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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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55年，并在来年的第二本书中予以确认。杰文斯只提到詹宁斯的第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要素》，而且完全不认识作者本人，虽然他们都住在伦敦。杰文斯初读詹宁斯的书的日期对确定杰文斯思想的来源是很有关系的，日期不同，会使其受惠于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他是在澳大利亚时最早阅读詹宁斯的《自然要素》的吗？或者，是回到英同之后，在1860年早些时候着手制定他自己类似的理论之前？或者，是在他早先发表他的观点和1870－1871年冬写作《理论》这段时间之间？最后这个说法的证据充足。
杰文斯的确可能在澳大利亚时就已经阅读过詹宁斯的书。这本书由一家伦敦的主要厂家出版，在悉尼的书店也售卖过。但是，杰文斯对它并没有注意，即使他在这些年初次读过也罢。因为我们确知，杰文斯在澳大利亚期间的观点并不带有任何詹宁斯的色彩。特别是我们知道，即使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他还持有劳动价值论，而詹宁斯公开宣称反对这种理论。我们没有同样有力的证据表明，杰文斯没有在1860年2月从《自然要素》中获得更好地运用效用的线索。如果这样，杰文斯应对詹宁斯深表谢忱。他可能经由新近出版的加尼斯的书会发现有关詹宁斯的资料，它们应能引起他的好奇心。但是却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杰文斯当时绝不知道詹宁斯。首先，从他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日记中，看不到对詹宁斯的任何暗示，从他早些时候的两篇有关该问题的出版物中也看不到这种暗示。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也没有提及他当初已经知道詹宁斯。其次，虽然杰文斯关于经济学的观点一般来说与詹宁斯的观点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观点在早期的表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类似之处，否则应可暗示他认真地研究过詹宁斯的著作。看过杰文斯的两篇早期有关效用的短文，我们可以说他读过边沁的书，但我们从中得不到一点线索表明他读过詹宁斯的著作。另一方面，杰文斯的《理论》却提及、称赞和援引过詹宁斯。在很多地方，《理论》同《自然要素》在形式和例证上都很相象。看来，很可能杰文斯发现詹宁斯的书是在他从伦敦大学获得学位并进入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之后，在那里，除了别的以外，他还讲授经济学。
虽然杰文斯从《自然要素》中援引了若干段落，但他可能也同样有效地利用了詹宁斯的第二本书《关于财富和需求的社会欺骗》，因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以同样方式研究了同一课题。詹宁斯的这两本书包含的许多想法，杰文斯发现他会完全赞同的。第一，詹宁斯虽然没有使用数学概念术语，但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如果说这并没有对杰文斯发生什么影响，那么也应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一种机会。詹宁斯可能读过早期数学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或者至少见到过它，因为他在第一本书的扉页上引述了休厄尔关于该问题的论文中的话。后来，詹宁斯谈及应用数学于社会现象的可能的好处时说：“假如研究哲学的这些同等的分支（心理学和经济学）是可能的话，则借助于纯数学科学将会使它们的语言更合适，使观察和实验更确定，更有把握地推断过去现象的长远后果，从而使最熟悉和精通自然哲学史的人最恰当地理解使用数学方法的意义。”杰文斯承认詹宁斯重视利用数学，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引述了詹宁斯的另一些段落。
詹宁斯拒绝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他声称：“全部价值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谬误；这个谬误虽然表现为一种抽象命题，而且有一定限制条件，但是，它以其潜藏的后果毒害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援引威特利的话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把自己列入“德鲁蒙德教授”中效用理论的可能的奠基者。杰文斯在他的《理论》中用两页多篇幅引述了詹宁斯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个解说。以下是詹宁斯有效地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另一例证：
“……没有价值可以加到数量无限的物品的有限数量上，因为很显然，如果这一数量的物品被持有，则另一同量物品可以代替它，直至人的本性的各种欲望得到满足。我们还看到，当适量商品已经满足了消费感觉时，则该商品的每一连续增量产生的满足感觉越来越少；反之亦然。由此可见，物品不丰裕，则任何有限数量物品定有较多价值；物品愈丰裕，则他的价值必定较少；每个商品的价值随其数量增加而消散，像水一样，直至价值因其数量的‘不断增长而消失’。”
这个段落比杰文斯所援引的段落更好地表述了边际效用递减思想以及它同物品价值之间关系的观点，它表明詹宁斯对该关系已有了多么明确和完整的理解。在劳动的边际反效用问题上，杰文斯也引用了詹宁斯的话。杰文斯早先已经表述了这一看法，但当他后来在《理论》中加工整理这一点时，他觉得用詹宁斯的说法更适宜。
