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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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凯恩克罗斯和“五杰”中的其他人一样只知道这位指
导员叫“亨利”）出资让他买了一辆二手车，以便他在休息日能够开车把这些情报
送到伦敦。由于战争期间英国和美国在情报工作上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合作，因此，
伦敦情报站不仅能得到英国方面的情报，也能够得到美国方面的情报。
对于始终持一种职业性的怀疑心态的中心来说，这些情报似乎太好了，以致于
令人不敢相信他们是真的。中心的负责人遵循着克里姆林宫的旨意，最终得出了这
样一个结论：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最有价值的情报，无论这些情报是由哪个间谍部门
从英国获得的，其背后实际上都是英国的阴谋。后来被视为克格勃历史上最有能力
的间谍的“五杰”，就由于未能提供涉及英国针对苏联的大规模阴谋的证据——虽
然这一阴谋并不存在——而招来了中心领导人的怀疑。斯大林对这一阴谋的存在坚
信不已，因而他主要的情报顾问也都坚信这一阴谋的确存在。1942年，斯大林在给
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莫斯科的所有人都有这种印象，
丘吉尔意在打败苏联，然后他就可以牺牲我国的利益而与希特勒或布吕宁达成协议。
当斯大林揣摩所谓的丘吉尔战争时期是针对他的阴谋时，总有一个人浮现在他
的脑海里，他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斯大林对迈斯基说，赫斯是丘吉尔
“暗藏”的一张牌。1941年5 月，当人们误认为赫斯可能策划英国与德国实现和平
的计划时，赫斯却莫名其妙地飞到了苏格兰。伦敦和柏林都认为赫斯这样做肯定是
有点儿疯了，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显然把赫斯的这次飞行看
作是英国的重大秘密阴谋的一部分。6 月份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更加深了斯大林对英
国的怀疑。至少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一直认为赫斯事件是英国放弃与苏联的同盟关
系，与德国签定单独的和平协定的阴谋的一部分。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在克里姆
林宫共进晚餐的时候，斯大林提议为“把赫斯成功地诱骗到英国的英国情报部门干
一杯”：“因为如果得不到信号，赫俾的飞机是不可能在英国机场降落的。因此，
情报部门一定插手了这件事。”在宴会上，斯大林是处在一种半开玩笑的愉悦状态，
但他对英国的怀疑却也的确是非常认真的。如果说，他对赫斯到英国的目的做出的
错误分析不是来自中心提供的情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情报分析至少强化了他的这
种错误认识。90年代初，克格勃的一位发言人仍然公开宣传这种阴谋理论，他说1941
年赫斯“带着和平建议和入侵苏联的计划”去了英国。显然，至今俄罗斯国外情报
局里还有一些官员相信这套理论。
1943年10月25日，中心通知伦敦情报站，经过对“五杰”提供的大量情报的长
期分析，它已经搞清楚“五杰”是双面间谍，他们同时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国家安
全局操纵。早在剑桥读书期间，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可能就已经受英国情
报机关的指令，向学生中的左派团体进行渗透，当时他们还没有与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人搭上关系。中心对此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秘密情报局
和国家安全局会让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剑桥毕业生在如此敏感的部门里工作。
“小男孩”（菲尔比）从秘密情报局以及托尼（布伦特）从国家安全局提供的
情报都没有涉及英国发展苏联间谍的情况，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英国
用来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提供假情报的：在整个过程中，“小男孩”和托尼都在
为英国的特殊部门服务，在揭露“岛屿”
（英国）安插在苏联或苏联大使馆里的重要的英国间谍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提
供过任何的帮助。
当然，这是因为本来就没有“重要间谍”让菲尔比和布伦特去揭露。这种可能
性虽然显而易见，但中心的阴谋理论家们是绝不会相信的。菲尔比提供的“目前，
‘旅馆’（秘密情报局）没有开展针对苏联的活动”这一真实情报，在中心看来也
显然是假情报。
既然“五杰”是双面间谍，那么那些被“五杰”发展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间谍
的人自然也就是他们安插的内线。彼得。斯莫利特（代号阿博）就是一个让内务人
民委员会特别担心的典型例子。1941年，他成功地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局局长。
1943年，他利用职务之便组织了大规模的亲苏宣传活动。2 月份，他在阿尔伯
特大厅举行了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所有党派的主要政治家都出席了这个
活动，活动中表演了赞颂红军的合唱节目，朗诵了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
维尔的作品。斯莫利特组织工人群众观看电影《战争中的苏联》，观看者多达125
万人次。
仅在1943年9 月，情报部就在34个公众场所、35家工厂、100 个自愿社团、28
个民防组织、9 所学校和1 所监狱里组织了以苏联为主题的集会；英国广播公司在
这个月共播出了30套内容丰富的苏联节目。然而，因为斯莫利特是菲尔比招募的间
谍，所以在中心的眼里，他肯定也是英国的间谍。他在组织极其广泛的亲苏宣传活
