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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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者，并由他自己重新执掌克罗地亚秘密警察部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能够
消除民族间的敌对状态这一宣言变成了泡影。特工们奉命在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中
“建立联系”。这些组织和机构包括：科学院、贝尔格莱德大众观念研究协会、《
共产党人》、《政治报》、和《战斗报》的编辑部、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
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萨格勒布大学、南斯拉夫商业团体以及记者协会（特别是被认
为与铁托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多布里卡。乔西茨）等。通过特工的通信员、电台和邮
局发回中心的报告中，有一些被认为相当重要而被呈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在所有东欧国家里，克格勃派遣间谍最多的国家还是民主德国。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开始，在位于柏林市郊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总部里就有一大块克格勃的地
盘。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德国苏联占领区内各
政治党派、教会、商业团体和民众的思想动向。民主德国成立后，虽然克格勃声称
其卡尔斯霍斯特基地的任务是开展针对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活动并与民主德国国
家安全部进行联系，但实际上它仍然监视着东德国内的发展动向。1971年，不包括
联络员在内，克格勃驻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人员就有404 名，其中有48名是以掩护
身份工作的行动官员。另外还有47名行动官员被派驻民主德国境内的其他地方。
1969年，以威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联盟在西德执政后，东西方关
系出现了缓和契机，莫斯科比年迈而又顽固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新斯大林主义者瓦
尔特。乌布利希更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来自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出
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乌布利希一直摆出一副比苏联集团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精
明和更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姿态，暗示说（或许情况就是这样）他比勃列日涅夫更早
识破了杜布切克政府的反动性。他拒绝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承
诺，因而不愿考虑与勃兰特签署有关两个德国第一次相互承认的协议。
1969年或更早些时候，民主德国总理威利。斯多夫和曾经负责修建柏林墙的埃
里希。昂纳克在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进行会晤
时，对苏联对乌布利希越来越恼怒的情绪进行了火上浇油般的煽动。他们报告称乌
布利希把苏联降低从东德进口铀的价格的行为说成是“对东德自然资源的掠夺”。
当阿布拉西莫夫说，考虑到乌布利希年事已高（1969年时已经76岁了）应该对
乌布利希宽容一点时，斯多夫和昂纳克反驳说，70岁时他就应该退休了。1971年，
乌布利希被明升暗降，坐上了新增设的党主席的宝座，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则由
昂纳克接替了。第二年，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互承认对方是独立国家。
虽然民主德国党的领导层内还时有争吵，但克格勃现在最关心的是由于西方广
播和西德人的来访所带来的“反动思想给民主德国人民造成的影响”。中心估计70
年代中期，有50万民主德国公民敌视现政权，而且敌人将在民主德国得到长期支持。
一个准备长期开展的代号“鲁契”的克格勃行动，负责监视东德人民和各党派
的思想、东西德人之间的接触及发现所谓的“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破坏社会主
义建设的企图”。1974年驻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负责“鲁契”行动的处被升格为
局。
中心得到的大部分关于东德的情报都来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民主德国国家
安全部掌握的内线网比克格勃掌握的大得多。民主德国的密探占人口比率比纳粹德
国时期大六倍。1975年，中心收到的来自苏联集团各国安全部门的报告，有65％是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提供的。这些报告中有些从实际内容上说就是秘密的东德民意
测验结果。例如，1974年在工厂工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0。6％的被调查者
“认为与苏联的友谊限制了民主德国的自治，并且带给苏联的利益比带给东德的多”。
在被要求解释“实现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词语时，多数人表示不明白它的含义。
呈送给中心的报告用“讥讽、中伤、恶毒”等字眼来形容一些人对这一词语的评论。
这些评论中包括：“工人阶级的权力是不错（在理论上），可在实际生活中又
怎样呢？”“这只是一句口号罢了！”“对每个工人都要公平，而不是仅仅对于某
个新成立的特权组织！”被调查者在表达这些政治上错误的观点时，人们无疑还是
倍加小心的，真正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卡尔斯霍
斯特局以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给中心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心就可以不像在东欧其
他国家那样依赖特工开展的“进步”行动来获取情报。
在匈牙利，克格勃最关。动的是犹太人在党内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
