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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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曾注意到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不过，他们对这两个小国接受边际效用学说的程度的估计有点过分。瓦尔拉斯提到过阿姆斯特丹的皮尔逊教授，莱顿的格利文，阿姆斯特丹的米斯，乌德勒支的奎克和布鲁尔，还有意大利人A。埃里拉、G．B．、安东尼里、G．博卡多、G．A．赞诺和A．赞比利。杰文斯除了格利文、米斯、奎克和安东尼里之外，上述其他人都提到了。
Ⅱ
布鲁尔比其他荷兰著作家更早地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早先已经知晓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1873年的论文；事实上，正是他最早让瓦尔拉斯注意到杰文斯，后来又把瓦尔拉斯介绍给门格尔。布鲁尔的学位论文是在荷兰首次公开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这篇论文发表前后，布鲁尔还同杰文斯通过信。在使边际效用学派扬名国际方面，他比其他人做得更多。
布鲁尔为什么要把边际效用作为他在莱顿大学学位论文的课题，我们不得而知。他也许会感谢奎克（后来在乌德勒支），杰文斯曾因奎克赞成这种新经济学而提到过他。奎克在1868年（34岁）时已是乌德勒支的教授，在该校一直待到1877年（为尼德兰银行效力）。布鲁尔1878年接替奎克任乌德勒支大学经济学教授。奎克的著作没有任何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痕迹。布鲁尔对边际效用学说的研究在其论文发表后也就停止了。他在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到1917年，他1930年去世。
皮尔逊是边际效用学说的另一位追随者，他大半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1877年到1884年间也曾在阿姆斯特丹任教，离开讲台后，他先任尼德兰银行主席，后任职于荷兰政府。他对价值论（特别是在他不再任教之后）具有非常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尽管他从未成为这种新学说的完全的皈依者，但在国内却赢得了传播边际效用思想的声誉。一位荷兰经济学家写道：“皮尔逊是接受奥地利学派价值论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一位同时代人说，皮尔逊的著作“是杰文斯和门格尔等人所开创的经济理论的最新成就，也是将其运用于分配问题的最新成就，他的著作已经深入人心。”
格利文1880－1915年间任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皮尔逊的助手和学生，又是布鲁尔的伙伴。也许应该把他也算在接受边际效用论的荷兰教授之列。荷兰有一份优秀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创办于1852年，在七八十年代很兴盛，而且延续至今。在1889年前的21年间，这份杂志只有一次注意到边际效用的文献；格利文在其中著文简评了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除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列举的这几位以外，至少还有一位接受边际效用思想的荷兰经济学家，他就是1885年在阿姆斯特丹接替皮尔逊教授的博京，他在这所大学还教过统计学，不过这一阶段还没有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但在他去世那一年（1890年），他曾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撰文，表明他理解和同情边际效用学说。他在该文中曾提及他在多年讲课中同边际效用有关的观点，可见他188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定详细解释过边际效用学说。
1880年代末有一些荷兰经济学家开始用边际效用理论论证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他们转向这个方向可能是受到皮尔逊和博京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发表与税制问题有关的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学家有科特·万·德尔·林登、特里布、塔斯曼。不过最杰出者当数A．J．C．斯图亚特，他于1889年发表了题为《累进所得税理论考察》的学位论文。
Ⅲ
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1870年代曾指望支持他们学说体系的意大利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履行他们当初的允诺。赞比利在《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1876年）中曾论及瓦尔拉斯的《纲要》，但后来再未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埃里拉在为《坚韧》杂志撰写评论瓦尔拉斯《纲要》的文章后仍然继续经济学的写作。瓦尔拉斯评论过埃里拉的两本书，但埃里拉并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方面来，因而也没有再写边际效用论或数理经济学的东西。赞诺在同埃里拉的通信中谈到瓦尔拉斯（发表于1874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但对边际效用论在意大利的扩展没有更多的帮助。同杰文斯有通信之谊的鲍迪欧成了政府的统计官员，无暇继续从事他当初感兴趣的效用问题研究。
只有博卡多为进一步接受边际效用论做了一些事情，他将瓦尔拉斯的4篇回忆和杰文斯的《理论》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他们两人的著作（作为《经济学家丛书》第3种）。但博卡多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支持不是出自他对他们的学说的赞赏，而可能是由于对各方面抗议者持宽容态度的结果，因此他并没有积极支持意大利的边际效用学派。对博卡多不愿与任何一种理论为伍这一点，洛里亚有如下评论：“他的言行表明，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位战士，一位困难问题的研究者，或是一种理论或学派的真正支持者”。博卡多后来的著作没有边际效用论的任何痕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这位意大利人的著作可能深感失望，因为他们一直视他为一位早期拥护者。
