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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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名为普拉托诺夫的证人被问到：“你对夏仁斯基一案有何陈述？”时，
他回答说：“没有，我对此案不熟悉。然而，金茨堡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大家很
快意识到普拉托诺夫走错了法庭。审判以夏仁斯基获得巨大的精神胜利而告终。夏
仁斯基在最后陈述时宣称：我很自豪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奥尔洛夫及亚
历山大。金茨堡这些人结识并共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苏联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投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苏联犹太人在
全国范围的复兴并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
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我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返
回祖国的希望。但是，年复一年，犹太人总要固执地、显然没有任何依据地相互说
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厂‘而令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我的梦想、我的人
民、我的阿维塔（夏仁斯基的妻子），摆在我面前的是多年艰难的监狱和劳改营生
活，而此刻，我仍要对我的妻子和人民说一声，”明年耶路撒冷见广’而对于你们
——只会宣读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准备好的判决的法庭，我无话可说。
对于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夏仁斯基三人的审判可能引起的后果，克格勃最为担
心的是奥尔洛夫，害怕他会像三年前萨哈罗夫那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情报
站受命将搞臭奥尔洛夫并保证他不被提名的积极措施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一行
动由安德罗波夫亲自监管。1978年10月27日，奥斯陆情报站的列昂尼德。阿列克谢
耶维奇。马卡罗夫（代号谢多夫）深夜打电话给苏共中央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苏
斯洛夫，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和平奖已经颁给埃及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安瓦尔。萨
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马卡罗夫成功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一被克格勃认为是一次重
大胜利中的功劳。在发给中心的一份带明显自我吹嘘色彩的电报中，他汇报说他的
情报站成功地“通过可靠的重要内线实施了一整套积极措施，打掉了使奥尔洛夫获
得和平奖的反苏活动”。汇报声称他们通过谈话向一系列挪威政界领导人施加压力，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有挪威外交部长克尼特。弗吕登伦德、挪威工党及议会外交政策
委员会主席雷于尔夫。斯股、中央工会联盟及挪威一苏联友好协会主席图尔。哈尔
沃森和前首相及议会工党党团主席特吕格弗。布拉特利：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我们
强调了尤里。奥尔洛夫煽动行为的挑衅性及反苏立场，…。。我们指出挪威政界领
袖需要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上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这些谈话在挪威
工党有影响的人物中产生了预期的反响。我们的工作确实对挪威的外交决策者产生
了有益的影响，并且在我们看来，使我们情报站的任务——阻止尤里。奥尔洛夫和
他的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以完成。
中心像马卡罗夫自我吹嘘的那样表扬了他。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
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是他负责的地区之一）在贺电中赞扬
了“情报站在完成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与工作效率”。
与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一样，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依然抓
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问题不放。反颠覆斗争甚至扩大到了抽象画。1979年克格勃
莫斯科局与五局莫斯科处的联合报告自负地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利用间谍先
后7 次阻止了先锋派艺术家们企图展览他们的绘画作品的挑衅活动。”“四位先锋
派艺术家的领导”被发展成了间谍。对“创造性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的监视是“克
格勃各部门保护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
造性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是具有个性的作品，在他们性格的形成与修养过程中，他们
没有受到来自集体的积极影响。面对现实，他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
态度的基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兴趣、自负、个人野心和对个人重要性的过高
估计。
安德罗波夫在1979年3 月五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持
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管他是多么名不见经传：我们的敌人——甚至西方国家共产
党中的某些同志——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那样，你们已经
建立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或者一小撮无足轻重的
人的一些不良举动真的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威胁吗？他们真地能够动摇社会主义的基
础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把每个举动或政治上有危害性的把戏分别
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将它们的内客与其意识形态颠覆目的结合
起来，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这方
面根本没有权利容许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失误，因为在政治领域，任何类型的意识形
态颠覆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制度相敌对的反动势力，
即建立地下组织，鼓动采取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斗争形式，说到底就是为推翻社会
主义创造条件。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与苏联对立的持不同
政见者的背后有“意识形态颠覆的主要组织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颠覆
活动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和无情的。”在苏联境内，
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
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
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
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 月22日，他在坐车
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
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
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
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
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
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
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
5 月月p 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
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
了。
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
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
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人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
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
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
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表’的先驱。促
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
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
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
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
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
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
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
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
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
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
的妥协。虽然没有向政治局汇报，但是切布里科夫无疑已从克格勃的监视报告里了
解到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表示欢迎，他评论道：“这是我们国家的
幸运。
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顾问班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秘密地
要求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两位官员——安德烈。格拉乔夫和尼古拉。希什林——准
备一个可以说服政治局取消流放萨哈罗夫的理由。据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和亚
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已经认识到，只要萨哈罗夫被继续流放，民主改革和东西方
关系正常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从雅科夫列夫强调此事要避免引起克格勃注意时
的“诡秘语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很棘手”。格拉乔夫和希什林不得不精心策划了
一个秘密行动，甚至在索取萨哈罗夫作品的复印件时也未能让切布里科夫意识到他
们的自的。1986年12月l 日，戈尔巴乔夫终，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便将萨哈罗夫问
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并赢得了政治局的同意——结束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12月15日，在一名克格勃军官的陪同下，两名电工来到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的住所，
安装了一部电话。第二天早上10点，萨哈罗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您和邦
纳可以一起回莫斯科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在莫斯科为你准备了一套住房…
…
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
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哈的国家”。
这个用语是一个半世纪前访问沙皇俄国的一个法国人马奎斯。德屈斯蒂纳对这
个国家的描述。德屈斯蒂纳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国家只能沉默一段时间——迟早会
出现人们开口辨论的日子……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恢复，那么他们
所爆发出的争论的声音会让世界震惊，怀疑这是否又回到了巴列塔时期（见圣经创
世纪第十一章中的神话故事——译者注）的大混乱。
“辩论的日子”终于在俄罗斯出现了，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
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
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
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
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
“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
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
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
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
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
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
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
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
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
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
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
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
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
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
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
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
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
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
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
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
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
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
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很多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
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着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
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
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
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附录1977年12月29日对尤里。奥尔洛夫的审讯根据莫斯科的官方声明，克格勃
五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问记录已被销毁。米特罗欣的这份材料也许是仅存的有关
奥尔洛夫审讯的文字资料。克格勒五局还向第一总局送交了一份准备在对付奥尔洛
夫的积极措施中使用的个人档案，积极措施的目的是把奥尔洛夫在西方搞臭，不让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米特罗欣对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
同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仅进行摘要复印、笔记一些要点或写一份纲要，而是将这
一材料完整地复印下来，而且还复印了其他一些与对他们的迫害有关的文件。
审问是由雅科夫列夫海军上校主持的，他是苏联部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