔盖。斯捷帕申于1994年就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是与叶利钦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作为一个具有一
定改革资历的中间派政客，他曾在1991年声称，“克格勃必须被彻底铲除。”‘然
而，当上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后，他又抱怨自己的机构被“阉割”了，要求获得更
大的权力。他的影响在车臣危机中表现得很明显。1994年夏末，斯捷帕申劝叶利钦
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动进攻，说这样可以在几乎一夜之间推翻反叛的总统祖哈尔。
杜达耶夫，让车臣重新回到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原计划由车臣内部的反杜达耶
夫力量（由联邦安全总局武装和资助）发动攻击，但是当大多数车臣反杜达耶夫力
量于N 月的最后一刻撤出战斗后，联邦安全总局随即便投入了俄罗斯的军队，结果
（如斯捷帕申后来所承认的）遭到了惨败。杜达耶夫击败了俄军的第一次进攻，并
让被俘的苏军士兵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游行。格罗兹尼后来被俄军攻克，车臣人
转人农村地区进行坚决抵抗。这场残酷的战争在随后两年中夺去了25000 人的生命。
叶利钦的声望因此而极度下降。为平息国家杜马对这场战争的批评，斯捷帕申于1995
年6 月被解职，但他仍
与叶利钦关系密切，并于两年后重返政府任职，开始任司法部长，后来于1998
年5 月任内务部长。1999年5 月，叶利钦挑选他接替普里马科夫任总理。
3 个月后，斯捷帕申被当时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京代替，后者
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曾在东德干过15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三
次选用现任或前任情报头子做总理，这一点令大多数注视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观察家
惊愕不已。
叶利钦以1991年他当选首任民主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并击败8 月军事政变而上台，
但1999年当本书交付出版的时候，他的十年统治正在因他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与酗酒
而步履蹒跚地走向终点。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都业已开始展望后叶利钦时代
了。两者都认为再回到冷战状态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都与西方主要的情报机构
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虽然他们很少宣扬。但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仍认为与西
方的利益冲突仍将继续。
他们这样预见是有其道理的。苏联的崩溃给世人展示了一条极为古老的分界线，
其根源更多地与公元4 世纪而不是与公元20世纪发生的事件有关。它并不以冷战的
“铁幕”为界，而是以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离为界，后者始于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
堡作为新罗马的地位的确立，这一地位被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正式分裂而永久
保持下来。虽然东正教主导的东方被伊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