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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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觉得只有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能卷入这样的麻烦，而这样的人是容
易对付的；而且卷入这种麻烦却又没有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所以他才敢这
么大胆地对付我。
1961年7 月29日，谢列平把苏联新制定的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进攻性全球
战略大纲呈送给赫鲁晓夫，该战略旨在‘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一种环境，以便转移
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并分散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在解决德国和平条约与西柏林问
题的过程中拖住他们“。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建议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
动使苏联在东西方斗争中占据优势，并”利用克格勃一切可用手段煽动反对亲西方
的反革命政府“的武装起义。谢列平把苏联”主要对手“的后院——中美洲——列
为破坏对象的首选目标，并首先拿尼加拉瓜开刀。他建议在尼加拉瓜与古巴人和尼
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建立一个联合”革命阵线“。他还建议破坏北约集
团在西欧的基地的稳定，并通过散布假消息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军事实力正逐渐超
过它们，从而打击西方的气焰。8 月1 日，他的建议稍经修改后变成了苏共中央委
员会的决议。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利用国际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的”主要对手
“进行斗争这一条，在以后25年里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战略方针之中。
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作用并没有总情报部那么重要。1961年5
月，总情报部的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上校以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身份做掩
护，开始了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每两星期一次的会晤。他成功地说服罗伯特。
肯尼迪相信，他们之间可以放弃官方外交的那些繁琐的礼节，进行不使用政治活动
家们惯用的宣传伎俩的“开诚布公”的交谈，并在肯尼迪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
鲁晓夫之间建立直接交流的渠道。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忘记了他
所面对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并受命对他施加影响的情报人员，竟然相信他与博利沙
科夫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消息要转告总统，或者总统有什么消息要捎给赫
鲁晓夫时，我们都通过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我和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尽管博利沙科夫取得了成功，但是总情报部仍认为美国的政策“捉摸不透”。
1962年3 月，总情报部提交了两份危险的误导性报告，这两份报告进一步强调
早些时候克格勃提出的关于五角大楼正在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警告。
总情报部称，去年6 月美国就已经计划动用核武器于9 月份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
但是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实验使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核武器比他们想象的先进
得多，因此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计划。苏联情报机构这些关于华盛顿发动热核
战争的计划的失真报告，正好与美国一系列真实的、但却是极不明智的、企图推翻
或暗杀莫斯科的古巴兄弟——卡斯特罗将军的行动在时间上正好巧合，这就更加重
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偏执想法。
1962年3 月，卡斯特罗督促克格勃在哈瓦那建立活动基地，向拉丁美洲输出革
命。
5 月份，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建立核导弹基地，开始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赌博。
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向美国显示苏联强大的核威力，借此迫使美国停止筹划
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事实k 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他还希望以
此来表示对古巴革命的支持。
苏联之所以进行这场赌博，是因为它相信华盛顿一时不会发现古巴导弹基地的
存在，而等到它发现时又已经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了。从以下两方面分析，苏联这个
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美国U －2 高空侦察机的摄像设备能够发现正在建设中的导
弹基地；其次，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能够从U －2 飞机拍摄的模糊照片中看出端倪，
因为他们有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上校秘密提供的导弹基地建设
计划和其他重要情报。佩尼科夫斯基上校是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
合指挥的潜伏在总情报部里的间谍。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所有关于古巴导弹基
地的主要情报报告上后来都标有“按树”一词，该代码字表示该报告引用了佩尼科
夫斯基提供的情报。
当苏联人已开始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时，博利沙科夫却仍在保证说——很可能
是作为一个欺骗策略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绝不会支持这种攻击性的政策。10月中
旬，当U －2 飞机发现了正在建设的导弹基地时——这也就是导弹危机开始的时候
