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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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茶叶量比前者要多。加尼斯从这种个人之间的比较得出结论，一些读者“可能推论说，根据杰文斯先生的理论，洗衣女工应当为她的茶叶支付得更多”。加尼斯最后这个不顾一切的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它表明加尼斯既没有理解杰文斯的诚意，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用边际效用理论。
Ⅵ
《周六评论》的那篇匿名评论对杰文斯未作任何赞扬，但杰文斯认为它比任何其他评论都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出作者对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认真地读了自己的书，还因为该文接触到了核心问题。作者一开始就以马歇尔和加尼斯同样的方法排除了杰文斯的任何首创性，他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同他所拒绝其权威性的那些著作有着广泛的一致。”
关于效用测定和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用途的关系，这位评论者有如下的阐述：“但是，效用的尺度是什么呢？杰文斯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一种快乐比另一种是大还是小；但这无济于事。为了应用数学方法，快乐应以某种方式予以数学表述，例如，我们可以说吃一块牛排的快乐同喝一杯啤酒的快乐之比是5：4。但这并没有传达给我们什么特定的含义，而且杰文斯先生看来不得已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为使某种事物适于数学研究，光用若干字母表示某些相关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说G表示对自由党格拉斯顿先生的信任，D表示对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先生的信任，X和Y表示参加的人数，那么格拉斯顿先生的任期就取决于包含dG／dX和dD／dY在内的若干方程式。这不过是把一个平淡无奇的说法隐藏在一堆神秘的字母之中罢了。”这个论据是不容易回答的，它可能使杰文斯感到难堪。
《周六评论》文章提出的最后一个批评涉及杰文斯的交换问题和穆勒的国际贸易例证的比较。他说两者是一回事，所不同者，在杰文斯方面，物品总量不能增减，每个交换者都有严格的垄断。这位匿名评论者说：“杰文斯的问题等于是说，假定大英博物馆拥有现存的全部希腊雕刻，罗浮宫拥有现存的全部罗马雕刻；以怎样的比率他们才会交换这些收藏品，而又没有其他购买者呢？这个问题如此地远离实际，以致几乎不值得加以考虑。”评论者试图表明方程式是没有用的，即使它们不是虚构。假定交换率定在5单位谷物对1单位牛肉，A将交换到足够的牛肉，但这样的交换未必会使B感到满意。B可提供2单位牛肉以交换谷物，但是A却拿不出更多的谷物。评论者继续说：“在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都看不出为什么会要求使双方皆满意的比率。简言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牛肉和谷物会交换到一方或双方停止为止；但是什么时候停止将部分地取决于A和B对牛肉和谷物的欲望，部分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时的机敏。”这段话也许仅仅暗示，在最后比率的实际决定中，达于均衡的轨迹与最后的交换比率不同。如果真是如此，这个解释就是对最后交换比率决定过程作了过于肤浅的解释。方程式不过是最终结果的反映。
最后，评论者以下述总结性的话集中表达了他的“指控”：“如果把我们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总结一下，那么可以说，他希望以对当事人的效用来决定交换比率，而不引进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因而他所想象的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起作用的场合。他发现可以指望的惟一的答案是，交换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脾性（无法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神秘的结论隐藏在各种符号之中，而这些符号不过是一些累赘，它们包含的函数没有解也不可能有解。”
Ⅶ
西蒙·纽柯布在《北美评论》上的评论对杰文斯经济学的赞扬比其他三篇长篇评论的赞扬的总和还多。在四位作者中，只有纽柯布赞成杰文斯把数学用于经济学。他总结说：“鉴于这种表达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最需要的，所以我们欢迎每一种将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尝试，并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它揭示了经济学这门容许精确数学表达和论证的科学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真理。”和其他评论者一样，纽柯布也认识到这本书的中心部分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他认为这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书的基础是效用理论，而这种理论可能很好地代替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纽柯布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对杰文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他的主要批评也许是这一点：“尽管就其结果及其能够应用于实际的贸易条件来说，（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其应用是）很有限的。”