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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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并被提交给了政治局。
当然，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没有记录特工在背叛那些有时候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
“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时的感受。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
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
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
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
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
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
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
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
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
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
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
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
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T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
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
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
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
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
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
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
“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
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
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
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
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
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
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
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
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
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
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
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
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
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
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
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
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
精神压力大得多。
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
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
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
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
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
英国间谍。
克格勃绝密档案
“进步”行动
——对苏联集团内国家的间谍活动杜布切克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8 个
月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退却，放弃每一寸土地前都进行了精心计划的抵抗”。但
是，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退却。来自苏联的压力、捷克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以及
原来支持改革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决定与入侵者同流合污的各方面的因素逐渐
动摇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地位。
1969年3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为要求杜布切克下台的人找
到了直接的借口。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3 月ZI日，“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
捷克俾洛伐克国家队同苏联国家队的比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冰球比赛，它是
一场失败战争的再现……”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胜利，这促使
克格勃下决心在3 月28日，即在捷克与苏联进行第二场比赛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中亲苏分子帮助下制造一起反苏暴乱。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些化装
成市政工人的警察在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前卸下了一车石块。
布拉格警察档案显示，整个行动是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里的一名苏联特工直
接指挥的。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打败苏联国家队之后，身
着便装的捷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军官混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用事先堆放在文
采斯劳斯广场上的石块砸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他们还把大楼里的家具拉出来，放
火焚烧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使莫斯科有了它所需要的证据：“反革命必须被坚决镇压”。
杜布切克认为，现在除了辞职他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会发动另一起事
端，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流血事件。”4 月17日，斯洛伐克第一书记古
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了杜布切克的职务。向全国进行离任广播讲话时，杜布切克痛
哭流涕，难以自控。
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进步行动”仍在继续。第一总局S 局高级官员德米特
里。基里洛维奇。韦特罗夫来到布拉格，负责监督和协调特工向顽固不化的改革分
子进行渗透。加林纳。维诺格拉多娃（阿拉）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瑞士人，
奉命向战功赫赫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的教练之一拉吉斯拉夫。莱博维奇（代号卡
恩）施加影响。中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抱有很深的怀疑。另一个化装成奥地利
人的名叫尤里。列诺夫（代号克拉夫琴科）的特工成功地博得了国际特级象棋大师、
体育专栏作家卢德克。帕赫曼的信任。帕赫曼曾经在苏联入侵后参与建立非法广播
站。在列诺夫掌握了帕赫曼的一些坚持“反苏斗争”的朋友和同事之后，帕赫曼就
遭到了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虽然对杜布切克的辞职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接班人，曾