——罗伯特。肯尼迪终于回过味来，指责博利沙科夫说：“我敢打赌，你肯定知道
你们在古巴有导弹基地。”可是博利沙科夫没有承认。索伦森说：“肯尼迪总统已
经习惯于依赖博利沙科夫来直接向赫鲁晓夫了解内部情况。他觉得自己上了当。他
也确实被欺骗了。”
就在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最需要华盛顿的可靠情报的时候，克格勃在那里的情
报站却没能提供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的每个重要部门里几乎
都隐藏着苏联谍报人员。中心对美国一些重要政策的掌握（如曼哈顿计划）甚至比
罗斯福的副总统或其他内阁成员还全面。相反，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苏联驻华盛
顿情报站的情报来源却仅限于隐藏在新闻机构和外国使馆（特别是阿根廷和尼加拉
瓜）的间谍和关系。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费克利索夫发回莫斯科的一些情报根本没
有事实根据。他没有能够渗透进“行政委员会”（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班子）了解
到他们的密谋策划。从10月16日到危机结束的这13天里，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们每
天都要在内阁会议室碰头，一起开会研究。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克格勃第一
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多次在费克利索夫发回的电报上轻蔑地批示：
“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信息。”
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反映出克格
勃主席的局限性。1961年12月，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接替相当有影响力的谢
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没有谢列平那么能干。他对情报工作可以
说是一窍不通而且对这个新职位也没有兴趣，接受这个任命只不过是迫于赫鲁晓夫
的压力。赫鲁晓夫曾明确表示，任命谢米恰斯特内主要是为了确保克格勃在政治上
忠诚，而并不是希望他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什么有益的建议。在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
勃档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谢米恰斯特内能像他的前任谢列平那样忠实地贯彻
执行赫鲁晓夫针对“主要对手”的野心勃勃的大战略。在整个导弹危机过程中，谢
米恰斯特内从未和赫鲁晓夫见过一次面，也没有被邀请出席过一次主席团会议（主
席团是扩大的政治局，在过去十年中，它是苏联最主要的决策机构。）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要求克格勃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
评估，克格勃也没有主动向他提交过此类的分析。作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萨哈罗夫
斯基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深刻的理解。虽然他显然是个苏联模式下的有能力
的官僚，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体验仅限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萨哈罗
夫斯基总是一脸忧郁，对此他的下属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
在政治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也是他承受的压力之一。第一总局很少对什么事做
出评估，除非是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或主席团的明确要求。第一总局所谓
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涉及某些问题的情报做出摘要，而且通常都避免做出任何结
论，因为这些结论与上级的判断相左。处理导弹危机的最高权威是赫鲁晓夫，而不
是主席团。在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既决定苏联政策，又
是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
在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情报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10月25
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表示，为了解决危机，苏联最终可能需要拆除部署在古巴的
导弹，以此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但当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决心提出这个建
议。由于总情报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人核戒备状态的情报，25
夜间，赫鲁晓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原先赫鲁晓夫一直希望能维护苏联人的面子，
力争让美国拆除在土耳其建立的导弹基地，作为对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的回报。26日早上，由于错误地担心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对古巴发动侵略，赫鲁晓夫
口头上向肯尼迪发出了和平呼吁，话说得有些漫无边际但同时又充满个人感情色彩。
他只要求美国保证古巴领土完整，但只字未提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仅仅
一天之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10月27日，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不会立即入侵古
巴，于是他再次致信肯尼迪要求美国必须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
此后不久，显然由于指挥环节上的失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击落了古巴上空
的一架美国U －2 侦察机并击毙了驾驶员。这下赫鲁晓夫可乱了手脚。而有关肯尼
迪将在10月28日下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使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会宣布对古巴
发动进攻。于是赫鲁晓夫做出了妥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单方面从古巴撤出
“苏联的一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了确保肯尼迪能及时得到这个信息，赫鲁晓夫
命令莫斯科电台广播他的决定。
