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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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
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
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
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
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
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
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
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
这个消息。
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
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
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
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
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
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
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
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
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
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
“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
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
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
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
新闻界的轰动”。
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
“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
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
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实际上，政治上和行
动上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在实施积极措
施时更加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保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动的效果……应该把
实施积极措施当做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国外情报局的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奉命准备开办新的“积极措施专家班”。
积极措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使用恫吓的办法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重
要的是，要让西方国家政府、政界和有影响的移民团体确信，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
分裂苏维埃联邦、破坏苏联国家领土完整的赌博，都会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破裂，
并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外情报局开展的积极措施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残留的
克格勃时代的痕迹。1994年在西方出版的叶利钦回忆录《克里姆林宫视角》一书最
后的附录里有从克格勃秘密档案中精选出来的两份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文件。其中一
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引起叶利钦注意这份文件的可能就是国外情报局（当时
的局长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文件支持A 局宣传的那套理论，称“一伙以
百万富翁亨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巨头”选中了奥斯瓦尔德去执行他们的暗
杀计划：奥斯瓦尔德是执行针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的背景
能够引起一场指责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
运动。
但是……鲁比和暗杀肯尼迪的真正策划者却没有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精神
病这个情况。当鲁比意识到马拉松式的审讯可能使奥斯瓦尔德供认所有实情时，他
马上干掉了他。
冷战时期阴谋理论制造的事件中没有一件能像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引发
的阴谋理论那样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克格勃绝密档案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格勃及其前身在苏联集团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
角色。所有东欧国家里共产党控制的安全部门都是按照克格勃的体制建立起来的，
而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受到苏联“顾问”的
监督，监督着各个国家向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过渡。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
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德国军队被赶走后，这些国家马上建立起了
联合政府，虽然非共产党的部长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数量，但是共产党却掌握着新成
立的安全部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机关。在以后的几个月到三年不等的一段时间里，
这些政府即被共产党操纵的虚假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这种联合政府为走向听命于莫
斯科的、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国家铺平了道路。
一直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4 月 30 日返
回柏林时对他的亲信说：“一定要有民主的样子，但是也必须把一切都置于我们的
控制之下。”由于东欧要保持表面的民主，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公开使用暴力来夺
取非共产党党派手中掌握的权力。相反，新生的安全部门使用匈牙利所谓的“腊肠
战术”（即一层一层地清除反对势力）手段，带头进行幕后恐吓活动。最后，在清
除了所有看得见的异己分子后，共产党通过安全部门操纵的选举，以虚假的压倒多
数使一党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得以合法地确立起来。
在苏联集团形成的初期，苏联顾问严密把持着新成立的安全部门。为了清除东
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中支持铁托的人士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是虚
构出来的），上演了一幕幕政治迫害和公开审判的闹剧，而这些都是由莫斯科在幕
后导演的。匈牙利内务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因为并不存在的铁托主义阴谋于1949年
被处决。据其所谓的同谋者回忆说，在对他进行审讯的过程中，当“俄国人对匈牙
利安全部门官员说话时，匈牙利官员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奴颜婢膝的笑容”，而“对
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讲一些哪怕是最无知的笑话，匈牙利官员也总会报以
奉承拍马的纵声大笑”。
即使在俾大林死后，苏联集团国家里克格勃不喜欢的情报官员仍然会变成嫌疑
分子。1953年至1957年担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恩斯特。沃尔韦伯就是其中
之一。他与苏联情报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间谍，专门从事海上破坏活动。但是莫斯科专横地发号施令和克格勃对他封
锁其在西德的活动的作法逐渐引起了沃尔韦伯的反感。克格勃也不信任他的妻子，
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法特。和她的许多同志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期，她
也曾被冤屈地关进了监狱。在东德，克格勃明目张胆地对她和她女儿（沃尔韦伯的