博卡多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的第一个引人瞩目的结果，可能就是安东尼里《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研究》的出版（1886年）。安东尼里一直在比萨高等师范大学研习数学，他在1886年为取得学位而准备了这本31页的小册子。尽管杰文斯早已把他的书列入数理经济学著作目录，但他迟迟未得到人们注意。安东尼里不仅提供了一幅边际效用的准确图画，而且为效用论增加了一些东西，当时无人认识这一点，后来很多年也是如此。他所增加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完整性条件”。在一个准备缓慢接受一种更简单形式的边际效用理论的世界，提出安东尼里的简洁的数学理论解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完整性条件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理解，因而影响甚微。
科萨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尽管他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效用，因而不可能热情接受这一新学说。科萨的《政治经济学指南》初版于1876年，第一次修改于1878年。杰文斯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曾对它予以赞扬。该书考察了所有的经济学文献，表明边际效用学说对意大利经济思想的影响是很小的。科萨在其考察中未提效用，虽然在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交换论中几乎得出同一结果”时，他曾最接近于论及效用。他把布鲁尔和博卡多同瓦尔拉斯和杰文斯联系起来，但没有谈到门格尔。科萨1892年出版了《指南》第3版，书名改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科萨这两本书表明，对边际效用理论和学派的赞扬，在1870年代还不存在，而到1880年代终于出现了。科萨此时（1892年）把杰文斯和效用论联系起来，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最重要的是，科萨在1892年发现了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而在1876年他还没有这样多地引证门格尔。他列举了下列各位的名字和成就：维塞尔、庞巴维克、萨克斯、祖克坎德、克莫林斯基、玛塔佳、克鲁斯和费力波维奇。他还讨论了“边际效用的奥地利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对他们的理论是赞成的。
科萨还列举了三位创始人的其他追随者：奥斯皮茨和李宾（他们被视为来自德国而不是奥地利）；市鲁尔和斯图亚特（荷兰）；威斯蒂德（英国）；安东尼里和潘达里奥尼（意大利）。科萨说，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接受了最后效用程度（他更愿意称之为边际效用）理论，然后指出，这个边际效用观念既解释又完善了当时流行的生产成本论，虽然有不少人一直反对这两种观点。”可是科萨没有把克拉克和埃杰沃思同边际效用学派联系起来，尽管他注意到了他们的主要著作。
Ⅳ
潘达里奥尼是在意大利开创边际效用分析最勤奋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直到1880年代末才登上舞台。他有一种世界主义背景，其母是英格兰或爱尔兰人，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过教育。潘达尼奥里本人先在德国学习，或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接着在日内瓦任教3年。这种背景使他容易接近外国文艺和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和杰文斯的著作。
潘达尼奥里1889年发表《纯经济学原理》，表明他完全接受了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他熟悉1889年前讲授过的有关效用问题的几乎每本著作。他的著作还反映了其他人的思想，他对这些人的思想都做过研究。他开头对心理学的享乐主义进行了长篇研究，并把这种享乐主义同自我保护的欲望等同起来。他详细论证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结论，称之为基本法则并就此感谢戈森、杜皮特和詹宁斯。他支持戈森使用线性函数，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实际的享乐曲线下跌得有多快”，尽管他自己使用的是非线性曲线。他采用了门格尔的表，并也像门格尔一样“以任意设定的数字，例如10”来表示最需求的物品的第一个整除部分的强度。
潘达尼奥里在效用问题上同样还受到詹宁斯的影响。他比其他人（甚至比杰文斯）都更热诚地接受、更充分地理解和更大地扩展了詹宁斯关于欲望性质和分类的思想。他采纳詹宁斯的看法，把人通过五官感受到的欲望满足，分为基本欲望（如饥渴）和次要欲望。他同詹宁斯一样指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满足基本欲望的物品，不同于满足次要欲望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在个人之间表现基本欲望的曲线稍有不同，而表现次要欲望的曲线则可能大不相同。
潘达尼奥里强调了确定某物品的消费随着收入变动而变动的范围，以及随效用曲线的性质而变动的范围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把个人效用曲线设想为不可改变的，他对此有如下理解：“假设人类经济的各种需求的尺度在某一特定时刻由a，b，c，d（依需求的重要性排列）这几种需求所组成；再假定他后来又能满足新的需求，仍以重要性排列，表示为e，f，g，h。但是，现在，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e，f，g，b这些满足，对它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未来需求的绝对尺度可能已变得如此构成了，即b，c，f，g，a，d，e，h。换句话说，他已经消费的商品，以及他的消费资料由较少变得较多所经历的间隔，在他的需求重要性的尺度上是作为一种二者择一的因素起作用的。现在，假定他的消费资料的减少同时发生，则显然他将依照新的享乐表来行动，以节省他的享乐。”