在把经济学同正在发展中的心理学问题结合方面，詹宁斯比杰文斯更明确得多。在下述文字中，詹宁斯表述了关于心理学的普遍性或主观经济学的思想。他说：“物质从外部接触到人体，例如消费中发生的情形；或者，劳动的努力从内部发起，例如在生产和分配中的情形；从这些地方引起了某种感受，或是多少不等的满足，或是相反；当这些感受同物体，或同它们所由发生的行为联想在～起时，便引起各种复杂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物质和行为被看作或多或少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扼要描述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即内在地从物质导致我们思想形成的链条。”詹宁斯后来又问道：“为什么在政治哲学的这个分支中，我们的老师没有系统地谈到人类本性的原理，为什么没有运用这些法则和条件以求在困惑中得到帮助？而了解这些法则和条件已在精神哲学的历史记载中赢得了盛名。”詹宁斯以当时心理学文献的叙述而告终。他援引了托马斯·布朗的《人类精神哲学讲义》（1820年）和詹姆斯·穆勒的《人类精神现象分析》（1829年），这看来是对心理学文献的有分寸的利用。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心理学史仅仅提到19世纪前半期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他，詹宁斯当然是知道的。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章 杰文斯关于效用的最初著述
Ⅰ
1860年夏，杰文斯再次注意到经济学，特别是资本问题。1861年春，他编制了《统计图表集》，试图对理解“ 商业风潮 ” 有所帮助。但是，从这时到 186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为止，他主要是专心致力于读学位。1862年9月，即杰文斯向他的兄弟透露了他的效用观点之后两年多，他又转向了理论经济学。这时他向剑桥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提交了两篇论文。他没有亲自宣读，可能是因为他还不习惯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在效用问题上的第一篇论文是“ 一般数理经济学简论 ” ，杰文斯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谈到这篇短文时说： “ 虽然我知道这篇短文的价值，可以同其他将在这里发表的所有论文加到一起的价值相提并论，我还是不敢妄想它将怎样被接受：是全文宣读呢，还是被当作十足的谬论 …… 我的确非常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和外界会发生什么影响，就像一名炮手观察炮弹和子弹的发射是否会达到预期效果一样。 ”
结果并不如愿。秘书告诉杰文斯说，他已看过杰文斯的两篇论文，只有第二篇得到应允可以宣读，这篇论文题为“ 商业周期波动之研究 ” 。这无异于向杰文斯泼了一盆冷水。 1862年底他在一封信中说，在刚结束的一年中，“ 我的经济理论提交给了研究协会，却未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和信心。我已看出我的努力所能获得的成果总要比我想象的低，这一年的经历打掉了我的许多锐气。 ”
我们只能推测这次剑桥会议的参加者。间或参加的人员大概有：埃德温· 查德威克，他是 F组的主席，也许是边沁的最热心的门徒；亨利· 杜宁 · 马克利昂，他是 F组的一位秘书，他要亲自阅读论文；埃蒙德· 麦克劳利，他也是一位秘书，他阅读了杰文斯的论文；亨利 · 福塞特； W．T．松吞；赫尔曼· 墨里维尔；大卫 · 查德威克。以上各位都提交了论文。我们还可以指出当时滞留剑桥的三位作者，他们可能想听杰文斯宣读论文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位是马歇尔，他 1862年在剑桥已开始了第二年的学习。另一位是威廉· 休厄尔，他是剑桥的一位居民，不列颠协会副主席，按理说他应为杰文斯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论文所吸引，因为他自己几年前就写过类似主题的东西。第三位是弗列明 · 詹金，八年后鼓励杰文斯撰写其主要著作的就是此人。他参加了协会的会议，但把时间花在其他小组的活动上了。
还有一个情况似应提及。在可以听到、也应作此安排、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听到杰文斯介绍边际效用论文的这些人中，我们发现，马歇尔－他的朋友们后来鼓励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独立发现者；休厄尔－他是把数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个英国人；至于詹金，他后来在解释经济问题时用过几何方法。这使杰文斯大为吃惊，从而促使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以保持领先！
Ⅱ
次年，剑桥会议文件汇编首次将杰文斯的论述边际效用的论文付印，标题是“ 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报 ” ，只有一小页， 14个段落。杰文斯在这一小块空间列出了他的体系的全部要点。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的论证，没有任何数学概念和几何图形。他在第1段倡导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严密的数学形式。第2－7段开始提出痛苦和快乐是行为的动力，不过也应承认其他的动机；最后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观点。第8段把痛苦与快乐联系起来。第9段反驳劳动价值论。第10段是中心，说明市场上持有两种商品的两方交换均衡的条件。接着的一段是把两人两种商品扩展到数人数种商品。很少有人了解杰文斯在研究经济理论之初就已经坚决主张现今经济学家所谓的“ 一般均衡 ” 了。第 12段把生产和交换联系起来。第13、14段研究资本和利息，最后表示对上述理论将予以详细论述。