纽柯布认为，当事人拥有大量物品这一情况就限制了杰文斯理论的有用性，因为这些物品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效用。杰文斯本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杰文斯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性，而纽柯布却十分重视这一点。他问道：“如果发现一种科学基于一系列方程式，而这些方程式正确与否，则要看每个商品生产者用来为自己使用的商品量是否无限之少”，这一点是否“反而不能令人满意”？纽柯布还认为，考察物品对制造者（而不是对商人）的效用是困难的，因为生产者将它们用于生产未来物品。于是他问道：“我们将怎样知道……马掌对马蹄匠的效用？又如何知道铁路对工程师的效用？”他偶尔谈及他对这个困难的解答，他说，当我们把方程式用于具体的场合时，“我们就会发现，该商品对卖者或生产者的效用会从方程式中统统消失了，而显现出来的是生产条件和该商品对买者的效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纽柯布同物理学的联系无疑促使他想从价格和数量的资料中编制出实际的效用函数（就像杰文斯认为他自己能这样作一样），并力图用这些方程式解答有关交换方程式的实际问题。他不赞成将数学方法限制在各种函数上，这些函数的形式他只能部分地加以说明，他对于获得实际的有价值的成果抱有真诚的热情。他说：“因为效用取决于供给，所以用一种代数方程式来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如果有列出这种方程式所需要的条件的话。已知每次出卖的数量，又有在各种条件下影响售卖的价格，利用归纳的方法就可从中得出方程式。法则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确定一个人（已知其欲望和收入）究竟会购买多少物品。已知必要的资料，又假定其花费总是明智的，则其每单位收入花费的方式就是一个数学演绎的问题了。”
纽柯布对杰文斯分析的结果似乎不满，他说：“我们的作者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但还没有建起大厦，也没有向我们指明通向大厦的道路。他的效用理论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商业世界的种种现象，但他没有提出完善的研究方法。”纽柯布同物理科学的联系也说明了他拒绝杰文斯关于计算苦乐的观点的原因，他不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任何健全的哲学基础”。纽柯布实际上只拒绝集中快乐和痛苦，而并不拒绝出于苦乐考虑的行为。他说：“我们可以把人趋利避害的行为作为计算的对象，但很难把这看作是可以测定快乐和痛苦本身。”
Ⅷ
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惟一的署名评论出自莱斯利之手。两篇未署名的短评解释了杰文斯著作的内容，并且未加批评地予以赞扬。当人们对莱斯利的众所周知的各种兴趣抱有期望时，他却把注意力主要限于评论杰文斯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他不同意杰文斯研究的内容，但他显然努力想说明杰文斯是公正的。然而当他暗示他从不拒绝将数学用于解释李嘉图经济学时，他的怒火便油然而生，因为这使他看到李嘉图经济学的“每篇论文都是含糊不清的，而这些论文又都是作了许多的计算才提出来的”。而当他论证说不应当利用数学时，他也怒不可遏，他问道，是否应当认为“泰晤士报减少印数从而节省大量墨水和纸张……将会有助于启发公众去从事于这样的节约呢”？莱斯利赞成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但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下述情况所排除，即物品的价格“还受到如此众多条件影响，以致它不能同供给量保持不变的比率”。莱斯利后来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说，价值也取决于“其他一些蔑视一切数学计算能力的条件”。莱斯利最后评论了效用，并表示希望历史学派对效用进行透彻地研究，他说：“人类需求演进所遵循的秩序，是新兴的历史学派或主张归纳的经济学派有待研究的课题之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九章 杰文斯论效用（1871－1882）
Ⅰ
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于1871年10月，此后大半年杰文斯的健康状况不佳，妨碍了他的研究。他重新考虑效用问题是在1872年10月17日致沙德威尔的一封信中。后者极力主张并提醒杰文斯保持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尺度，因为没有测定幸福的方法。杰文斯反驳说，许多东西只宜于用其效果间接地测定。他认为可以用“一个普通工人在已经劳动了10小时后（例如说）的一刻钟所受的平均痛苦……来测定他的最后一份增量工资对他的效用……”他争辩说，他也可以用“已经吃了3／4磅面包之后的一盎司面包对一个人所带来的通常的或平均的好处……作为快乐的单位，当然要记住从任何商品所得的快乐并不同那个商品成比例”。杰文斯在信中重申了他早先的希望：如有完整的商业统计资料，他就能为他的公式得出相应的数值，因为价格“代表了对商品的估价，使我们可以对各种商品的最后增量所产生的快乐加以比较”。“如果我们把完整的价格表和消费量加以比较，就能规定效用变动的数字法则”。杰文斯承认他“指出我们能够（以完整的统计资料）把所有的公式都转变为数字的表述过程，并不是十分谨慎的”。他的结语说，只是想走出“正确得到公式的第一步……”；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虽然重要然而无关的说法：“同亚当·斯密分歧的主要之点在于区分效用程度和效用总量。”这样的结语是很不和谐的。杰文斯在1873年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写作《科学原理》，该书问世于1874年2月2日。其中一长节论及测定问题，末尾还附有关于在社会科学中测定问题的资料。杰文斯说：“经济统计学，包括了生产的、现存的、交换的和消费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它构成另一个最广泛的科学实体”。但他没有更进一步和更好地解释他怎样得出效用函数中的常数。