潘达尼奥里还提出了边际效用曲线在开始下降之前还上升的观点，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假定第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我们从中得到的满足将是感觉不出来的，他通常可用很短的一段纵坐标表示。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每条曲线（表现任何商品的效用程度）皆从零开始，迅速上升到顶点，然后或快或慢地下跌，依所谈的商品而定。”1889年前得出边际效用曲线的著作家不很多。没有一人把它们画成最初的部分是边际效用的增加。潘达尼奥里的解释暴露了他逻辑上的缺陷，而不是在作曲线的上升部分方面所提出的见解不同。消费者可能从“无限小部分”得到一种“感觉不出的”满足，而不管他消费这个微小部分是起初还是最后。纵坐标的长度并不决定于增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增量与所感受的效用增量的比例，这个比例从一开始就很有理由下跌。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六章 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描述
Ⅰ
每种历史都是由人撰修的。开始时往往只是一个大概的叙述，且由参与提出某种观点的人所写成。这种叙述继而被其他人重复与扩大，终于变成一种标准的形式，为后来者所接受。边际效用思想史的历程正是如此。
让我们从考察边际效用史最终采取的标准形式开始。通常的边际效用史的开头总是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初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人们评论道：在相距甚远的伦敦、维也纳和洛桑几乎同时出现这种边际效用理论是令人惊异的，因而必定有当时的若干条件促成了这一发展。标准的历史著作通常还包含这样的评论：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它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成本（或更偏重于劳动成本）转向边际效用以说明价值，并且，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从自然转向人。它还是“主观的”或“心理的”经济学的开端。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标准说法引述若干其他著作家（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先驱者），最后顺理成章地叙说步先驱者后尘的这些人的著作。
边际效用学派史的这种说法已为所有著作家所接受，它无疑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领域在1871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先驱者是很多的（他们总是有的）；革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坚持这样理解革命的定义，即不考虑此革命进程实际上在20年间，直到它的一位英雄去世之前尚未被发现的话）；其他经济学家追随着这些首领们（当然不会长期不变）。不过，只要对这些相同的资料在选择和侧重点上加以适当改变，便可得出一系列实际上同样准确但又完全不同的说法。
Ⅱ
考察一下边际效用发现史的几种不同的写法是有趣的，也许还是有益的。一种说法强调同时和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但不是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而是由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在1850年代中期。这就把经济学现代时期的开端从1871年推前到1854年。刚提到的这几位著作家在1854年没有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文章或著作，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也都不是在1871年发表他们的有关论著。众所周知但通常忽略的是，作为边际效用史的正式说法，“三位一体”首次公布他们发现的日期是：1862年（杰文斯）；1871年（门格尔）；1873年（瓦尔拉斯）。这些日期并不显得比另一个“三位一体”发现的日期更“同时”：杜皮特（1844年），戈森（1854年），詹宁斯（1855年）。谁也不否认后来的一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解释和理解要高于先前的一组（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但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对边际效用有更好地理解和更透彻和更周详地说明。当然，对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称赞来得比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的要早一些，但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早。一般来说，同1870年代的著作家倚重于前人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更倚重于1870年代初期著作家，尽管我们一定记得，杰文斯曾向詹宁斯致谢，瓦尔拉斯也曾征引过杜皮特。无论谁对1870年代的各位著作家说了些什么，以支持他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人代表着边际效用论的奠基者，他都会对1850年代著作家的思想感到惊奇。这不是硬要把边际效用学派的开端放到19世纪中叶。正式的说法把开端之时放到20年后；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它无疑应延缓20年。
如果1854年不宜代替1871年作为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