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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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财富》中用了7次“边际主义”这个词。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边际分析的经济学家叫做“边际主义者”。
“边际主义”这个词在霍布森首创之后的25年中不常被使用。在评论霍布森《工业与财富》的人中，没有人视“边际主义”一词为新词。该词得以流传，完全是由于霍布森独自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插入了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一章。两年后，《国家学说袖珍词典》第四版的整个索引中，在“边际主义”主题条目下只有一处提到霍布森。“边际主义”和“边际主义者”这些词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1935年）中很少见到。
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广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莱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边际主义的详情细节”充斥着美国教科书的1／3到1／2。他的抱怨标志着“边际主义”这个词再次作为贬义词被使用。翌年，莱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了“边际主义”一词，使它更显突出。麦克洛普为反边际主义者准备了最长的答复，他在答复的第一部分采用了这个词，从而接受了它。
莱斯特在1946年发起的那场边际主义论战，到1961年告一段落。“边际主义”一词经此论战而有了新的含义。例如，在美国经济协会编制的《经济论文索引》（其前身是《经济刊物索引》）的主题索引中，“边际主义”只限于指研究边际成本或边际生产力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此项索引在“边际主义”项下没有列出1925－1945年间的任何一篇文章，却大量列举了1946－1961年间关于莱斯特论战的文章，从1962－1966年在“边际主义”项下又没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两位作者指出，“进际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
“边际主义”一词之新颖，从词典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词首次进入普通的英文词典是在1966年，当时《韦伯斯特词典》第3版把“边际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分析，它强调边际特性在决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种的词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词典不是仅仅用其“特性”之一来解释“边际主义”。
公认的和连续的边际主义史，是随着现今被称为“边际效用”的这种“特性”的出现而开始的。已经有了若干有关边际效用起源（从而有关边际主义的诸种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问世。按照一般的说法，以后来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说，边际效用学说是在1862－1874年间，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独立地提出来的。人们一般也都同意说，1871年是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分别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
边际生产力是霍布森的“边际主义”所包含的第二种“特性”，它也有许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后它才被人们完全发现和认识，也就是说，直到边际效用已被众多的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学家接受了以后，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受到有系统的考虑。
这种接受是极为重要的。边际主义的第一种“特性”并没有很快被人们接受，它需要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意识的努力以争取支持者，但遭到相当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对。现在，也许最终成功的时机已经到来。1870年以后，在以往作为流行边际主义的惟一场所的大学，边际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被接受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课题。
Ⅱ
杰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发表边际效用理论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在日记中写到，他已经作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他当时24岁，在澳大利亚工作5年后刚回到伦敦，就读于大学学院。该年晚些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减少。”他又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坐等别人利用，我将设法于来年春季公诸于世。”
但是，杰文斯的首次公开陈述迟至1862年10月7日才发表，时年27岁。那一天，在剑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F组的会上，该会的秘书宣读了杰文斯的“简论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除了这位秘书以外，还有谁听到了这篇论文，尚不得而知。该文的一篇摘要于次年刊登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第32次会议报告》（1863年）上。此后10年无人提及这篇摘要。
显然，无论将杰文斯引向边际主义的是什么情况，它们肯定在他年届24岁时的前后几个月间对他发生了影响。此前他曾有过想要取得成功的冲动。他22岁时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我有一种想法，不妨对你说，我认为我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性质的认识，比大多数人或作者更为深刻。我觉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于研究这个课题，并且打算干起来。”他同一封信中还谈到，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模糊的数学，用以计算人类勤劳的原因与效果”。他想要利用数学的意向是认真的，因为，当他准备从澳大利亚回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就曾写道：“我特别希望成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我相信，没有数学家，什么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彻。”
杰文斯也养成了一种同样重要的偏好，即将效用与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他对效用的兴趣似乎部分地来自边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国、进入大学学院时熟悉边沁的著作的。边沁对杰文斯的影响，首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杰文斯报告的摘要中，他在那里虽未提及边沁，但他用了边沁的话，例如边沁的“行动的源泉”一词。杰文斯说，在他9岁时，听母亲为他读理查德·威特利的《货币通俗讲话》（1833年）时，便接触了效用概念。杰文斯后来说，他从这本书上学到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据威特利传记作者说，威特利认为他自己的《通俗讲话》“比他的一些更大的著作具有较多的实际重要性”。相隔15年之后，杰文斯对威特利的下述公理的含义及其生动的说明也许仍然记忆犹新，并对他自己1860年最初几个月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威特利说：“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
关于他自己的能力，杰文斯写道：“给我一些事实或资料，我便能将他们构成一种安排得很好的成熟的理论结构，或者将它们造成某种形式新颖之物。”杰文斯在未到伦敦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事实或资料”，不久又找到了一些。除了研究哲学，他还报名参加了奥古斯塔斯·德·摩根的微积分班和雅各布·威利的政治经济学班，威利是摩根的数学高材生。在威利的研究班上，杰文斯发现有机会思考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细节，当然，他从摩根那里也学到了他所渴求的微积分知识。1860年初，杰文斯把他所有的“事实或资料”发展成一种他认为“颇为新颖”的“成熟的理论结构”。
