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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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说：“我同意一个善意评论所提出的看法，即本书第5章提出的价值理论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有一定关系。但我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前独立地得出的，我的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相一致：即在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一般要素上，以及把效用作为心理测定的对象上。在更特殊的各点上，我的理论同他的理论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未加改动地予以发表。该理论（我仍坚信那是我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于：价值在其各种形式上同效用尺度相一致；绝对效用与有效效用的区分；分析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市场估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克拉克在1927年给迈亚基马教授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边际效用观点和杰文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在克拉克看来，杰文斯设想的是：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的“最后的”或“最终的”增量，就是在价值判断中要估价的量。相反，克拉克想象的是，某物品的全部数量已在某人掌握之中，个人必须依据为了替代他供给的任何部分所缺乏东西来估价其价值。不过这两种估价过程（一个是个人已经获得他的物品储量，另一个是个人预期获得某种物品储量）之间的差别对结果显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克拉克同意这一点。他在结束对自己理论的描述时说：“它等于是一种最后效用理论，不过形式有所不同。”
克拉克后来著作的一些征兆表明，他认为他的早期经济理论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理论的区别比实际的差别还要多些。他为此所作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确实没有认真阅读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书，即使在他知道了他的著作同他们的著作相类似以后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能说明这一点的间接证据是，克拉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根本未提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除了否认他在1881年前已读过他们的书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了解他的人指出，由于合乎情理的理由，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读。约翰逊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能用于研究的一些时间多半用在解释具体事实和加工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吉丁斯教授一次告诉我，翻译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时，起初想让克拉克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的著作同克拉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相似的。但这没有办到。克拉克若干年后才读了这些著作，而且对他的立场和奥地利学派的立场的差别并不很感兴趣。”克拉克的力量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显然也没有从其他经济学作者的著作中受益或受到鼓励。他的这种个性支持了下述说法：当他刚开始写效用和价值问题时，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确实毫无所知。
从《财富的哲学》再版到1892年，克拉克没有再回到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期间边际效用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克拉克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论边际效用，因为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评论马歇尔《原理》的文章，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次也没有把“效用”一词引进他的讨论。克拉克在后来若干年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增加了许多新的修正。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三章 威斯蒂德
Ⅰ
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Ⅱ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 Economic Cir…
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弗朗西斯·西德罗·埃杰沃思，悉尼·韦伯。威斯蒂德继续“作为一位热心的研究者，他现在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紧紧地把握国内经济问题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性杂志《今日》上。
这篇文章试图反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即剩余价值理论，反驳的依据是，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驳马克思时使用了杰文斯的方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完整而确切的答案使杰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杰文斯交给我们的这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决我们讨论的各种问题”。他花在研究杰文斯著作上的两年时间终于结出了果实。
威斯蒂德反驳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劳动的价值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效用，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关键之点仍然在于依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决不会同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趋于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论它们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依照边际效用论）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劳动能流入物品的生产，或能流入劳动的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对于强调边际效用（而不是劳动成本）价值论和反驳马克思来说，这些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物品和劳动的价值仍然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对马克思的反驳在于表明，这种比例性只在例外场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进的边际效用的方法，可能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投下了阴影，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奠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