动上取得的成功被中心视为英国情报机关为蒙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而要的花招。
但是，即使是中心里最顽固的阴谋理论主义者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提供假情
报的同时，“五杰”也提供了大量真实的高级情报。中心在10月25日给伦敦情报站
的信中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中心认为，麦克莱恩提供的
外交部的情报数量之多可能正表明，与其他四个人不同，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欺骗内
务人民委员会，而只是受其他人的费尽心机的摆布。中心还认为，“五杰”奉命把
不会对英国造成损害的关于德国的重要情报发回来，以便使他们传递的关于英国政
策的假情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1943年间，最有价值的“关于德国人的行动的文件资料”是凯恩克罗斯从布莱
奇利公园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电文。国外情报局出版的有关菲庭的简短传记中，特别
提到了从英国获得的、由英国技侦人员破译的关于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前的准备情
况的情报，在这次战役中红军阻止了希特勒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凯恩克罗斯提供的破译的德国空军密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使红军空军
部队得以率先对德国机场发起进攻，并摧毁了500 架德国飞机。
然而，中心太沉迷于阴谋理论了，以至于把那些在库尔斯克战役前提供重要情
报的间谍都视为英国精心设计的骗局的一分子。因此，它要求伦敦情报站建立一个
新的、与“五杰”完全没有关系的间谍网。虽然“五杰”“毋容置疑是双面间谍”，
但是情报站仍然被命令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决定冲心提出了
三个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第一，如果英国情报机构发现他们利用“五杰”等间谍进
行的欺骗计划已经被苏联方面识破，那么英国方面一定会加紧建立代替这些人的新
的间谍网。第二，中心也承认，虽然“五杰”“绝对是想误导我们”，但至少他们
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德国和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材料”。第三，“还有一些关于这
个间谍组织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换句话说，对于“五杰”到底想干什么，中
心仍然心中无数。
为了彻底搞清楚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中心第一次向伦敦情报站派出了一个八
人侦察小组，负责对“五杰”和其他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的人进行跟踪，以期发现实
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些间谍的英国幕后操纵者。这个小组还负责对苏联大使馆的来访
者进行调查，中心怀疑其中一些人是伪装的英国安全局特工。这个新派遣的小组出
尽了洋相。这八个人里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每个人都穿着典型的苏联服装，在英
国的环境中浑身不自在，他们的这种与环境的不和谐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而他们
经常惊动自己的跟踪对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派人跟踪“五杰”这一荒谬行动
明显地暴露出苏联情报体制中的重大弊端。中心从西方国家里搜集。情报的能力总
是超出了它分析这些情报的能力。莫斯科对英国同盟者的认识总是受到阴谋理论的
不同程度的影响。苏联的领导人会发现，较之于理解伦敦的决策，仿造第一颗原子
弹是一件更容易的工作。
克格勃绝密档案
胜利
由于英美之间亲密的“特殊关系”，中心难免怀疑罗斯福总统的一些顾问也赞
同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丘吉尔针对苏联的计划。但是对罗斯福本人的怀疑远远不
像对丘吉尔的怀疑那样强烈。中心也没有像怀疑剑桥“五杰”那样，荒谬地认为它
在美国的间谍也都是双面间谍。这可能是因为自战略情报局成立之日起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会的间谍就打入了它的内部，因此内务人民委员会并不太倾向于相信美国情
报部门也在玩弄欺骗苏联的把戏，就像他们臆想的英国情报机关在操纵“五杰”那
样。美国共产党对暗杀托洛茨基行动给予的支持和在“揭发及铲除间谍和叛徒”的
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了发展间谍的可靠摇篮。瓦西里。
扎鲁宾与同意提供秘密间谍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经常保持着联系，
他确信那些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相当可靠。
然而，1943年春，中心开始担心苏联在美国庞大的、而且仍在不断发展的间谍
网的安全了。扎鲁宾在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和安排向他们移交莫斯科提供的秘
密经费时越来越不谨慎。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份档案中严厉地指出：“扎鲁宾未经中
央委员会的批准，严重违反了保密纪律。”有一次，白劳德要求扎鲁宾自己把钱送
到美国共产党设在芝加哥的一个秘密组织去，克格勃的档案显示，扎鲁宾接受了这
个要求。另一次，1943年4 月，扎鲁宾到加利福尼亚与史蒂夫。纳尔逊秘密会面，
当时纳尔逊正领导着一个负责在共产党加利福尼亚支部中发展间谍和提供情报的人
的秘密指导委员会。第一次扎鲁宾未能找到纳尔逊的家。第二次，找到他家与他见
面时，才把经费交给了他。可是此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纳尔逊的家里安装了窃听