Ⅲ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和杰文斯不同，他没有留下什么通信和日记，能够揭示《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新思想的来源，此书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边际主义的著作。尽管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否定下述推测，即认为《原理》是早已出现的一些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原理》中的一个说法却似乎表明它是在1869年前不久完成的，当时他需要一项“具体成果”，以便取得维也纳大学讲师之职。门格尔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范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新近发展’的结果。”这“新近的发展”是指德国学者持续进行到1869年的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门格尔显然想对这场讨论作最后的补充。
德国学者要求门格尔作出“具体成果”，而他们使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非劳动价值论。为了改进这一理论，门格尔加进了关键的边际主义观点，即“价值”等于“由全部可以获得的（物品）数量所提供并能以任何相等部分取得的满足之中最不重要的那个满足的意义”。类似观点在门格尔读过的德国学者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来说，关键的观点是数学的，他们也都承认微积分学同边际效用表述的关联，但门格尔却从未公开将他的说法同微积分学联系起来。由于这一点，加上他对方法论所发表的显然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看法，所以人们一直推测数学在门格尔1871年前关于经济学看法的发展中没有起什么作用。熊彼特试图解释门格尔的数学，他说：“奥地利的效用价值论者，由于使用了边际效用概念，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学。”
然而，有证据表明，门格尔对边际效用的表述可能并不是熊彼特所暗示的那种简单的微积分的再发现。如果门格尔在1869年以前熟悉微积分学（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就不会是这样了。他熟悉微积分，有他写给西格斯蒙德·菲尔博根的一封信为证，后者在《经济学家杂志》（1911年）上发表了这封信的法文译文。门格尔在信中写道：“哲学和数学向来是我喜爱的科目。”门格尔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有他熟悉数学的进一步的证据。瓦尔拉斯是从1883年6月22日奥尼斯·德·布瓦伊的来信第一次知道门格尔的，当时，布瓦伊刚刚看到门格尔的《原理》（即在该书问世12年以后），认为它是“一部纯理论的书，有数学概念（即不同数量的比较），并由此提出了交换价值的学说。”瓦尔拉斯于是连忙开始和门格尔通信。门格尔在复信中讨论到数理经济学，如果他对数学毫无兴趣，或者缺乏数学知识，他似乎不会写这样的信。门格尔在信中列举了他本人收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10种数学著作，并表示愿意借给瓦尔拉斯。如果门格尔同数学只有淡淡的关系，他自己断不会收藏这么多数学书，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种书中，有一种是古尔诺的。门格尔在给菲尔博根的信中说过古尔诺的著述“对我的思想发生了特殊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对他同他的弟弟（年龄比他略小）的关系一无所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数学。他的弟弟安东·门格尔出于爱好于1867年开始研究数学，1891…1894年间以朱利叶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笔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改革微积分学的研究论文。门格尔在1867…1871年间可能受到他弟弟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瓦尔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尔的好意。于是加尼尔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4月号上转载了瓦尔拉斯发表在《会议与工作》上的论文，这是他应允给瓦尔拉斯帮助的一部分。杰文斯从这一转载的手稿中得知瓦尔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观点。
瓦尔拉斯从1873年年中就开始争取古尔诺的支持了；由于过去曾受惠于他，所以瓦尔拉斯邀请他来研究院听自己的报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观点，请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联系，还请他帮着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古尔诺（1877年去世）愿意帮忙，但他无能为力，他忙于自己的家务和出书事宜，而且，他发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之后不久，患上严重的眼疾，以致在后来30年间放弃了一切数学研究。
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缘起于1848年偶然听父亲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稿。他回忆说：“我14岁时已得知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该价值来自与效用相结合的效用。”这种认为价值与效用之间有一种合理联系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边际主义。然而，瓦尔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是大约10年之后的事了。这个转变发生在1858年夏，当时，他在浪费了4年光阴和7000法郎而未能当成工程师，得到父亲谅解之后，瓦尔拉斯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应继续他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这有点像是父亲为我提供了铅笔初稿的一幅油画。”
所谓“铅笔初稿”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一种比例，但这还不是边际主义。其中还有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未经解释的鼓励在政治经济学中利用数学的思想。这个草图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处。
瓦尔拉斯在1858－1870年期间虽经多方努力，但未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数学和效用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到那草图上去，尽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间尝试过两次。
假如瓦尔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为洛桑的教授的话，他的生活也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这一任命减轻了他的一些旧的义务并得到了新机会。这无疑改变了边际革命的进程。他于1870年12月11日到达洛桑，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O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这新的环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他到达洛桑不久写信给妻子说：“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数学教授盖伊先生，并和他探讨了几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瓦尔拉斯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边际效用这个难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贾菲查阅了所有的通信和有关文件（含未发表的），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里昂·瓦尔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还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为止的工作计划中，都没有任何一点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迹象。”关于这个日期的一点“暗示”，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机械学教授安东·保罗·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拟修改一些代数公式”。皮卡德早些时候曾向瓦尔拉斯提出过一个评注，贾菲说这个评注“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