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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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协议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指控，这样他将被判人狱18年，如表现良好还可能被提
前释放，这总比不停地申辩自己无罪而一旦定罪则将在监狱里打发余生强得多。尽
管法庭上从未提及米特罗欣的名字，但看来正是从米特罗欣的克格勃档案里获取到
的证据迫使利普卡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对记者说：“我们很清楚这些证据极其重
要，但政府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彻底查证此案池不会让这位秘密证人露面。”，这位
“秘密证人”正是米特罗欣。在利普卡招供之后，美国助理检察官巴巴拉·乔·科
汉承认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敏感的证人，如果他必须出庭作证，则只能在玻璃墙
后面提供证词，而且必须用假名，但现在我们再也用不着非让他出面不可了。”利
普卡于1997年被判人狱，当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里普·万式的间谍，我早在
许多年前就把这些事置之脑后了，从未想到竟在今天被查了出来。”利普卡最后被
判18年监禁，罚款1万美元，同时还得偿还先前‘尼基京’从联邦调查局资金里给他
的1万美元。
还有许多“里普·万”式的人物，他们对其在冷战时期间谍生涯的记忆很有可
能也将被米特罗欣档案“惊醒”。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到一些人，他们将被剥去伪
装。还有另外多起重要案件，现正在对它们展开积极的调查，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
在他们被带上法庭之前还不能公布出来，这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北约国家。虽然只
有极少数苏联间谍的代号出现在此书中，但一旦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着手展开对俄罗
斯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损失评估时，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
实，那就是它无法确定倒底有多少间谍在被米特罗欣指证之后，成为双面间谍。
每当米特罗欣抄录档案揭示出上述内容之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肯定就会对此
进行例行的损失评估，以确定所暴露的情报和造成的损害程度。国外情报局在1996
年对此发表了官方声明（1998年6月又对此作出强调），宣称所谓一名叛逃者很可能
将有数百名苏联间谍的名单提供给了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纯属无稽之谈。这份声
明表明其损失评估的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直到1999年此书出版之后，
苏联国外情报局才真正了解了这种早已发生的情报大量流失的情况。
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些文件生动地描述了克格勃总部（习惯称“中心”）历来对
泄露其过去的国外行动情报的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约翰·伯伦在
1974年根据苏联叛逃者和西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出版了一本题为《克格勃：
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的书，结果促使苏联提出了不下370次的损失评估及其他
报告。伯伦时任《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米哈伊尔·科尔尼耶维奇·波洛尼克当时
正被派驻华盛顿，代号为“阿尔多夫”，他受命搜集有关伯伦的所有情况，并向中
心建议“低毁”他的手段。在克格勃试图低毁伯伦声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中，
大多是利用他的犹太人出身作手脚。他们捏造谎言说伯伦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集团的成员（这也是苏联散布谣言的一贯伎俩），但这个谎言看来在中东地区以外
几乎没有引起丝毫反响。
克格勃对其他几位根据伯伦的书撰稿的记者采取的报复行动则更富有想象力。
例如，当断定奥地利的新闻撰稿人曾采用《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一
书的材料来攻击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后，克格勃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他们预先
伪造好不同版本的奥地利公安局的空白“资料卡片”，再由克格勃第第一总局第一
处的报复行动专家在上面填写上一些捏造的条目，企图制造出奥地利公安局早就知
道这些撰稿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交往密切的假像，然后在奥地利媒体四处散发这些
卡片和照片。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还列举出了克格勃还在其他国家对伯伦的著作采
取的针对性措施，其范围之广竟远至土耳其、塞浦路斯、利比亚、黎巴嫩、埃及、
伊朗、科威特、索马里、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富汗等国。
在其他几本有关克格勃的研究性书刊中，最让中心大为光火的是1990年出版的
《克格勃：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外行动内幕》，该书取材于戈尔迪耶
夫斯基获取的克格勃文件和其他情报，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著而成。戈尔迪耶夫斯基曾于1974年至1985年期间作为英国特工打入克格
勃内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克格勃对此书及其作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戈尔迪耶夫
斯基在撰写该书时就已被莫斯科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克格勃一直对
其恨之人骨。）然而，克格勃，尤其是其头子克留契科夫，对由安德鲁和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作出版该书采取了一种新的对应措施。1990年，克留契科夫签发了一份绝
密的“主席令”，强调对此制造影响活动和采取其他对应措施（这是“克格勃国外
情报局最重要职能之一”）的重要性，克留契科夫在“主席令”中指示“要更广泛
地利有档案材料”来宣传克格勃的“正面”形像及其“更值得称赞的事例”。
克格勃为了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向西方作家提供档案材料的第一个渠道
就是约翰·科斯特洛。此人性情反复无常，是一位搞历史研究的英国自由职业者，
常以各种评判眼光来研究历史，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91年，科斯特罗出版