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时刻向美国屈服的耻辱导致了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
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中下台，而接二连三地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渗透以
及苏联间谍叛逃至中央情报局的事件，更令中心脸上无光。1961年12月，克格勃少
校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叛逃到了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并被安排潜
逃到美国。1962年9 月，克格勃逮捕了总情报部的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他
被发现在过去18个月里为英国和美国提供高级情报。
在有关戈利岑叛逃的报告中，克格勃又用老一套的说法抨击了他的叛变动机。
既然不可能对克格勃或苏联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所有叛逃的内在原因都在于
叛逃者本人的道德沦丧——尤其是中了被西方情报机构大肆利用的“名利主义的毒”
：戈利岑是一个野心勃勃、贪慕虚荣的人，他的叛变提供了体现功利主义者的本质
的典型例子。50年代中期，他由于自己被降级而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别人指出或
议论他的错误。他总是强调自己非凡的能力，对于自己未能在斯大林时期成为高级
军官，他的解释是：只怪自己运气不好。（1961年末）他多次试图偷看对他的表现
持否定态度的呈报上级的鉴定报告。（赫尔辛基）
情报站认为，在得知报告的内容后，根据他人以往的经验，戈利岑认为自己会
被人事部门召见并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会受到降级处分。于是，他叛逃到
了美国。
和其他叛逃者一样，苏联结戈利岑起了个带侮辱性的代号“驼背”。为了败坏
他的名声，克格勃说服了一个被逮捕的走私犯（代号穆斯塔法），要他供认戈利岑
曾参与过芬兰边境的走私活动。1962年9 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谴责
戈利岑参与走私犯罪的文章。
虽然中心尽量贬低戈利岑，但是他叛逃后的损失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他向美
国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赫尔辛基和其他情报站绝大多数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克
格勃训练及操纵间谍的方法。1962年1 月4 日至2 月16日，中心指示54个仍然在活
动的情报站站长，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对目前行动造成的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所有
与重要间谍的约会都被推迟，联系也只能借助“死信箱”等“非人力手段‘进行。
除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情报以及追查苏联间
谍的一些线索外，戈利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系列让中央情报局感到迷惑的越来越不
可思议的阴谋理论。他竟然使中央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列顿相信，
克格勃正在实施全球性欺骗战略，就连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演给西方人看的骗局。
戈利岑后来还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是克格勃导演
的骗局。中心并没有想到的是，戈利岑的偏执思想影响了中央情报局里少数爱惹麻
烦的官员，这给中情局带来的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利益。
1963年11月，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亚历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谢列帕诺夫把一个装有高度机密文件的包裹和一封希望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的信寄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些机密文件涉及到克格勃对外国驻苏
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监视和引诱的情况。包裹寄到时美国大使不在，
代办担心这又是克格勃设下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被允许对这些文
件进行照相，但是尽管这位站长竭力反对，这些文件的原件还是被归还给了俄国人。
谢列帕诺夫只好逃离莫斯科，但是1963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斯坦边境还是被克
格勃的边防警察逮捕了。在审讯中，他承认向美国人透露了苏联使用“间谍尘埃”
——一种放在怀疑对象鞋上帮助追踪的化学品——的情况。1964年谢列帕诺夫被秘
密判处了死刑。中心的损失评估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关国人会出卖谢列帕诺
夫。或许他们怀疑这是克格勃设计的另一个圈套，或者他们是希望让克格勃陷入追
查将包裹寄往大使馆的人的繁重工作之中。
中央情报局对谢列帕诺夫的叛逃虽然没有责任，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犯了一个更
加严重的错误。1964年2 月，身为苏联驻日内瓦裁军代表团成员的克格勃军官尤里。
伊万诺维奇。诺先科叛逃到了美国。虽然他在1962年6 月就开始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了，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听取了诺先科的情况介绍后，却错误地认为他
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
中心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判断，认为诺先科的叛变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失败。损失评估报告仍然以对诺先科性格的抨击开始，声称他和戈利岑一
样是中了“名利主义的毒”：诺先科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
心，并且爬到了较高的职位。中第一总局的领导不会忘记，当通知诺先科他们打算
把他由副科长提升为科长时他那欣喜如狂的样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局长向我
保证说，我会当上局长。”功利主义心态在他的生活中随时可见。当他担任另外一
个部门的副处长时，他对自己的军衔（克格勃上尉）感到不满，因为它低于这个职
位通常对应的军衔。他把带有“上尉”字样的文件一律退回不签，只签署那些他的
聪明的下级不提及他军衔的文件。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国内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