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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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伯吉斯和布伦特是同性恋者，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
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凯恩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
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
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凯
恩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推崇这本书。“终于
有了这样一本书”，他给凯恩克罗斯写信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所有主张一夫多
妻制的人。”
多伊奇作为一名控制英国间谍的特工，在近四年时间里，受三个特工的指挥，
这三个特工都使用过多个化名：伊格纳季·赖夫，代号马尔；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代号斯韦德；特奥多尔·马利，他先后使用过几个代号保尔、西奥和曼。1938年，
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枪决了。奥尔洛夫
及时逃到了北美，他以如果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追杀就对外公开他所知道的关于
苏联间谍的全部活动情况相威胁，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93年出版的克格勃和国
外情报局合作编写的奥尔洛夫传记中，称他是招募剑桥大学里的间谍的“主谋”，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夸张。其一，
是苏联的等级制度。在苏联的体制中，高级官僚通常都会声称其下属取得的成绩是
他们的，而且这些荣誉也会被算到他们头上。声称是奥尔洛夫这位参与30年代在英
国的间谍行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发展”了菲尔比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典型例
证。其二，对奥尔洛夫的历史地位进行夸张，更多是出于时代的考虑。把自己视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国外情报局，需要证据来证明西方情报机关和
安全部门的愚蠢。国外情报局可以以奥尔洛夫来嘲弄西方安全和情报机关：在三十
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居然都没有发现剑桥“五杰”最主要的招募人就生活在它们的
鼻子底下美国。在奥尔洛夫于1973年去世前的数年中，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劝他
回国，并以一套舒适的公寓和丰厚的养老金做诱饵，这无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克
格勃希望把他树立成一个典型：虽然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他曾被迫逃往国外，但
和菲尔比一样，“仍然保持着对列宁革命的信仰”，并运用自己受过的高超的间谍
训练，欺骗了西方情报机构很多年。
实际上，奥尔洛夫在伦敦只呆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7月份，他在伦敦住
过十天，然后就是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级别比他
低的多伊奇在实施情报活动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偶尔，奥尔洛夫也会主动对多伊
奇下达一些指示。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清楚地表明，制定把菲尔比和其他年
轻的剑桥精英作为发展对象的总体策略的人是多伊奇，而不是奥尔洛夫。而且，菲
尔比自己也承认，在实施这个策略的技巧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指导员能与多伊奇相
媲美。
菲尔比为苏联情报部门所做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多伊奇与剑桥大学
里另外两个发展对象唐纳德·麦克莱思和盖伊·伯吉斯之间的联系。1931年唐
纳德·麦克莱恩走进了剑桥特里尼蒂教会学校的大门，如果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坚
定的共产党员，那么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麦克莱恩长
得英俊滞洒，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天份，他的父亲曾是自由党的一位前内阁部长。麦
克莱恩＿定被多伊奇视为打入权力机关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人选。1934年6月毕业时，
麦克莱恩在现代语言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要到英
国的政府机关里做事的愿望。他更希望能到苏联去教英语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
位。但在那年夏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准备参加第二年
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
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
与他讨论择业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开始
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麦克莱恩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心不同意多伊奇直接与麦克
莱恩见面，之后的两个月中，和麦克莱恩的联系仍然由菲尔比负责。和菲尔比一样，
麦克莱恩使用的第一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WAISE和俄语的SIROTA，这两个词都
是“孤儿”的意思（暗指两年前他父亲去世了。）
当时，还是一个特里尼蒂学院历史研究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盖伊·伯吉斯正在准
备一篇他永远也未能完成的论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代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
义发动一场地下斗争的想法搞得激动异常。从他后来成为“五杰”之一的事实来看，
他可能是受了秘密“五人帮”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希特勒组织的启发。这听起
来有点可笑。他经常与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谈论实际上并不成功的德国五人帮，
麦克莱恩很可能也是那些朋友之一。当麦克莱恩违背命令向他承认自己被要求从事
秘密工作的时候，伯吉斯急切地希望得到让他也加人的邀请。
1934年12月，麦克莱恩为多伊奇和伯吉斯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多伊
奇对这位在剑桥名声显赫的人物已早有耳闻。伯吉俾是个精明、善于社交的人，在
谈论有关使徒、在社交上排外但酗酒成性的皮特俱乐部以及愤世疾俗的讽刺轻歌舞
剧等等高雅的文化话题时，他同样也轻车熟路。他从不隐藏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
和同性恋的疯好。虽然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与年轻的工人阶级
男性进行“粗暴的同性恋交易”。一个比多伊奇更古板，更缺乏想象力的指导员很
可能会把无法无天的伯吉斯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财富。但是多伊奇却认为，正
是其无法无天的性格能够给伯吉斯的间谍工作提供良好的如果说也有些不寻常
的话的掩护。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象伯吉斯这种类型的间谍。当被邀请参加共
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时，伯吉斯对多伊奇说他感到“非常荣兴，并准
备为此牺牲一切”。他的代号是“小女孩”（正好与菲尔比的代号“小男孩”相对），
明显暗示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
像对待菲尔比一样，多伊奇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布置的最初任务就是断绝与左
派人士的联系，并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以便于今后能够成功地打入政府机关。
麦克莱恩成功地使他的母亲麦克莱思女士相信他已经“放弃”了大学时代对共
产主义的幻想。1935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当被问到他
在剑桥读书时的“共产主义观点”时，他决定“毫不掩饰地承认”：
“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它。”
我想，他们一定喜欢我那坦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目光然
后笑了。然后主考人说：“谢谢你，就这些了，麦克莱恩先生。”
1935年10月，他进人了英国皇家外交部，成为“五杰”中第一个渗透到权力机
关中的人。
