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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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再去购买。众多的前人一直未解决的问题，他也没有解决。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分析的目的和特点的差别，使他轻易地避开了边际效用学派后来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基本上只探究价值的原因。他所希望的多半是发现一种标准，用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构成一国财富的一部分。请注意他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财富的本质和价值的起源》，他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社会财富的理论》。他对价格（作为一种分配方案）是没有兴趣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们有一个优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寻找一种原理，使经济资源与不同物品的生产成比例，然后在各种消费者中间分配这些物品。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只需知道一种原理，使他能以选择包括在他的财产定义中的物品。对这个有限目的来说，稀少性足矣；他也不需要再去精雕细刻边际效用这样的概念。
其次，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没有得出边际效用思想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考察一个人消费某一商品不同数量的问题。在他的分析中，某个消费者所消费的是不同的物品，这些不同物品会给他不同水平的满足，但他并不改变对某一特定物品的消费量。简言之，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分析中，某一特定物品对某人具有一种效用强度。效用在数量上的变动只表现在它的增加上；对瓦尔拉斯来说，这意味着享受该物品的人数增加了。很显然，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整个分析中，消费者只有要么消费要么不消费的选择，决无对一物品消费或多或少的机会。例如，瓦尔拉斯指出，有许多物品对某些特定的消费者来说就是不需要的。健康者不需要药品。需要枪者只有战士和猎人。剃须刀对妇女无用，男人也无需手镯和耳环。瓦尔拉斯根本没有想到药品、枪、剃须刀或手镯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多半是因为，他所想的是每人所利用的量是固定的和需要的，即一剂药，一支枪，一把刀或一副手镯。
在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著作中，某物品的稀少性，是指可得到的该物品量，与预期消费者人数之比例（其中每人使用一单位物品）。稀少性，作为一个数字，表示该物品所能满足其需求的人口的分数，并不表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边际效用”。瓦尔拉斯是这样为“稀少性”下定义的：“什么决定稀少性和由此导致的价值呢？首先是有限的物品的数目或数量，其次是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数，即要求享用这些物品的需求总数。稀少性不过是这两个数量之比。”他有一处接近于边际效用的实质了，即当他把稀少性同速度联系起来时。但是，他没有想到提出在某一点上的速度这一问题，他所想的是对全程而言的平均速度。同样，他所说的稀少性也是指每单位物品的平均消费指数。
Ⅳ
虽然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没有提出后来在经济学中如此出名的边际效用概念，但他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学观点；他的儿子认真地看待这些观点，因而有助于使这位儿子转向边际效用分析。我们已指出，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向儿子传授了一种激进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都没有使研究达于完成，因而应有一种新理论取而代之；他称这种新理论是稀少性。父亲还赞成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即使他未能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但他这方面的观点同认为劳动论或效用论不足以解释价值现象的观点同样激进，甚至于更激进。里昂·瓦尔拉斯采纳了其父建议的这一理论的新名称，但幸运地改变了运用这一名称的理论。他还采纳了关于数学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也是他父亲提出来的，但与其父不同，他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了。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五章 瓦尔拉斯（1858－1873年）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父亲去世（1866年）后的七年间，并没有改变父亲的思想体系而引进完整的边际效用观点，不过他在1860年就开始经济学著述了。他写于1860－1873年的著述有助于人们理解他对其父经济学观点的遵从，也显示出他早期的效用观点的性质。
据里昂·瓦尔拉斯自述，他最初接触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是在他14岁时有一次听父亲向邻居读一份手稿。他写道：“我溜到他们身边，在一个角落坐下，贪婪地听他读。就这样我在14岁时知道了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与其数量相关的效用……”这些话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忆的，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为是对作者最初顺从父亲价值观点的一种解释。
Ⅱ