Ⅱ
杰文斯得知瓦尔拉斯论效用的著作是在1874年4月底和5月初的某个时候。瓦尔拉斯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4月号上。瓦尔拉斯于5月1日送一本给杰文斯时，还不知道杰文斯已经出版了类似的著作，只知道杰文斯是“因为价格变动和货币贬值问题的著作而受到重视的一位作者”。瓦尔拉斯首次致信杰文斯之后不几天，布鲁尔（一位德国经济学者）给瓦尔拉斯写信说，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具有相同的特点。
1874年5月12日，杰文斯致信瓦尔拉斯说，在他接到瓦尔拉斯寄来的杂志之前，他已注意到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瓦尔拉斯的文章所提出的“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他说他自己的“交换理论在英国备受冷落和批评，却被你的研究所证实。”他详细陈述了他在该理论上的优先权，并指出瓦尔拉斯的“理论同我的理论在实质上是吻合的，并证实了我的理论，尽管所用的符号不同，还有一些非本质的差别。”最后，他十分委婉地询问瓦尔拉斯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自己的著作。
瓦尔拉斯于1874年5月23日回了一封长信。他解释说他刚刚从布鲁尔的来信中得知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他同意说他和杰文斯的论文在后者已经“极为明确地”指出的各点上是吻合的，但他也指出了若干区别，他认为这些区别是重要的。瓦尔拉斯说，他不可能知道杰文斯已经从最大化满足的观点引出了他的函数，或是杰文斯已经用它们提出了需求函数（用以建立后来的均衡条件）。瓦尔拉斯正确地感觉到了上述两种特殊情形下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引起这两种观点的矛盾和对立。
瓦尔拉斯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种差别，而是详细陈述了他自己思想的来源，没有为他未引用杰文斯这一点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他提醒说，虽然这一理论在法国或英国尚未被认真接受，但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却表示了支持。他最后提议将两人的信件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杰文斯在1874年5月30日复信中感谢瓦尔拉斯寄来他的《纲要》一书的校样，并希望过些时候再来确定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否有所不同。他承认瓦尔拉斯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他感谢瓦尔拉斯的提议，即通过发表他们的信件来承认他在一些方面的优先权，最后他表示愿为瓦尔拉斯理论介绍到英国出力。杰文斯的信和瓦尔拉斯的回复发表在1874年6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
1874年夏杰文斯还与布鲁尔通过信，后者对新经济学感到兴趣。杰文斯告诉布鲁尔，他对他的《理论》在英国未受好遇而失望，但他提到“一些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在钻研这个问题……”尤其是乔治·达尔文。布鲁尔完成了一本遵循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思路的书，杰文斯对此表示高兴，还希望在德文原版之后能出法文和英文版。布鲁尔在早先的信中曾表示希望研究“效用曲线的变动问题；杰文斯对此感兴趣。杰文斯说，关于商品不可分问题，除了《理论》中所说的以外，他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不过他对他自己关于不确定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初秋时节，杰文斯再次致信布鲁尔，说他“在你所提到的那一点即不可分物品的交换问题上作过深入思考”，但没有任何进展。杰文斯在信中表示眼下最需要的还不是加工“完整和正确的理论，而是使大家都懂得其最简单的原理……”他还认为瓦尔拉斯的书“一点也不宜于使人们更加理解这个理论的各项原理……”
Ⅲ
1874年11月杰文斯在曼彻斯特统计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的发展”的论文，这是自他的《理论》问世以来他对效用问题第一次发表意见。他在这篇论文中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了最基本的非数学的说明；他在英文文献中首次注意到瓦尔拉斯；他肯定遵循着他在给布鲁尔最后一封信中提出的看法，力图以最简单的术语说明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对理论的精雕细刻和发展。
出席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之后，杰文斯有数年没有在效用问题上发表意见了。他只是在同布鲁尔的通信中谈及他新近发表的效用理论方面的论文；在同G．H．达尔文通信中谈及后者维护杰文斯和反对加尼斯；在同福克斯维尔通信中谈及马歇尔同杰文斯理论的关系。杰文斯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表示，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我认为英国人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种人物都表示了默许，一些教授开始把这个理论提到学生面前。我两个月前在剑桥时发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比我设想的要好，我不怀疑它在逐渐地获得地盘……”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