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上)-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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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他从此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以后的创作，豪特曼摆脱了自然主义，趋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四十多个剧本，二十多本长、短篇小说，十多部诗歌、传说和童话，三部自传体作品。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他的　《织工》。这个剧本的出现，不仅对作家本人，而且在整个德国戏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豪普特曼于1946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

　　第一位东方获奖者

　　——1913年获奖者：　〔印度〕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争夺赛经过一番剧烈的角逐，这顶耀眼的“桂冠”远涉重洋，戴到了一个东方人的头上。他就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泰戈尔以他的1910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吉檀迦梨》而成为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这部诗集中，他以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切感情，反映了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热望，《吉檀迦梨》被誉为印度诗歌的瑰宝。泰戈尔获奖是英国文艺协会的一位权威作家摩尔推荐的。当初，《吉檀迦梨》付印之前，著名画家罗森坦曾将这本书的手稿拿给诗人叶芝看过。这位赫赫有名的英国诗人看了十分欣赏，后来叶芝又将它传给诗画俱佳的摩尔。摩尔看了之后也同样拍案叫绝。于是，他决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泰戈尔。

　　其实，英国最主要的侯选人并非泰戈尔，而是哈代。签名支持哈代的英国人多达九十七位。那年总共有二十八位重要作家参加角逐。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群人支持的加尔多斯，他的推荐书上整整有七百个签名；意大利的主要侯选人是德雷达；瑞士再度推出施皮德勒；丹麦、芬兰、瑞典和比利时也都纷纷推出侯选人，竞争相当激烈。看了这份候选人名单，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诗人泰戈尔捏一把冷汗，他会不会被这么多强有力的西方竞争者所淹没呢，事实并非如此，这要归功于瑞典学院的公正。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委员会再度开会，十三位代表中，投票支持泰戈尔的竞达十二人，以绝对多数支持而当选。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明明是充满着东方的、民族色彩的文学、也要记在西方文学的账上，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然而，说他的诗“敏锐、清新、优美”，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1941年8月4日在该地去世。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二十几个剧本，他的创作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的作品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思想　（如《两亩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长篇小说《沉船》以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而闻名。后期在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先后写了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等，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劳动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而呐喊的进步倾向。

　　颁奖典礼于1913年12月10日举行，可泰戈尔并未出席。主办当局只好怅然接受他的致歉电报：由于“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他无法登上领奖台。后在1921年春，泰戈尔终于达成了一游瑞典的心愿，在那他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在瑞典人的心目中，他简直成了一个“东方圣人”。后来，泰戈尔将他所得的八千镑奖金捐献给学校作修缮费用。

　　被战争飓风卷走的“桂冠”

　　——1914年获奖者：空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在欧洲大陆上的混战，必然波及瑞典这个小国，迫使瑞典也处于战时状态。起初，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是按以往的程序，接受和处理来自各国的推荐书。迄1914年1月30日止，各国推荐给斯德哥尔摩的候选人共有二十四位。经初步协商研究，拟定瑞士诗人施皮德勒为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人们誉为“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瑞典文学院后以“对其史诗般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授予他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这个即将“拍板”的时刻，施皮德勒眼看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厄普沙拉大学的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那位史学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战事纷纷的时刻，颁发奖金对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弄不好会招来误解和麻烦。”当然，反对这位史学教授意见的也有不少人。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挺身而出，捍卫和平，反对战争。但瑞典文学院趋于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这样被取消了，其奖金由基金会决定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施皮德勒眼看要到手的耀眼的“桂冠”被战争的飓风卷走了。

　　没有庆典的颁奖

　　——1915年获奖者：　〔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以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怡然超脱的反战立场，不仅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作家，而且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得世界性声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年的颁奖推迟了一年，例行的颁奖庆典也被取消，使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没有庆典的颁奖。

　　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厄普沙拉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修克于1915年推荐的。修克学识渊博，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加上罗曼·罗兰的著作在瑞典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反战立场也深得“中立”国瑞典人的欣赏，故此，瑞典学院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研究也格外认真仔细。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等人比较起来，显然要优越些。鉴于罗曼·罗兰文学上的显著成就，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便十分明显了。瑞典文学院在通知罗曼·罗兰获奖的信上说：“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笃信，此项决定必然会为知识界每一位具有独立性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当时，罗曼·罗兰正在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罗曼·罗兰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会妨碍他的自由或招来新的迫害。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份丰厚的奖金。不过，他将这份奖金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福利机构。当人们纷纷祝贺他获奖时，他说：“这项殊荣并非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我们的祖国，而我正是由于此而接受它的”。

　　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至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时休息吧”的歌声离开人世为止，分“少年”，“反抗”，“悲歌”，“复旦”四个阶段，通过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来抨击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该书的全译本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中部的高原小镇克拉姆西出生，父亲是一位银行小职员，母亲笃信天主教。15岁时，罗曼·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博士学位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才华主要突出表现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文学方面除如前所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著名的三大人物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小说