器，他们的谈话被窃听了。后来，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偷偷告诉驻华盛顿
的苏联大使说，苏联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给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提供经费。
虽然接到“这个善意的警告”后，扎鲁宾变得小心起来，但是他的身份已经暴
露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四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罗诺夫向
联邦调查局秘密告发了扎鲁宾。以前，米罗诺夫等人曾经要求中心召回扎鲁宾，但
是没有成功。1943年8 月7 日，在致胡佛的一封特别的匿名信中，米罗诺夫供出了
扎鲁宾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10名隶属于纽约情报站的，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苏
联情报官员。他还揭发说白劳德与苏联的间谍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指出好莱坞
的制片人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也是苏联间谍。米罗诺夫此举的部分动
机是出于对扎鲁宾本人的憎恨。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告诉胡佛，扎鲁宾和米罗诺夫
“彼此都痛恨对方”。看起来，米罗诺夫也为自己曾经参与了1940年屠杀波兰军官
的行动而心存愧疚。他告诉胡佛，扎鲁宾“审讯并在科泽尔斯卡枪毙了许多波兰军
官，而米罗诺夫在斯特罗别尔斯卡也屠杀了许多波兰人”。（实际上，扎鲁宾虽然
审问过一些波兰军官，但并没有直接参与处决这些人的行动）。但是，从米罗诺夫
的信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他要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受大恐怖时代的影响
而产生了一种异常偏执的思维方式。他指控扎鲁宾是日本间谍，还说扎鲁宾的妻子
替德国人工作，并做出了惊人的结论：“如果你能向米罗诺夫证明扎鲁宾是替德国
人和日本人工作的，那么米罗诺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会不经审判而
立即枪毙扎鲁宾”。
当米罗诺夫这封不同寻常的告密信送到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扎鲁宾已经从纽约
调到华盛顿去当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了，这次调动很可能是为了适应从罗斯福政府获
得的各种情报不断增加的情况。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高级官员，扎鲁宾在
华盛顿不仅全面负责纽约和旧金山情报站的工作，而且负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自
劳德及秘密情报站站长阿赫梅罗夫进行联系，并直接指挥着一些他最欣赏的间谍，
其中包括法国政治家皮埃尔。科特和他从戈洛斯手中接管的英国情报官员锡德里克。
贝尔弗雷奇。 然而身份暴露后，扎鲁宾发现他在华盛顿的日子非常艰难。最让他感到羞辱的
时刻发生在1944年初路易斯安娜州的州长萨姆。休斯顿。琼斯为苏联使馆成员举行
的一次晚宴上。宴会过后，当客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州长官邪闲逛的时候，一位似乎
知道扎鲁宾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高级官员的女士对他说：“请坐，将军！”既缺乏幽
默感又脾气暴躁的扎鲁宾人坐后生硬地回答道：“我不是将军！”另一位自称是军
事情报部门军官的客人对那位女士能了解到如此内幕的消息大加恭维。然后他请扎
鲁宾对屠杀16000 名波兰军官（其中一些人的尸体是在卡廷森林里发现的）事件发
表自己的看法，这使扎鲁宾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扎鲁宾答道，德国人声称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杀害了那些波兰人，这是德国人为了在反法西斯同盟里制造分歧
而使用的离间伎俩，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上他们的当。
这之后扎鲁宾试图使中心相信，令他颜面尽失的身份暴露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
不谨慎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掌握了他曾经审讯过关押在科泽
尔斯克的波兰军官的情况。但是，中心并没有理会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称，扎鲁宾在美国担任情报站站长期间工作出现了
一系列重大失误。不久前向胡佛揭发了扎鲁宾的米罗诺夫此时好像又给斯大林写了
一封信，检举扎鲁宾与联邦调查局有联系。1944年，扎鲁宾和米罗诺夫都被召回莫
斯科。直到几个月前还在担任伦敦情报站站长的阿纳托利。戈尔斯基接替了扎鲁宾
在美国的工作。
回到莫俾科后，扎鲁宾以牺牲米罗诺夫为代价，很快就重新确立起了自己的位
置，并被任命为执掌对外情报工作的第二把手。三年后扎鲁宾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
退休时，他已经成功地把战时在美国情报活动的辉煌成就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
己的头上，并因此荣获了两枚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其他许多
奖章。相反，米罗诺夫在回到莫俾科后不久就被判处五年劳教，而原因很可能就是
因为诬告扎鲁宾。1945年，米罗诺夫在服刑期间试图把关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屠杀波
兰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