Ⅳ
威斯蒂德的文章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者亨利·迈耶尔·赫德曼。赫德曼尽管没有答复威斯蒂德，但他一生都致力于诋毁杰文斯和边际效用学说。对威斯蒂德的回答最终来自一位热诚而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肖。他的回答是在些许踌躇并意识到无论那位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也没有他对此问题懂得更多之后作出的。“他后来说：‘我读了杰文斯的书，绞尽脑汁去猜想他的混乱不堪的微分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像一头猪不懂节假日一样不懂微分学。’”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他的答复“对一种谎言来说并不错……”他在答复接近末尾时抱歉地表示：“位于供给边际上的效用；杰文斯语言的模糊不清以及讨论课题的极不通俗，迫使我强烈地反对威斯蒂德先生，而不是去彻底分析和讨论他的有趣的贡献。
同反对威斯蒂德立场的一些小的争论相比，伯纳·肖并不想走得更远。他公开表示“他一点也不想在这里保卫马克思而反对威斯蒂德”。肖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未出版的《资本论》中可能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作了大量研究，这种情况可能使对马克思的任何维护以及对威斯蒂德的反驳都归于无效。他还认为，把马克思放在“标准的英国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加尼斯等人）一边”这个特点，促使他“反对古尔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教授和埃杰沃思……”肖把这整个争论看作社会主义者的内部争论，认为它“似乎……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停止作为社会主义者）迅速地分化了……”肖承认他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应付这种争论。他又说，他“不是数学家，不足以驳倒运用杰文斯方法的威斯蒂德先生”。难怪肖直接反驳效用论的某些段落难以使人信服（尽管他作了种种谦逊的表示）。实际上，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他在准备这个回答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希望反驳威斯蒂德，又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当然，他说过“我不在乎承认我的一部分看法会被抛弃，如果这个攻击被打退，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清澈溪流陷进泥潭的话。已故的杰文斯提出，从数量上来说，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除了用微分法表述为无限小量以外，什么也不是。但是，看来肖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些人“经常在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或者他们以为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在价值问题上，进行不能容忍的教条化……”。如果肖还没有转到威斯蒂德一边的话，他何以会说：“在我看来，在引导立即或稍后一些时候向集体主义的经济城堡发起攻击方面〔我已经〕……尽可能地写作和明智的行动了”？除去那些离题之谈而外，肖的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有利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反对杰文斯最后效用论的话。
肖显然认为他发现了威斯蒂德和杰文斯完全以效用解释价值这种观点的弱点。他认为他们应当把成本也包括在内。这表明他显然拒绝或不理会他们对成本通过影响供给从而影响效用的解释。他为此举例说，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每人都拥有他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消费的全部牛肉，这样，牛肉的价值就是零。在这种条件下，肖作出结论说：“牛肉的效用也是零；精选的里脊肉也没有价值，好比在天堂一样，而不管生产它们花费了多少劳动。因此效用显然是价值的一个条件。”到此为止，肖所发现的东西是有利于杰文斯和威斯蒂德的。现在，肖假定在某个共同体中人人都变得如此饥饿，以致牛肉的效用“从无（升）到一切”，结论是，在这些条件下价值将不会有相当大的提高，而是仅仅提高到“放养、屠宰、烹调所花成本的水平，不会更高”。否则就无人愿意支付这种高价，宁可“自己放养、屠宰和烹调了”。
他对杰文斯主义者关于价格会同边际效用成比例的命题作了过于严格的解释，并错误地以为下述垄断价格歧视的例证不符合于杰文斯或威斯蒂德的结论：“对于半打因干渴而垂危、但拥有不同财产的旅游者来说，几口水就具有相等的效用；但是控制水的年轻杰文斯主义者会为每一口水索要不同量的商品”。他还发现边际分析的一个弱点，即在个人时常不想消费所有物品的情况下，价格便不能等于边际效用。这个“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来自威斯蒂德：“即使威斯蒂德先生突然厌烦圣经而变成了一名酒鬼，它们的价格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一个法新（货币单位——译注）。此外，他的一位从不沾酒的邻居也许会为一本圣经而支付比购买一桶酒更多的货币；而一个嗜酒者则愿意以一打圣经去交换一瓶白兰地，如果交换比例由商品效用决定的话。但是，就像雨落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圣经和白兰地的价格对威斯蒂德和他的邻居也无二致，尽管效用对它们各有不同。杰文斯已经打算修改他原有的体系以便把个人一点也未消费的情况考虑在内。
肖要求威斯蒂德作答，而答复很快就来了，而且较短。威斯蒂德重申了他第一篇文章的重要性，即试图说明马克思体系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威斯蒂德对肖是有礼貌和很尊敬的。他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论据：成本像效用一样地影响着牛肉的价格。他指出：“那也只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牛肉，从而同时增加它的总效用和降低它的边际效用，通过提高牛肉制作的质量，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回避了在“敲竹杠的年轻人”的场合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指出消费者剩余会被一些旅游者所享受；他未谈不可分割的物品的情况，也未涉及与这些物品和边际效用比例有关的困难，“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就是如此。
Ⅴ
同威斯蒂德的交往促使肖加入了隔周一次在比顿先生家中聚会的”经济圈”。有一位成员对伯纳·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头发和胡子发红，他身着灰装（大多同伴都穿晚装）。他站着同威斯蒂德和大家谈话，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睿智和十足的趣味。他说：‘大家对选择谈论得很多了；假定要你们像我一样每晚上床之前在一盆炉火和一顿剩饭之间作一选择，你们一定知道该选择那一个’。至于曲线，则随着某个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