　　《母与子》；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大卷《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他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剧本，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群狼》、《理性的胜利》、《爱与死的搏斗》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他正直的灵魂，始终不逾地对光明和人类解放的向往，成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为纪念他的光辉事迹，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罗曼·罗兰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上面记述着瑞典学院当年所以颁奖给他，是因为“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

　　一个幸运的民族主义者

　　——1916年获奖者：［瑞典］佛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授给了瑞典的一位幸运的民族主义者，使世界为之惊叹，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便闻名全球？

　　这位获奖者就是瑞典国的佛纳·冯·海登斯塔姆。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的原因。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发。但获奖者的名字海登斯塔姆与罗曼·罗兰相比，却要大为逊色。如果把罗曼·罗兰在获奖前的名气比作是“国际”性的话，那么，海登斯塔姆在获奖前的名声则仅仅是“民族”性的。获奖前，基本只有瑞典本国人知道他的名字。11月12号，巴黎一家叫《时代》的报纸鉴于大家对海登斯坦这位作家过于陌生，于是便刊载了一篇专论：“虽然海登斯塔姆在瑞典国内有不少热烈的崇拜者，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国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艺界人士，对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学院就象变魔术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瑞典学院这份赠礼对一个作家而言，要比巨额的现金珍贵多了。”因此，人们把1916年11月9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海登斯塔姆的获奖的会议比作是一次“家庭事务会议”。

　　当然，瑞典学院选择本国作家获奖。是否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不便选举交战国双方的作家，以免引起误会，那就很难究根了。德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欧肯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他很同情瑞典学院此时的处境，如果它把奖金颁发给交战国，不管那一方得到，必然会引起误解。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也许揭示了其中某些奥秘。

　　海登斯塔姆确实是一个瑞典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目、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十八世纪的古礮在纸上怒吼。他的第一部诗集《朝圣和漫游年代》，把南欧和地中海东岸国家描绘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世界。这部作品是瑞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海登斯塔姆也成了唯美主义文学的首领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诗歌、散文、政论、小说都有。著名诗集有《风景和人》等，散文、短篇小说集有《复兴》、《查理和人》，长篇小说有《安多米昂》。海登斯塔姆热爱瑞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以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海登斯塔姆于1859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奈尔盖省的乌尔斯哈马尔庄园，从小爱读诗歌、小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188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没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1940年5月28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海登斯塔姆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福星”双降

　　——1917年获奖者：［丹麦］卡尔·吉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　Pout—oppidan）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做“福星”的话，那么，1917的评奖则打破以往只评一人的常规，同时降下两颗“福星”，更凑巧的是，这两个获奖者出自同一个国家，同年出生（1857年），同在六十岁那年双双获得这项世界瞩目的文学奖殊荣。这两位丹麦作家的名字，一个叫卡尔·吉勒鲁普；另一个叫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凡尔登那场惨烈的厮杀之后，敌对的双方对于大规模的屠杀均已感到木然，战事呈现出更加残酷的局面，战线也就拉得更长，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佛斯及杜奥蒙四周的据点了。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人间的“戏剧”愈演愈烈。也正是由于这“大剧”激烈，相形之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小剧”就显得不被人注意了，几乎淡漠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年，欧洲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侯选人名单，而德国也仅仅推荐了一名“文坛次等星”作家参加竞争。由于大战的缘故，欧洲三个“中立”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在政治上和民族睦邻关系上，无形中更加趋向一致。早在大战之初的头一年，三国首脑曾有过一次聚会。时隔三年，这三个国家的首脑又一次聚会，进一步达成了大战期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默契。也许是国家之间的这一默契，促成了1917年的评奖在三国之间选择。由于这个原因，瑞典文学院终于将1917年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两位丹麦作家。

　　卡尔·吉勒鲁普于1857年6月2日出生于西兰岛，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丹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勃兰戴斯影响，作品有自传性质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1878）、《青年丹麦》（1879），其中渗透着反基督教的思想。后来在屠格涅夫影响下写了《罗木鲁》（1883），在席勒影响下写了《勃林希尔德》戏剧，在叔本华影响下写了长篇小说　《磨坊》，这部作品被后世认为是他的杰作。1890年，卡尔·吉勒鲁普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德国，他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直至1919年去世，所以人们称他是“半个德国作家”。卡尔·吉勒鲁普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因为它们蕴含高超的思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和卡尔·吉勒鲁普同年出生，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对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立志想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锵羽》，表现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富裕农民的物质主义的讽刺。他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幸福的彼尔》、《天国》。彭托皮丹从九十年代起基本上在乡村中过着隐居的生活。1929年他被授予伦德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侵占了丹麦，使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年迈作家极端愤怒，他用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丹麦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争，人民幸福地生活的壮丽画卷，他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新的气息。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评论他的文笔时写道：“一股来自尤特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他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丹麦人民，为丹麦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彭托皮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更为简单明了：“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