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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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使用了密探，但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未承认是萨温科夫的日益增强的幻想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克格勃。在1912年一次访问伦敦期间，萨温科夫荒谬可笑地说
俄国商务使团的主席已经建议他加人苏联政府；他还声称，劳埃德·乔治和家人曾
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在他的乡间别墅欢迎过他。而实际上，这是一支威尔
士乐队在威尔士的一个圣延节前的庆祝仪式上唱的一首圣歌。1923年7月，费奥多罗
夫假装成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分子到巴黎（“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
尔什维克联盟“瓦解以后，他就把其总部设在这里）拜访萨温科夫，力劝他派其副
手谢尔盖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国去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下组
织进行秘密会谈。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劝降，并作为
诱饵引诱萨温科夫亲自回来进行进一步会谈。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
越过俄罗斯边界，径直进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为他设好的圈套中。面对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的严厉审讯，萨温科夫很快就崩溃了。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他对他的
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
我现在无条件地承认，苏联是唯一代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国家。对于每一个热
爱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我要说，过去我走过了一条血腥的、漫长而沉痛的与你们
为敌的道路，我曾对你们的观念嗤之以鼻；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是真正
的俄罗斯人，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民族，那么你们就应该完全承认现在的工农政权，
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她。
甚至在萨温科夫被判15年监禁后，对他的欺骗行为仍在继续。他一直没想到他
的狱友斯佩兰斯基是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斯佩兰斯基成功地赢得了萨温科
夫的信任，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暗中从他那儿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他本人也因
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兰斯基将他的情况作出最终汇报之后不久，萨温科夫就死了。
克格勃的档案中好象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据现在流传的不太
真实的国外情报局资料显示，他当时是在“与一群‘契卡’官员纵情痛饮”后从一
幢高楼的窗户摔下或者说跳下来的尽管当时格里戈利·瑟罗叶若金还曾英勇地
企图把他救回来。而实际上看起来却更像是瑟罗叶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
“托拉斯”行动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托拉斯”是一个虚构的君主主
义者地下组织，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掩护名称。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
义协会是阿图佐夫在1921年首创的，并成了六年的诓骗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冒充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秘密成员，利
用苏联对外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得以有机会出国访问。到1923年他利用访问巴黎的
机会，赢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
俄罗斯军人协会的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的信任。然而这次诓骗的主要受害者却
是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赖利。他是一个比萨温科夫有更严重的痛想症的人。他是
一个悲剧性的可笑人物，他对现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混乱。据他的秘书托伊称，
“赖利经常受到严重的心理危机的煎熬，以至于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他甚至还认
为他就是耶稣真主。”然而，当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
作用了，还把他当成是英国的一名优秀间谍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危险的对手之一。
与一年前诱捕萨温科夫一样，1923年9月26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又成功地引诱赖利
穿过俄罗斯边境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谋反者
的会议。
被捕后，赖利也像萨温科夫一样，没有坚持多久。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有一封
他于1925年10月3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这封信也许是真实的）。他在信中保证，
他会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美国情报机构和在西方的俄罗斯流亡者的情报都
供出来。六天以后，赖利被带到莫斯科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
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据一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资料说，“他只是长长地出了一
口气，没有叫一声就倒下了”。陪同他最后一次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员也包括瑟罗叶
若金在内，而瑟罗叶若金很可能就是一年前谋杀萨温科夫的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把赖利的尸体放在鲁比扬卡的一个船上医务室里进行了秘密展览，以此来庆祝他们
所取得的成功。很多年以来，西方一直谣传赖利逃脱了处决，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发生这种传闻对于一种现实与神话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职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1927年，‘托拉斯”行动终于被曝光，这使得英国、法国、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
海各国情报机构相当尴尬，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是这一欺骗行动的受害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除了与反革命（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
的）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外，还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越来越
大的成功。苏联情报部门较西方情报部门有两大优势：第一、当安全在莫斯科已成
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仍很不够。第二。西方各国
的共产党和她们在西方的“同道者”会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大量可供招募的意识形
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托拉斯”行动处于高潮时期，外国科，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
构，第一次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位英国驻罗马大使
馆的名叫弗朗西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意大利通信员（其代号是杜坎）。他是在意大
利共产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莱格雷特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
外机构招募的。十月革命以前，阿莱格雷特一直是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康斯坦丁尼
尽管地位不高，但是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交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外
交部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更别提有什么安全部门了。当时，英国各
个大使馆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派驻罗马的大使馆官员安德鲁
·诺布尔称，当时在罗马，安全措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大使馆的服务员都
能有机会接触那些装有秘密文件的红匣和档案柜的钥匙，他们甚至还可能有机会接
触到大使馆文件保险柜的联环锁的密码。甚至在1925年英国大使馆丢失了两份外交
密码本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密码本很有可能是被康斯坦丁尼盗走
了其实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被他盗走了。
十多年间，康斯坦丁尼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密码本。起初，