里昂·瓦尔拉斯1858年结束学业之后，先到波城看望了父母，然后回到了巴黎，父母显然宽恕了他几年来不潜心研究矿业工程技术而醉心于文学的作法。父亲建议他从文学转向社会科学。当他正在考虑写作的议题时，接到父亲一封来信，来信对蒲鲁东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对这一问题他们父子过去显然讨论过。于是里昂·瓦尔拉斯便把反驳蒲鲁东作为他头一本著作的主题。他父亲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建议他进行这一批判研究，而且在此后的许多信件中不断发挥了这一思想。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理应同儿子分享作者的资格。
该书问世前，里昂·瓦尔拉斯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他在其中使用了他父亲的方法，包括他父亲对价值的解释。他在该评论接近开头处写道：“可以说，交换价值和所有权同时产生于效用数量的稀少或有限。”这是里昂·瓦尔拉斯对价值理论的第一次声明，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完整地接受了父亲的观点，不过，同他父亲一样，他在此所要说明的只是物品是否有价值，以便指出它可否列为财产。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和正义》中，里昂·瓦尔拉斯仍然追随父亲的价值理论。他在该书最初论及价值时说：“其根源在于，效用数量有限导致效用的稀少。”这表明，他对父亲的观点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除了试图把稀少性同供求观念联系起来之外；瓦尔拉斯这样做，也许是想把他父亲的观点同约瑟夫·加尼尔有影响的观点协调起来。他同意父亲的观点，认为当时流行的两种价值论都不正确；但这个看法不像在他父亲的著作中那样，引起完全的对抗。分析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些结论限制了他父亲，也使他自己裹足不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研究决定物品相对价值量的那些条件。他写作和思考时，他甚至没有考察一下价格形成过程突发性的本质。他对价值问题的兴趣是社会和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所以对于价值同一个人从物品的不同数量的消费所得到的满足的关系，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而除非把得自物品的满足看作物品消费量的函数，否则就没有机会遇上边际效用的关键思想。
Ⅲ
瓦尔拉斯的下一部著作是《赋税批判理论，并附：忆洛桑代表大会》。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利用与税收有关的任何价值理论，却没有必要地引述了他父亲的价值论观点。他说：“我父亲在1871年《论财富性质和价值的起源》一书中已经证明，交换价值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也不在于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效用，而是在于有效用的物品的数量有限。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也是惟一的可以得出如下推论的理论，即交换价值用稀少性或供求关系来测定亦即用储备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来测定。”
正在这时候，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给他儿子发了一封关于价值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在帮助儿子打破价值问题上的僵局方面可能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僵局本来就是由于他留给儿子的一整套概念而形成的。他在信中对他自己关于消费的某些观念及其对儿子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感到用数学方法表示他的“稀少性”概念是困难的，而这在过去从未使他烦恼过。他以往总是把稀少性看作市场上预期的消费者人数同物品数量的比例，并假定每个消费者只需要一单位的物品。这种观点确实妨碍利用效用函数。在这封信中，奥古斯特·瓦尔拉斯从上述立场稍微离开了一小步，因为他考虑到了下述情况：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消费更多的消费品，因而当用分数来表示稀少性时，该数值就不再包括消费者人数。他就此论述道：“一个人一天喝一升酒，等于两个人每天各喝半升，也相当于四个人每天各喝四分之一升。一个女人每年穿坏六双鞋，等于两个女人每年各穿坏三双。一个人常年生病，每天都要看医生，等于三百六十五个人每年只看一次医生。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社会所消费的一切资料或食品的需求单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数学占领政治经济学的障碍——它已经占领了力学、声学和光学物理学——至少，它使数学在社会财富理论上的应用更缓慢、更困难。”
请注意，他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一个每日饮用2利特尔酒的人，如果再增饮半利特尔，则这半利特尔酒对他的意义必不相同，恰如6双鞋中的每一双对一年穿6双鞋的女人必定会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他没有看出，后续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同他的儿子以及杰文斯和门格尔于10年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就此却步，是因为他未能想到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品（酒、鞋等）的数量。相反，他可能一直认为，个人所能够供应的消费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他也许觉得，在个人本性之内成之外存在着某种强制力，要求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消费。然而，除非假定消费者能自由选择，否则便不可能体会到（至少，不可能运用）任何边际效用概念。
Ⅳ
从《赋税批判理论》到《社会思想研究》（1868年），里昂·瓦尔拉斯很少提及价值理论。在这七年间，他的写作集中在实际问题上。他评论过（1863年）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这使他有机会表述他对效用和数理经济学的观点（他还没有运用过数理经济学）。他在《社会思想研究》（内含他1867－1868年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演，这些讲演首次发表于《劳动》杂志）中，再次回到其父的效用观点，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并且带着深深地伤感，因其父已于1866年去世。