了一本有关50年前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秘密飞往英国一事的书，此书取材于
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拣出的克格勃档案，该书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由英国情
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此种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专家们来说是
难以使人信服的）。两年以后，科斯特洛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顾问奥列格·察列夫
（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官员）的合作之下，又发表了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情报
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个人传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第一本源于克格
勃档案的书英国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克格勃秘密”。和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传
纪倒还很少受到质疑。此书在进人正题之前先对可耻的前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
克留契科夫及前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莱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启动
该项计划大肆恭维了一番，科斯特洛并加注对“俄国外情报局对出版该书所给予的
一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此书在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情
报史的研究上的坦率程度和客观性是前所未有过的”。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联手撰稿奠定了以后其他经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选或许可的
俄国作家与西方国家撰稿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
和一名退休的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合作模式，美国皇冠书局最初曾出资赞助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撰写此书，但随后又停止了赞助。此类出版物，所讲述的主题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直至冷战初期的事件。在撰写每一册书时，都是由俄国外
情报局为作者们提供独家的绝密文件副本，这些文件是从克格勃档案中挑选出来的。
所出版的此类书刊迄今仍具有可读性，有时还能在里面看到一些新颖的重要材料，
甚至其中的几本书因其透彻的历史分析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像。这些书也存有缺
陷，但这并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作者编撰此书时所依据的克格勃文件是由俄罗斯国
外情报局而不是作者本人挑选的。
俄罗斯所提供的档案有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例如，90年代，国外情报局为俄
罗斯和西方作家连续提供了克格勃最有名气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的档案材料。
然而，为了维护菲尔比的英雄形像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名誉，国外情报局非常
小心地隐瞒了菲尔比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站站长（这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职
业生涯的顶峰）的情况。后来，菲尔比与他的不称职的指导员因经费问题和对他的
指导不当而发生矛盾，后者被不光彩地召回莫斯科。米特罗欣关于菲尔比的那部分
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认为不适于公开的记录第一次揭开了这段滑稽历史。
国外情报局曾经公开否认一些可能会使它陷人尴尬处境的档案的存在。俄罗斯
和美国的作者（其中一人曾经是第一总局的副局长）在根据国外情报局提供的档案
材料撰写修建柏林墙以前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斗争情况时，要求查看克格
勃间谍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的档案。
国外情报局称，它没有使用这个姓名的间谍的任何记录。关于“伊戈尔·奥尔洛夫”
唯一的记录，它声称，就是在1965年这个人曾经去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
他抱怨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折磨并向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虽然至今为止在国外情报
局的俄罗斯情报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个人，但是科帕茨基的确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
而且还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米特罗欣抄录的关于这个人所谓不存在的档案显示，至
少曾经有23名指导员负责指导过科帕茨基的工作。
除了创意在西方出版一系列合作撰写的历史揭秘著作以外，国外情报局还在俄
罗斯的市场上推出了一些小型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成立75周
年，把自己视为它的后嗣的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根据克格勃时代那些不容批评的传纪，
出版了一部记载着75名情报官员所有这些人都被视为无所畏惧的英雄生涯
的书。1995年，国外情报局还开始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克格勃对外活动史，到1997年
时它已经讲述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虽然这部情报历史巨著几乎可以称得
上是可靠的填补空白的宝贵材料，但是它也代表了经过选择和“卫生处理”的苏联
情报史观，它也保留了一些经过稀释的克格勃的传统阴谋理论。这部官方历史的文
学编辑罗里·扎莫伊斯基是前第一总局里的一位高级分析员，因其对世界范围内存
在的共济会一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的阴谋的崇信而闻名于中心和苏联驻外国的情报站。
19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共济会正面的背后》的书，书中指责共济会
