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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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首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
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
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
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
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
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
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
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
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
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
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
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
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
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
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
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
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
中去的大学生。
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
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
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
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
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
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的：
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
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
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
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
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
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
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
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
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
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
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
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
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
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
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
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
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
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
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
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
“斯温顿将军”。
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
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
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
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
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
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俾卢茨基的
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
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
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
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
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
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
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
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
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
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
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
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
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
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
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
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
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
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
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
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
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
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
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
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
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
范措施。但是中心派来监督格拉夫潘情报站的一个缺乏经验的使者对类似的接头活
动一无所知；他认为只要能够以使馆为依托进行活动就是安全的。他天真地向莫斯
科报告说：“使馆旁边的一个公园（肯辛顿公园）就是与间谍接头的一个方便的地
点，接头的人可以假装是去那里散步。”
格拉夫潘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位当时剑桥五杰中最有
成就的、能够从外交部窃取大量机密文件的间谍恢复联系。4月10日，一位年轻且显
然没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官员，代号诺尔玛，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帝国电
影院与麦克莱恩接上了头。几天后，麦克莱恩带着一大捆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来到
了诺尔玛住的公寓。在那里，诺尔玛把这些文件拍照下来，并把没有冲印的胶卷交
给格拉夫潘，再由他传送回莫斯科。自那次开始，这位年轻的英国间谍和她的上司
不仅给这些文件拍照，而且还一起上了床。诺尔玛违反规定的另一个行为就是告诉
了麦克莱恩或许是在床上的时候他现在的代号（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
是利芮克。
1938年9月，带着外交部给他的充满肯定之辞的推荐信，麦克莱恩到驻巴黎大使
馆开始了第一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他当时的职务是三等秘书。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麦克莱思，老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的儿子……在两年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
是西方事务部里的一个支柱。他人品好、有头脑且主动热情。另外，他相貌英俊。
我们认为，无论从丰富社会经验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他都应该在巴黎取得
成功。
麦克莱恩赴巴黎上任之时，适逢慕尼黑危机发展到顶峰之际。捷克的苏台德区
被耻辱地拱手奉送给了纳粹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回到伦敦并受
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挥舞着希特勒签了字的一纸空文，声称这不仅意味着“光荣
的和平”而且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于剑桥五杰来说，慕尼黑阴谋进
一步证明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过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得到，不到一年
功夫，斯大林将与希特勒签署一项协定。
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凯恩克罗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英国政策
方面的情报，伯吉斯认为这些情报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
克卢格曼和伯吉斯传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凯恩克罗斯提供的关于英国讨好德国的
情报，特别是慕尼黑协定，为中心关于“合谋反对苏联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
据，该理论认为，得到法国支持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秘密目标就是‘引诱德国对俄国
发动进攻”。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斯大林，但是它得到了外国科的积极拥
护。在整个冷战时期里，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问题上
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讨好希特勒，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来促使德国打苏联。直到90
年代中期，尤里·穆丁一一剑桥五杰战后时期的指导员还坚持认为“这个看法
既不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是假情报，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伯吉斯为我们提供
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大部分有关文件是凯恩克罗斯提供的。）
慕尼黑危机时期，麦克莱恩调往巴黎后，中心原打算让凯恩克罗斯代替他成为
在英国外交部里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伦敦情报站的格拉夫潘却把这件事搞砸了。
凯恩克罗斯是个刺头，又缺乏优雅的举止，因此他的同事和外交部人事部门对他的
评价远不如对麦克莱恩那种贵族气质的赞誉。1938年12月，凯恩克罗斯被调到了财
政部。就在他被调到财政部的时候，格拉夫潘因为其他原因被召回莫斯科。刚一回
国，他就被“揭发”为托派分子，然而并没有被带到设在鲁布扬卡的行刑场，而是
被判处了五年劳教。1938年12月，格拉夫潘在回莫斯科的途中，陪同诺尔玛（由于
早些时候的不慎重，当时她的代号已经改成了阿达）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她的
任务是与麦克莱恩恢复联系。阿达汇报说，麦克莱恩与在索尔邦尼的一名美国女大
学生关系暧昧。这位女大学生名叫梅林达·马林，后来麦克莱恩与她结了婚。阿达
还发现麦克莱恩染上了严重的酗酒毛病，而且麦克莱恩承认自己在喝醉酒的时候对
梅林达和他的哥哥说了他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阿达住在巴黎，负责给麦克莱恩
从使馆里偷出来的文件拍照，然后把拍照后的胶卷交给一个代号为福特的特工，再
由这个人把胶卷转送回中心。
一个巨大的成功转移了人们对由于麦克莱恩的酗酒而造成的安全上的漏洞的注
意力。1938年12月，伯吉斯汇报说，他已经成功地（可能是通过巴黎）加人了英国
秘密情报局。他被分配到年初成立的一个新单位D处。该处负责在未来战争中使
用从破坏到心理战（他们巧妙地称其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人”）等种种
伎俩。然而，中心并没有为这一消息而感到兴奋，相反地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疑虑。
由于伦敦的两个特工雷夫和马利暴露、格拉夫潘被怀疑为敌人的间谍，再
加上奥尔洛夫的叛变，使苏联在英国的情报工作的未来呈现出一片茫然。伦敦情报
站被关闭了，除了一位情报官员留在大使馆外，其余的全部被召回莫斯科。留下来
的这位外国科的官员叫阿纳托利·韦尼亚米诺维奇·高尔斯基。此人连苏联在英国
最重要的间谍的情况都知之甚少。1939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菲尔比将从
西班牙返回伦敦的时候，高尔斯基报告中心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下达命
令，应该拿泽恩琴怎么办。如果你们能够给他定位，那么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对
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只知道个大概。”
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在英国的情报工作是“靠可疑的情报来源和在一段
时期内受‘人民公敌’指导的谍报网络支撑的，因此是非常危险的”。该评估报告
在结论中建议：断绝与包括五杰在内的所有英国间谍的联系。中心虽然与五杰没有
彻底断绝关系，但是在193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心仍
然接受他们提供的情报，但是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同时中心还在就他们中的一些
人或者全部是不是敌人的卧底进行着辩论。阿达报告说，菲尔比“经常”对麦克莱
恩抱怨内务人民委员会缺乏与他的联系，对他兴趣不高。1938年到1939年间，被伯
吉斯和其他人当作通信员的利茨·菲尔比（代号玛丽）和伊迪丝·图德·哈特（代
号伊迪丝）负责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但是她们也经常抱怨自己的开支得不到报
销。高尔斯基在1939年7月给中心的报告中称：
玛丽声称，由于四个月来没有与她取得联系，我们久她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