Ⅴ
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哪些经济学著作家影响过瓦尔拉斯早期的效用观点呢？在《纲要》第一部分（1874年），瓦尔拉斯曾对吉诺维西、西尼尔、孔狄亚克和萨伊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价值分析中运用了效用概念。在第二部分（1877年），瓦尔拉斯首次注意到杜皮特同效用发现之间的联系，而在此前尚无人公开指出杜皮特是一位先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拉斯在1873年之前曾就教于杜皮特，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对杜皮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恭维，他说，杜皮特的效用观点并不比萨伊的好。他在这年给杰文斯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也许说得更多。最大的责难是杜皮特从不区分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这个批判是对的，但是这对一位早在1844年研究效用问题的作者来说未免太苛刻了。令人有点费解的是，为什么瓦尔拉斯一辈子都无视杜皮特的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先驱者的要求？特别是在杰文斯已经坦白接受了这一要求的情况下。瓦尔拉斯至少犯了判断的错误；很可能是出于对杜皮特不自觉的嫉妒。这可追溯到1860年代初在巴黎时，瓦尔拉斯在法国经济学界刚有立足之地，杜皮特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很高声誉，这种嫉妒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减弱。瓦尔拉斯十分关注优先权问题和他对经济学所作贡献的性质问题，他乐于承认戈森在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中较早地解释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不肯对人皆知晓的杜皮特多置一词，而他在1877年（很可能在1874年）前显然读过杜皮特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些著作。他在形成自己的边际效用思想时可能直接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同样明显的是，他后来一直无视的东西，正是他1877年前所忽视的有益思想。
Ⅵ
此后几年对瓦尔拉斯来说是艰难的，他没有时间研究价值理论，直到1870年任聘于洛桑大学。表明他的思想发生新转折的第一个明显暗示，是他到洛桑后向《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1873年8月16日和23日会议所宣读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显然是从日后成书的稿件中择录的，例如他略去了《纲要》中依据一般函数概念所作的全部论证，而只用了几何图解。应当记得，杰文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的全是代数分析，而没有图形。瓦尔拉斯只以最基本的情形说明他的论点，即只有两个人交换两个商品。他用需求曲线进行分析，后者则是从他的交换者效用曲线引申出来的。
该论文包含《纲要》中略去的重要一小节。1873年论文中有很长一节论述效用测定问题，但1874年《纲要》的相应部分却缩短了，这必定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没有把握。这预示了他日后对效用测定问题所抱的态度，即尽可能少谈这个问题。他在《纲要》中说，困难不是不可超越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假定效用可以测定。在1873年的那篇论文中，他对这种相当脆弱的论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说明。例如，他说，他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物理学中衡量“质量一类要素”的方法。他后来正确地意识到，既然已经“假定了”可测定性，所以对其理由还是少谈为妙。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六章 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所阐述的边际效用理论（一）
Ⅰ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本奠基之作出现于1870年代初。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里昂·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一部分出版于1874年，第二部分出版于1877年。我们已经说明了促使这些作者以其各自的方式阐述效用理论的各种条件，现在我们来对这三本完全独立著作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
这三本书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断的讨论材料可比拟，他们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奠立了适当的基础。本章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三位奠基人所用术语的差别；生产要素的效用；得自交换的预期效用；总效用的再分割；可分割性所引起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效用的测定问题。下一章将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效用函数的形式；收入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劳动价值论及其同需求曲线的关系。
Ⅱ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都没有使用过“边际效用”这个术语，下文将会提到，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德文是在1884年，出现于英文是在1888年，出现于法文就更晚了。这个术语出现时，杰文斯已经过世。门格尔在“边际效用”一词通用之后很久依然健在，但他从未用过这个词。瓦尔拉斯坚守着他自己对“边际效用”的特殊和首创的说法，拒不接受新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