于1952年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帽子并被打入监狱的古斯
塔夫。胡萨克也不太满意。联络处的报告称“九年的铁窗生活，在胡萨克的心理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对明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路线的人采取了不负责的纵
容态度。”联络官还向中心汇报说，捷克共产党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内部团结”，
分裂为“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国际主义者”以比拉克和英德拉
为代表，都是支持1968年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于预的人；“现实主义者”
以什特劳加尔为首，这些人虽然当时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现在已经接
受了这个事实。两派争权夺利，在党的机构中争夺重要职位，竞相在其中安插自己
的支持者。第二年，这两派都获得了一些成功。1970年1 月，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
尼克担任了总理。而与此同时，比拉克获得了负责在颁发新党证期间清理党内改革
派的权力。中央委员会管理和审核委员会主席，强硬派分子米洛什。雅克什成了比
拉克的得力助手，定期向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汇报清理行动的进展情况。七年后，
他接替胡萨克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中心是这样评价驻布拉格联络处和情报站的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中的复仇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遭受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右派势力的合法思
想库被铲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的主要思想家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并被开除出党
；在国家机构中对最活跃的右派危险分子进行了清洗。
但是，更换党证并不能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所有敌对和异端分子都已
经被清理干净了。
本来，莫斯科打算在入侵之后让英德拉掌管“工农政府”。联络处报告说，他
“正在等待时机”，提出他希望成为总书记的要求。他的等待毫无结果。
克格勃间谍和捷克共产党里的亲苏分子仍在叫嚷，什特劳加尔和其他前改革派
领导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苏联的真正朋友的利益则受了损害。内务部里
的一个内线，雅罗斯拉夫。泽曼说什特劳加尔歧视国际主义者：“什特劳加尔是什
么东西？1968年，他曾准备移民到西方，并准备好了所需钱财和文件。”背叛行为
在什特劳加尔的庇佑下盛行起来了，而“与苏联合作的官员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里被人瞧不起，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不被提升，也得不到奖励。”
到1971年1 月，有310 位情报官员被撤职，170 人被开除了党籍，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所有高级官员和不少初级官员都被撤换了。但是中心仍然不满意。
在这一年里，联络处奉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和安全与情报局采取“得当的方
式”，对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进行彻底改组，因为“其中心机构已经被地污了，
而且可能还混入了死心塌地为敌人工作的间谍”。中心希望改组后的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能够在搜集科技情报、派遣特工和其他间谍活动方面向克格勃第一总
局提供积极协助。
尽管联络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仍然疑心重重，但它
还是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拉德科。卡什卡乖乖地给予了令人满意和实质
性的合作：我们没有从卡什卡那里得到任何不正确或非客现的情报。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都在向我们坦诚地、详细地介绍着捷克斯洛伐克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内务部里
的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行动命令和报告都被送到克格勃，其内部人事调
整方案也必须得到克格勃的批准。卡什卡奉胡萨克的指令开始秘密搜集“主要右派
人士”的材料，以便确定有多少人可以被指控违反了国家法律。1971年3 月，卡什
卡问克格勃有没有掌握国民大会主席达利博尔。哈内斯以前与西方联系的“不利情
报”，这让克格勃感到非常为难。中心担心，如果它作出答复，这就给人留下了这
样一种（非常准确的）印象——“克格勃在搜集友好国家里兄弟党派的官员的情报”。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处长耶。西尼岑奉命作出答复说：“没有得到关于哈内斯与
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报告”，但是，遵循不对盟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原则，今后克
格勃不能再对此类问题作出答复。中心私下告诉西尼岑，比拉克曾向苏联大使揭发，
“布拉克之春”期间哈内斯“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而且他的父亲对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镇压斯洛伐克工人游行示威”事件负有责任。没过多久，哈内
斯国民大会主席的职务就被没有毛病可挑的、正统派人士英德拉接替了。
1971年5 月4 比卡什卡会见了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
向他汇报“秩序正常化”行动的进展情况。茨维贡能够占据这一重要职位基本上就
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最老的酒友之一。卡卢金对此人的评价是“绝对愚蠢，相对
无害”。听了卡什卡的汇报，茨维贡显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卡什卡告诉他，约有45万捷克共产党党员退党或被开除，“这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变
得非常困难”。除了一个人外，内务部下属所有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中共有大约3000名职员被解雇。但是在这些机构里
仍能够处处感觉到反苏情绪。苏联的电影和戏剧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电影《克里
姆林宫的钟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时，剧场里只有五个观众；第二次上映时也只
有十个人观看。到处都有匿名的恐吓和恶意的谣言，铁路也经常遭到破坏。但是也
有成功的消息。为了引出“布拉格之春”的秘密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
局建立了一个假装献身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最后，卡什卡向茨维贡
保证，他和他的部门会始终与克格勃联络处及联络处处长西尼岑将军保持密切联系。
1972年春，安德罗波夫与卡什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与一年前茨维贡的风格
不同，安德罗波夫表现得更加武断。他坚持认为，虽然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平静”，
共产党政权也得到了加强，但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西方的情报机构也
已经渗透到这些反对派当中。因此派遣间谍对反对派进行渗透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安德罗波夫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反对派的情报来源很可能还是列奥。拉皮（弗雷
迪）。
仍然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特工费奥多洛夫定期在布拉格和东
柏林会见拉皮。1972年1 月25日，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接班人费奥多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坦想征得安德罗波夫同意，通过“假旗号”欺骗行动（隐瞒
克格勃的角色）诱骗拉皮为苏联充当间谍。l 月2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这项行动，
于是费奥多洛夫开始执行这个发展间谍的任务，声称自己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
特工。
中心对拉皮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弟弟卡尔是一位西德公民，而且根据克
格勃档案记载，与联邦德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交往甚密。
虽然卡什卡本人对其克格勃顾问极尽阿决奉承之能事，并亲自监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