匈牙利的克格勃）里的影响。中心在1969年建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召开一次由进
步的、反对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参加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并协助克格勃拍
摄一部宣扬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希特勒合作的反复国主义题材影片。但匈牙利
方面不愿接受这些建议，这令动辄相信存在复国主义和反犹太阴谋的中心感到非常
不安。中心认为：“匈牙利的安全部门在处理涉及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时不得不
非常小心，因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对这方面的工作异常敏感。”
克格勃也很不高兴地注意到匈牙利内务部里的犹太人过多。它报告说，匈政府
的两位副部长、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一局和三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和监视国内政
治反对派工作）局长、警察局局长和军事反间谍工作负责人等都是犹太人。其中最
糟糕的是对外情报机构里的情况，根据克格勃的统计，在匈牙利的门个对外情报部
门里有13个部门的首长是犹太人。
1971年，苏联特工被派遣到匈牙利执行“进步行动”。他们化装成西方游客，
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程度。他们奉命汇报匈牙利对以色列的
态度和以色列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匈牙利团体或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
团体的联系”以及作家联合会及其他“创作团体”（这些组织中也被认为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犹太人的影响）的情况。特工也奉命“调查反犹太情绪”，这肯定是为了
能够发现匈牙利民众中普遍存在“反对过多的犹太人占据高层领导职位”的情绪。
然而，中心的一份警示性评估报告称：“在党、国家和公众机构中，支持犹太
复国主义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已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
1972年，“进步”行动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地区。
10月4 号，克格勃第150 ／3 －10807 号命令指示第一总局调查波罗的海沿岸
各加盟共和国里的民众情绪和西方旅游者在这里的活动。中心对阿尔乔姆、费奥多
洛夫、谢维多夫和弗拉俾发回来的报告的分析统统都认为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化装
成西方旅游者的这四个特工都指出，这些共和国的政府管理无力、劳动者毫无工作
热情，对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丝毫的自豪感，都在混日子“、各民族团体间的矛盾到
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酗酒现象相当普遍。然而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却”非常了解
发生在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一切情况“。有些急于想和西方人草草成婚以便获得移民
理由的人经常给西方写信，这些信件大多数由外国旅游者带往西方。”许多人，包
括男性和女性，都与犹太人通婚，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能
够离开苏联。“就像分析国内出现的不同意见时所作的那样，犹太人被当成了替罪
羊。因为他们”自以为有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所以据说他
们也比其他民族的人更懒惰——他们向特工们承认说”我们只要做到不被解雇的程
度就行了“。
在整个东欧，特工提供的对公众态度的分析总是比克格勃联络处和情报站提供
的要坦诚得多，因此也更让人忧虑得多，联络处和情报站经常被迫编造一些当地人
对苏联领导人枯燥乏味的套话有热烈反响的谎言。即使在保加利亚，大多数人也已
经没有了与苏俄有着斯拉夫血缘关系的传统意识。据一份报告称：保加利亚人的反
苏情绪从看电视节目就可以反映出来。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但是
它在这里找到了可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插播所谓“，卜节目”，即放映以反映
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会导致人们关闭电视机。
1974年，当化装成一位前来采写旅游手册的西方记者的塔诺夫被派到保加利亚
实施一项为期两个月的“进步行动”时，中心建议这位特工通过送礼去赢得与他交
谈的保加利亚人的信任。所到之处，他都发现人们对保加利亚警察和国家安全体系
过于庞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过于低下不满，并且人们还认为苏联正在强迫保加利亚
浪费自己的资源去帮助古巴和其他肆意挥霍的“外国友人”，而这种想法是很有根
据的。在中心看来，塔诺夫这份灰暗的报告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保加利亚人非常畏
惧他们的安全机关（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因此不敢公开抱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份情报或许是中心在70年代收到的所有关于苏联集团内
部情况的情报中最令它感到不愉快的一份。1976年，一个特工在完成“进步”行动
任务后报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仇恨俄国人。捷克人甚至对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巡
回表演的苏联艺术家的技艺都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下面是一种典型的评论：“从
专业水平的角度上讲，或许艺术家的表演非常不错，但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所以我
不想看。”
鉴于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国家
队后人们欣喜若狂的表现，1979年在布拉格举行世界锦标赛之前有关方面相当担心。