养女）进行监视。1956年，沃尔韦伯的职位被好拍马屁的亲苏分子埃里希。米尔克
所取代。在莫斯科的庇佑下，此人在国家安全部长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89年，成
为世界上在情报机构首脑职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
苏联红军曾三次（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
介人了在不听话的共产党国家恢复亲苏的正统统治的行动。在这三次被委婉地
称为“恢复正常秩序”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56年10月，
当“匈牙利起义”随着要求自由选举和撤出苏联部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时，克
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飞到布达佩斯亲自指挥克格勃的行动。
在内政部举行的安全和警察部门长官会议上，谢罗夫强烈批评了不愿意向游行
群众开枪的现象：“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突击部队都摆到布达佩斯的街
道上来了，而在你们国家的军队里竟然还有对使用武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不久
后站在自由战士一边的布达佩斯警察总监山多尔。科帕奇轻蔑地答道：显然，莫斯
科来的顾问同志还没来得及了解我们国家的形势。我们应该告诉他，组织跨行示威
的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来各个大学，是工人和
农民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美丽花朵，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25年后，科帕奇仍然能生动地回忆起当时谢罗夫用他那铁青色的眼睛死死地、
咄咄逼人地盯着他的样子。在科帕奇逃到西方前不久，谢罗夫对他说：“我要把你
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那棵树上！”1956年11月3 日夜，国防部长帕尔。毛莱泰尔
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设在托科尔的苏联驻军指挥部，商谈苏联红军从匈牙
利撤出的最后细节。午夜，正当与会者在相互祝酒的时候，谢罗夫挥舞着毛瑟手枪，
带着一队克格勃军官冲了进来，逮捕了毛莱泰尔及其同僚。这之后，持续了几个小
时闹剧一般的处决仪式过后，匈牙利代表团都非常清楚他的同事已无一人幸免于难
了。门月4 日凌晨4 时，苏联红军开始镇压匈牙利起义。谢罗夫和他的助手，克格
勃的K。格里宾尼克将军（他成了驻布达佩斯军事长官一直留在布达佩斯监督“恢复
正常秩序”的行动。
虽然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发后，苏联红军才又再一次介人到强制
推行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行动中来，但是自60年代初开始，莫斯科就越来越担。
0 西方世界对苏联集团内部日益强烈的影响。克格勃的报告指出，西方正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开展颠覆活动…。。妄图使人们相信西
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些“颠覆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广播、宣传出
版物、通过使领馆散布的信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交流、旅游和书信等。在中心看
来，像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这样的西方电台为了破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进行的宣传很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克格勃最担心的是，
“这些电台非常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据统计——这些数据很可能来自克
格勃的匈牙利战友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匈牙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收听西方
电台的广播。1964年匈牙利居民与西方的邮件往来数量达到了5000万份，比1963年
多了80 0万。克格勃也担心越来越多的赴西方国家旅游的东欧人可能会带回来反动
思想。1 964 年，有16。8万匈牙利人和15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赴西方国家。更糟糕的
是，在中心看来，许多人在西方期间没有受到监视。克格勃抱怨说它的波兰同事—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其驻外情报站里没有官员专门负责监督波兰赴外国旅游
者和在外学习的人。1964年有34500 名波兰人以个人身份，而不是随任何团体去了
西方。
克格勃保存着有关苏联集团内出现的“有害思想”和“敌对行为”的统计数据，
这些统计有些令人莫名其妙，把喜欢西方流行音乐和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
一古脑都混在了一起。据说在1965和1966年，匈牙利青年的“有害思想”和“敌对
行动”每年都约有87000 项。据官方的秘密统计，在1968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680
00项——这一变化虽然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数据的可信度倒也增加了一点——而
且在以后十年中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然而，让人不安的是，记录在案的30％的
案件都与“共青团”这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有关。
克格勃在一份报告中抱怨道：“西方的颠覆活动”正在危害苏联集团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它刺激了东欧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这些国家与
苏联的关系。而其中，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造成的危害最大。克格勃还注意到在作
家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共处”，而且他们
越来越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干预文学事务。学生们也表现出让克格勃担忧的倾向，热
衷于成立独立的：无党派组织，进行“英国俱乐部式的自由讨论”。克格勃一份没
有标明日期的报告特别提到了两本当时“越来越引起人们兴趣的”反动书籍：一本
是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另一本是德国
十九世纪晚期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
吉拉斯称苏联的体制是由一群获得特殊利益的党的特权阶级操纵的寡头政治。
人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他对苏联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揭露会被视为颠覆性言论。
1963年，年仅20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因为有一本《新
阶级》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对于克格勃官员来说，这本书也有着潜在的危险。
1981年，《新阶级》在西方出版24年后，奥列格。卡卢金将军终于在克格勃图书馆
读了读这本书，而他发现自己竟也暗自赞同书中的观点。把尼采和吉拉斯归为同一
类人的作法更让人觉得莫明其妙。尼采主张只有“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才
能使强大的事物的生命力摆脱衰弱的事物的束缚，虽然这个主张与俾大林主义的实
际应用有些联系，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却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与吉拉斯的作品不同，
尼采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年轻人起到策反的作用。或许那份克格
勃报告的作者除了知道尼采是出了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
哲学家一无所知。
相对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中期进行的第一波改革浪潮倒并没有引起中
心的过多注意。改革者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年迈而又残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
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莫斯科越来越把他看成是一个难缠的新斯大林主义者，而
不是一道反修正主义的防洪堤。1967年12月，应诺沃提尼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在事
先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对布拉格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诺沃提尼一直集总统和第
一书记职务于一身，而现在面临着让他交出第一书记职权的巨大压力。对此勃列日
涅夫拒绝干预，并且很干脆地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自己去解决。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