伯吉斯则利用他那鲜明的个性特征隐瞒曾经加人过共产党组织的历史。1935年
下半年，他成为年轻的保守党右派国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上校也是一
个同性恋者的私人助理。他们曾一起赴纳粹德国开展取证工作，但实际上主要
是据伯吉斯称和与他们观点相似的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同性恋行为。
伯吉斯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性恋者搭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普法
依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达拉第于1936年1月至1940年5月担任
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出任总理。伯吉斯曾经对他的朋友吹嘘说
“他和普法依弗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内阁成员……曾一起在巴黎的一家男妓院里度过
了一晚。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又唱又跳，并不时地用皮鞭抽打绑在桌子上的一个光着
身子的男孩。”
1935年2月，伦敦秘密情报站出现了安全危机。当时使用“马克思·沃利施”这
个化名进行活动的赖夫被召到国内事务部接受口头审查，在审查他的官员的桌面上
摆着厚厚的标有沃利施这个名字的档案。奥尔洛夫向中心汇报说，看来英国“政府
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决定要辞掉他。”国内事务部
指示立刻将赖夫解雇，赖夫只得服从。奥尔洛夫担心英国安全局可能也在调查多伊
奇，因此宣布，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由他来直接控制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
他们三人现在有时已经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了。当时奥尔洛夫把自己伪装成了一
名美国商人，在雷根特街上开了一个出售进口电冰箱的商店。他相信，那时这种伪
装还是安全的。但是在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安全危机。他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几年
前曾经在维也纳教过他英语、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于是，奥尔洛夫连忙离开了伦
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对那几个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间谍的指导工作重新由多伊
奇接管。
在他的指导下，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快就成长为成熟的苏联间谍。或
许克格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不是在
协助共产国际与法西俾主义进行地下斗争。不过，他们也不再需要正式的通知了。
正如多伊奇给中心的报告中写的那样：“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苏联工作。他们非
常明白这一点。我与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的基础上的。”换句
话说，多伊奇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他所控制的下级间谍，而是把他们当作在共同的事
业中为了同一理想在他的指导下一道工作的同志来对待。后来，其他没有多伊奇这
样灵活的指导员都非常不高兴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把自己当作苏联情报机构
的官员，而不是间谍。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和其他外
国间谍一样，他没有军官头衔，而且苏联永远也不会授予他军衔。于是，他用各种
办法误导西方记者，让他们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上校，甚或是将军。在1968年出版的
回忆录中，菲尔比再一次谎称自己“是一位任职已有三十余年的苏联情报机构的军
官。”
1935年的安全危机之后，多伊奇和秘密情报站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避开
英国安全局和其他特殊部门的监视。通常情况下，在准备与一个间谍见面之前
地点通常都在伦敦多伊奇总是先让人开车送他到城外，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汽车
是否被跟踪。在确认没有尾巴之后，他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伦敦，而且中途要
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
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
里转寄到莫斯科。
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
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
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
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
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
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
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
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
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
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
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
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
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
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
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
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
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
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
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
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
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
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
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
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
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
“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
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
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
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
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人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
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
的一个间谍这样说：
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
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
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
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
个信仰。
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
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
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
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
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同情。动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
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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