会员对冷战的爆发负有责任。
国外情报局在为撰写过去行动的历史选择课题和资料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
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组织严密和高度职业化的形象，把它描述成一个与西方情报
机构职能相近，但是经常在同它们斗争中取胜的部门。即使对它在斯大林时期所扮
演的角色，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也被描述成大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凶手。然而在30
年代后期，它的首要任务却是在国外追杀“人民公敌”。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国外
情报局还尽量把第一总局冷战时期在国外开展的情报活动与国内的克格勃机构侵犯
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然而，事实上，在国内外开展的镇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
的行动是经过境密协调的。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68年扑灭布拉格之春、19
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迫使波兰当局解散团结工会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主
角。与在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有着密切联系的行动，是第一总局在苏
联集团其他国家中展开的“进步行动”和在西方国家里对苏联难民的迫害。到了70
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在西方开展的反意识形态颠覆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被认为违反
莫斯科制定的党的路线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开展行动了。
关于这些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包括国外情报局至今不
愿公开的一些克格勃档案。国外情报局解密的档案只是60年代以前的文件，而米特
罗欣的档案记录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时代。许多档案至今在莫斯科仍然属于高度机
密。米特罗欣记录或整理的许多档案的原件可能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被安德罗
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的大量的、多卷档案
中的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此后不久，克留契科夫宣布根据《刑法》第70条（进行
反苏的煽动和宣传）受到指控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也被销毁了。那么，米特
罗欣关于这些人的档案记录可能就成了唯一的见证。
因此，瓦西里·米特罗欣使拓展约翰·科斯特洛在1993年标榜的“在研究情报
历史上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新的先例”成为可能，其程度是克留契科夫和他的国外
情报局的接班人设想不到的。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开展的行动，即使
对于它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部让人难堪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克格
勃（在那个时期称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是斯大林实施暴政的主要工具。它在和平时
期搞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这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克格勃官员在其莫
斯科的总部鲁比扬卡设有俱乐部，但这里甚至连用来放置前几任主席照片的陈列室
都没有。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声名显赫之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恐怖的发源地。以前，
曾有三人因涉嫌恐怖犯罪活动而被处决（这其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却只是虚构），
其中金里克·雅戈达在1938年被处死，尼古拉·叶若夫在1940年被处决，而贝利亚
在1953年被处决。还有一个是伊万·谢洛夫，1963年开枪自杀。斯大林死后，克格
勃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研究更早的、富于神秘色彩和革命纯洁性的列宁主义的黄金
时代，以回避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情报机构的那些杀人成性的负责人的血腥历史。
克格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7年12月20日，
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契卡”的成立。在米特罗欣的任职时期
里，克格勃的官员总是称自己为“契卡主义者”。他们工资的发放不是在月初，而
是在每月的二十号（这一天是“契卡”成立之日），以此来纪念契卡的诞辰。克格
勃还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鲁比扬卡
（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外面，矗立着在波兰出生的“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的巨
型雕像。捷尔任斯基在很多传记中被尊称为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革命英雄”，
在反革命势力威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时，他曾经扭转乾坤。在大革命来临以前的二
十多年中，捷尔任斯基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了，这其中有十一年他要么是蹲在沙
皇专制统治下的大牢里，要么是在服苦役，要么是被流放。克格勃训练手册引用他
的话说，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像列宁就
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工作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人们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
死斗争。在克格勃在雅瑟涅沃设立的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总部，人们顶礼膜
拜的对象就是始终由鲜花环绕、矗立于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