三年后，杰文斯在《伦敦统计协会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题为“ 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论 ” 。这期杂志分送给了该协会的四五百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看来都欣赏到了对边际效用的这篇专门论证。《简论》比先前的《简报》的篇幅大三倍多。
《简论》开头7段与《简报》大体相同。虽然他说：“ （对经济学的）数量法则的明白理解，因为忽视这种有力的表现方法（该方法在其他大多数科学却得到了如此成功地应用）而受到妨碍 ” ，但他自己除了最简单的数学观念之外，并没有用数学方法。他新加了一段谈及 “ 我们总是把感情看作能够增减的 ……” 方法，以及如何 “ 估量在选择和志愿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感情比较量 ” 。他还详述了快乐的强度和持久性的观点。最后他讨论了效用的预期。他指出： “ 预期的影响不过在于使理论的其他部分复杂化，而不会改变它。 ” 他还强调说： “ 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现在效用即现在的用途和估计的将来的效用 ……” ，这一句是《简报》中没有的。
在论及边际效用递减的部分，杰文斯作了重要更动。在1866年付印前他可能改写了这个部分。因为他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特别在表述边际效用观点时是这样。他1860年写给兄弟的信中第一次谈及这一思想时，他说的是“ 所使用的最后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 ” 程度；当他说 “ 效用比例 ” 时指的可能也是同样的意思。在 1863年的《简报》中，杰文斯一开头就谈到“ 最后增量的效用比例 ” 并说要称之为 “ 最后效用程度 ” 。在这里他首次使用了与效用相关的 “ 最后的 ” 这个词。在 1866年的论文中杰文斯首次谈到“ 一物最后供应的效用 ” ，并说 “ 我们必须追溯至无限小量；我们所谓 ‘ 效用系数 ’ 是指物品的最后增量或无限小供应量与其所引起的快乐增量之间的比例，这两个增量当然是以其适当单位估算的。 ”“ 效用系数 ” 是一个新概念，早先的论文中没有出现过。 “ 最后效用比例 ” 在同一论文中稍后处又出现过，但没有下定义。杰文斯可能把第一个 “ 最后比例 ” 变成了 “ 系数 ” ，但没有变更第二个。《简论》还有几处若干侧重点和不多几处新增的内容。杰文斯强调了效用递减法则的意义，这在早先的论文中是没有的，他称该法则是 “ 全部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则 ” 。他把不可分割的物品这一情况包括在内，而过去他只涉及到完全可分割的物品。他评论了他的方程式体系在不可分割物品的场合失效的经济意义。他还加了一段，指出人们将发现不了他的模式所要求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 “ 在理论上是完全复杂的 ” ，在现实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 “ 近似的和经验的法则 ” 。他通过更详细地论述交换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来说明效用的应用。
杰文斯在《简论》中深入分析了交换与生产本身的联系。他认识到一旦引入物品的生产就会增加一系列未知数和同样多的方程式。杰文斯—— 对他早先扼要提及的论点重新作了长篇论述 —— 在瓦尔拉斯有关著作问世之前已经表述了一般均衡的基本思想。
杰文斯说：“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 方程式数目将依照简单的结合法则十分迅速地增加起来。
“ 由于把交换理论和劳动理论、生产理论联系起来，每人生产量将取决于交换的结果；而交换的结果可能大大修正效用的条件。
“ 这样，一系列新的末知数就出现了；不过，决定这些未知数的同样多的方程式也是可以成立的。每一个这样的方程式都处于产品最后增量效用和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增量之间。 ”
瓦尔拉斯理应获得他应得的荣誉，因为他详尽地发挥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模式，而杰文斯仅仅提出了蓝图，而且后来他显然把这个蓝图也遗忘了。
Ⅲ
1866年以后五年间，没有经济学著作谈及杰文斯的任何一篇早期的效用问题著述。惟一提到的是一篇刊载于《经济学家杂志》的短评，作者是莫利斯· 布洛克，他后来对边际效用首次作了广泛的考察，人们有时把他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布洛克关注的主要是杰文斯提倡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瓦尔拉斯注意到了布洛克的评论，他作为上述期刊的读者，在自己从事效用理论研究五年之前就已经对杰文斯的理论有所了解了。
杰文斯从1866年年中到1870－1871年冬开始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时间，对效用理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甚至作为F组的主席发表的演说也没有对经济学中抽象的理论分支表示兴趣。谁也没有想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