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成员、重要的国际主义分子安东宁。卡佩克领导
的特别小组试图通过一系列安全措施来确保观众们的良好行为。这些措施包括把门
票分发给党组织，对运动员及观众进行“教育‘等。但是这些努力绝大部分最后证
明是失败的。
在4 月底开始的整个锦标赛期间，勃列日涅夫定期收到来自克格勃和苏联驻布
拉格大使馆的汇报，这些报告令他相当沮丧。无论苏联国家队的对手是谁，捷克斯
洛伐克观众都会为对方加油，并大声攻击苏联国家队。相反，美国、加拿大和德意
志联邦的球队却受到了热烈欢迎。克格勃报告说，就连坐在政府包厢里的什特劳加
尔和其他部长们也对苏联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反应冷淡”。比赛结束后，捷克斯
洛伐克共产党内的高级官员都避免与苏联大使馆的成员见面。
但是，克格勃却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极为尴尬的局面。在苏联国家队与民主
德国队交锋后，一个服用过违禁药品的苏联运动员被要求接受药检，如果他通不过
检测（而且他肯定通不过）那么苏联队的成绩就会被取消。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骄
傲地报告说：“由于（布拉格）情报站采取了措施”，后来这位运动员并没有被要
求接受检查。
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国家队获得世界冠军后，颁奖仪式上使用的
是英语和德语，而且没有用俄语翻译过来。在其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俄国人受到了
冷遇。苏联国旗被从冰球队乘坐的汽车上扯下来。就连捷克俾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
报《红色权利报》对加拿大、瑞典和芬兰等球队的报导，也比它对苏联这支世界冠
军球队的报导要多。
在苏联举行的单调乏味的官方祝捷招待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有时明显表
现得缺乏热情，这也让克格勃十分恼火。1978年7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
家文化部长第九次会议，克格勃撰写了一份猛烈抨击捷克俾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米罗
斯拉夫。瓦谢克的表现的报告。在这个无疑会令人头脑麻木的会议结束后，瓦谢克
昏头昏脑地把一些东西忘在了米尔饭店的房间里，其中包括会议纪念册和苏联文化
部郑重地赠送给他的一些不值得读的书籍，这些书藉包括：《列宁：革命与艺术》、
《勃列日涅夫传略》、《60年大庆：苏联文化艺术成就实录及苏联对历史和文化遗
迹的保护》。克格勃的报告坚持认为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被故意“抛弃，而不是简
单地遗忘在房间里了”。中心不准备轻易放过这一令人气愤的举动。关于这件事的
详细报告被呈送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并抄送给了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
由于克格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舆论和顽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非
常不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70年代末受到了无形的威胁。1977
年初，一些小规模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共同发起了“77宪章”组织，该组织称自己是
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得到尊重而
进行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自由的非官方的公开团体”。在不到6 个
月的时间里，750 名勇敢者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名。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公开的诽谤
和迫害，有的在大街上受到攻击，有的被判处监禁，有的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该
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扬。帕托奇卡教授在经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次残
酷的审讯后去世。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淫威、“秩序正常化”运动在广大
群众心目中造成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及苏联军队的存在，这一切剥夺了“77宪章”
组织唤醒9 年前被“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承诺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热情的任何机会。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的10年中，在中心的驱驶下，整个苏联集团内的所有东
欧国家里类似克格勃的机构，都成了造就文化单调和毫无生气的社会的驱动力。
“77宪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瓦茨拉夫。哈韦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
我印象中，70年代前五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历史停滞了下来”……
历史被伪历史所代替，记录的都是接连不断的官方庆典活动、党的会议、节日
和大规模体育比赛……专制政权给历史固有的“紊乱”带来了“秩序”，从而剥夺
了其作为历史的生命力。政府似乎把时间也国有化了。因此，和其他被国有化的东
西的悲惨命运一样，时间也开始枯竭了。
10年后，随着波兰人当选为梵蒂冈教皇，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
镇压后停摆的时钟又开始走了起来。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被指责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然而共
产党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这是麦卡锡主义的拙劣诽谤。然而，克格勃的档案却证
明它们的否认绝大部分是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