他很可能还让他弟弟塞孔多（当时是大使馆的一位雇员）帮助他往外偷过文件。康
斯坦丁尼除了把英国与其驻意大使馆之间有关英意两国关系方面的电文提供给苏联
外，还经常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文件的“秘密影印件”，这些文件都来自外交部以
及各主要英国外交使团，以便使驻外大使能及时了解当前的外交政策。到了1925年
1月，他平均每周能提供150页秘密资料。康斯坦丁尼对他的企图毫不掩饰，据驻罗
马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他纯粹是为了金钱才与我们合作的，他自己从不否认这
一事实。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名富翁，他一直在为此而努力。”1925年，他被
中心称为最有价值的情报员。由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直相信英国在搞大规模的旨
在颠覆苏联政权的阴谋活动，所以它一直依靠间谍“杜坎”提供关于英国进攻的早
期预警情报，并对驻罗马情报站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
成一个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vZ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罗马情报站为能拥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出色的间谍而非常自豪，这从他们对
康斯坦丁尼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长着一张“古罗马人”的面孔，众多追
求他的女人都称他为“帅哥”。到了1928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怀疑他也为意
大利情报机构提供机密文件，而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他的忠诚
表示怀疑，但他所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20年代后期成为外交事
务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称那些资料“对我的作用太大了”。
1927年，苏联的情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的失误，这些失误被广为宣
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次成功渗透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
阴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快速增加的工作网点和四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站的安
全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有三：一是苏联早期的密码系统比较简单，容易被西方
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解；二是第一代外国科的部分官员缺少经验；三是在选择和培训
外国共产主义者作为间谍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为苏联情报
机关推荐了大批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德国的理查德·佐格尔，
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间谍，但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的情报技术要求，不遵守正规
的安全程序。
1927年春天，苏联在8个国家的情报行动被曝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三月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波兰的一个主要间谍网被揭露；在土耳其，一名苏联的商务官
员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在瑞士，警方宣布逮捕了两名俄罗斯间谍。四月份，在北京，
警察突袭了苏联领事馆，发现了大量涉及情报方面的文件；在法国，保安局破获了
由一名重要的法国共产党人让·克雷默特领导的苏联间谍网；五月份，奥地利发现
外交部官员中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透露秘密信息；在英国，内政大臣向
下议院宣称，“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到的最完整、最嚣张的间谍网”。
在上述间谍网被破获后当时苏联仍然把英国当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
危险的敌人英国正式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高级官员还向下议院宣读了
部分截获的苏联密码电报。在苏联的密码被英国成功地破译之后，苏联为使其外交
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通信联络更加安全，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的密码
系统，这种方式尽管较费事，但几乎是无法破译的。这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
的密码专家们都无法破译苏联高级别的密电交流。
1927年，有关日本的情报是最多也是最令人关注的。1925年之后，外国科已经
能够截获日本军事代表团及驻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总领事馆的秘密联络情报。值
得注意的是，驻哈尔滨的日本代表们并不使用外交邮袋和他们自己的信使，而是通
过中国的邮政服务来与东京进行联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收买了那些将日本官方电
文送到哈尔滨邮局的中国雇员，并派出了拆信专家组，对信件进行检查和照相，然
后再用新信封装好，贴上复制的日本封条付邮。来自莫斯科的日本专家马特索金教
授也被外国科雇用来负责在哈尔滨检查信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译即送至克格
勃总部。在发送到莫斯科的截获信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针对中国和苏联远东的
军事计划材料。但最令人忧虑的文件则是1927年7月截获的一份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
田中写的秘密奏折。该奏折主张征服满蒙，为吞并整个中国扫除障碍，并断言“日
本将不得不再次与俄国交兵”。
该奏折的第二个副本是外国科驻平壤情报站截获的，那时日本还占领着朝鲜。
当时情报站负责人是伊万·安得列耶维奇·奇恰叶夫（后为驻伦敦情报站站长）。
外国科官员收买了一名代号为“阿野”的日本翻译，成功地把这份奏折以及其他一
些秘密材料从日本驻汉城警务负责人的保险箱中弄了出来。后来田中奏折被外国科
泄露给了美国新闻媒体，使外界误认为这是由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截获的。直到1997
年，苏联官方的一部史书还在庆贺能同时在哈尔滨和平壤得到那两份奏折，称这是
“间谍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尽管有一点夸张，但却准确地反映出能够及时觉
察田中对与俄国作战的预测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日本日益明显的威胁，使莫斯科焦虑不安。在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截获田中奏折之后几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
文章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政界对形势的深切忧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胁，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场战
争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未知数，相反，我们面临着一场真实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
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虽然康斯坦丁尼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田中奏折的英国情报，斯大林和克格勃总部
的“阴谋理论”信奉者仍然不能得出英国并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计划的结论。他
们认为，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对西方战争贩子的秘密委员会进行渗透。列宁逝
世后，经过三年的权力争夺，斯大林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当时提出要求，要争取
获得更多的有关西方阴谋颠覆苏联的情报，虽然大多数阴谋根本纯属想象，但他却
坚信“阴谋”是肯定存在的。
为了使苏联的间谍活动更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
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
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成了一项庞大而
持久的工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官员进行系统训练，并煞费苦
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试图迅速扩大秘密情报网，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强制性要
求），仓促行事，结果被纳人国外间谍网的既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天才，也不乏一些
厚颜无耻的骗子。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公开的丑闻，其中有一
条涉及1927在柏林建立的秘密情报站。该情报站站长为奥地利的贝托尔特·卡尔·
伊尔克，副站长为莫里茨·温斯坦。后来的一份调查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时中心就
应该注意到“伊尔克一温斯坦情报站”所宣称的扩大间谍网的“可疑速度”。据该
情报站宣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它的间谍活动已遍及英国、法国、波兰及德国。
伊尔克还以“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他的间谍的身份的资料。当时中心还在为19
27年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网不断暴露而伤脑筋，因此只能对他不愿透露身份
的行为勉强接受。然而，事情慢慢清楚了，这个秘密间谍网的核心人物都是他们的
亲戚，间谍网的其他一些人员甚至纯属虚构。在英国和法国的间谍行动也纯粹是虚
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