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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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姗姗来迟的喜讯使施皮特勒异常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的来到，然而，命运好象故意和他作对。1914年，按照瑞典文学院的研究结果，本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施皮德勒的，但结果被一位史学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从此，施皮德勒苦苦地等了五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然而，令他焦急的是，这一年的颁奖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而是拖到了次年的6月1日。史比德勒的获奖，使瑞士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瑞典学院便已接到推荐施皮德勒的信，诺贝尔委员会对施皮德勒也一直颇为重视。他有两部杰作。一部为小说《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一部为诗歌《奥林匹亚的春天》。两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瑞典文学院在1912年请专家提出施皮德勒的研究书，这位专家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史教授华尔堡。华尔堡的研究结果是：“施皮德勒的叙事诗继承了荷马、但丁的史诗传统，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经过郑重的考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战争使他的美梦未能实现。1920年是施皮德勒七十五岁的寿辰，文学界的朋友都前来祝贺，同时也庆贺他获得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次大奖角逐中，施皮德勒碰到了不少对手，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及史学家布兰德，英国的高尔斯华绥，波兰的雷蒙特也参加了竞选。侯选人名单上还有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诗人及戏剧家霍甫曼斯达。在角逐中，许多人认为，施皮德勒不仅是一位原则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智者，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符合得奖的条件。

　　施皮德勒1　845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州的一个高级官吏家庭。1865年考入巴塞尔大学，1881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1900年至1905年，施皮特勒集中精力创作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奥林匹亚的春天》，这首气魄宏大、情绪激昂的叙事史诗使他赢得了整个欧洲优秀诗人的声誉。这是一部长达二万行的大型史诗，它描写了希腊神话世界的盛衰变化——主要取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王位从克罗诺斯白宙斯转移的这一段故事。故事情节和人物名字均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只有一位人物——女神赫拉与传说不同，作者把她写成了克罗诺斯的女儿　。这部作品因其通俗可读，韵味无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施皮特勒于1924年去世，综观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一生，他毕竟还是一位被自己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束缚了的资产阶级诗人。

　　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1920年获奖者：［挪威］汉姆生（Knut　Hamsun）

　　1945年初，正当挪威人民热烈欢庆祖国从纳碎德国侵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遭到拘捕的囚犯队伍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姆生。如今却因他在大战期间拥护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在祖国受到沦陷的不幸时刻竟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将以叛国的罪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它使挪威人民愉快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人们称他是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汉姆生主要因他的小说《土地的生长》这部誉为挪威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以及依仗新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他的好友——卡尔菲尔特的推荐，而荣获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参加这次大奖角逐的作家共有十五位，他们都是世界文坛的强手，其中三位是挪威人：汉姆生、嘉堡和金克。金克和嘉堡以前曾被推荐过好几次，瑞典文学院也曾请专家撰写关于他的研究报告。而哈姆生以前只被提名过一次。那是1918年的事——该年的文学奖并未颁发。1920年提名快截止时。他的老友卡尔菲尔特出面推荐他，瑞典文学院的另两位院士英格斯陶穆、奥斯特林对汉姆生这个“飘泊的挪威天才”也极为欣赏，因而使他在竞选中顺利通过。为感谢推荐人和两位院士，当他从授奖庆典会上捧回大笔款项（支票）回到旅馆时，坚持要把这笔钱与卡尔菲特和英格斯陶穆平分，但遭到他的朋友的婉言谢绝，继而他又扬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旅馆的服务员。可是，他却又把支票和奖状弄丢了。直到第二天人们才从电梯里找到，这真是一曲颇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汉姆生原名彼得逊，1895年8月4日出生于挪威中部偏南的古德布兰斯达尔谷地上的洛姆地区，祖上世代务农，十五岁起独立谋生，当过鞋店徒工、小贩、修路工。他的成名之作——自传体小说《饥饿》发表在1890年，小说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饥寒交迫的穷文人的各种幻想和变态心理，颇具吸引力，赢得了挪威广大读者，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新浪漫派的代表。他完成于1917年的小说三部曲中的《土地的生长》，是一部宣传倒退，鄙弃工业化的小说。作品通过塑造自给自足的农民伊克沙返朴自然，回到原始自然生活中去，宣扬了一种现代文明使人丧失真诚、纯朴的思想，暴露出作者消极、倒退的没落人生观。他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爱情小说《维多利亚》被列入世界爱情名著之列，使汉姆生获得世界性文学声誉。

　　汉姆生早年崇尚尼采思想，并推崇族长政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崇拜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开赞扬纳粹主义，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看作是族长政治的楷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1845年，汉姆生以叛国罪受到人民的审判，后因病释放。

　　汉姆生1952年在格林斯迪特病逝，走完了他从鼎盛到没落的荣辱交加的一生。

　　双喜临门的耆宿老人

　　——1921年获奖者：　〔法国〕安那托尔·法朗士

　　1921年对于法国“文坛宗师”安托尔·法朗士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髦宿老人光荣地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瑞典学院以“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的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可谓“双喜临门”。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冠的激烈竞争，法朗士也是一位“老手”。他是最早被提名的一位，以后又多次被提名。1904年，他首次被提名后，1910年、1911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台上，可是，十七年来，他一直没能如愿问鼎。尽管法朗士在世界文坛上有极高的声誉，对　1921年的夺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参加这一年竞争的有十八位文坛老将，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萧伯纳、叶芝、伯格森等人，在这种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法朗士并不显得很突出。候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瑞典人推荐的，而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学院的院士。其次，在正式表决会上他又遭到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院士的反对，使评选出现了波峰浪谷的局面。但法朗士最后在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其他三位最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呼吁下，终于使竞选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法朗士虽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病人，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他不理会医生的警告，带病从法国启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外孙和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这是一次颇有意义的远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动态，《插图杂志》特地派出一名摄影记者加入这个行列。法朗士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达官要人，其中最醒目的是瑞典首相布兰汀。布兰汀是一位热心欧洲事务的领袖，同时又是国际联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亲自出来迎接，这对法朗士来说，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耀。

　　法朗士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状、奖金之后，做了一件令在场观众深为感动的事。他回到座位后，走到化学奖得主德国的诺恩斯忒面前，两人恳挚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是两个敌对的交战国，而这代表两个国家知识界的巨人的握手，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是人们祈愿和平与安定，厌恶战争的心理吧！

　　法朗士于1844年生于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商家庭，这个到处堆满了书籍的家，对他从小爱上书籍，积累知识，成为一名文学家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他的成名之作是18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波纳尔的罪行》，作品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四部曲《当代史话》和诗歌《金色诗集》，法朗士的作品，就风格和结构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小说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只有日常所见的平凡生活片断，人物对话多于故事的叙述，哲学的辩论超过事物的描写；他对丑恶现实的嘲笑，用的是“圣人的温和语气”（高尔基语），妙趣横生而鞭辟入里，幽默雅致而为人高贵矜持的风度。这种艺术特色也体现在　《克兰比尔》之中。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士的短篇代表作。它描写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贬克兰比尔，仅仅因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遭社会的掘弃，感到无法生存。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牢狱更可怕的残酷现实。

　　法朗士于1929年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以怀念这位伟大的文坛宗师。

　　明智的抉择

　　——1922年获奖者：　〔西班牙〕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每年举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总要发布一段简短的赞词，以说明颁奖的理由。根据学院的赞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所以于1922年获奖，乃是“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创作了近百部戏剧，这些作品在国外颇为叫座。当他的名字在获奖消息中公布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向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新星投以热烈的目光，相反，却发出一片惊讶的嘘嘘声。这位受冷漠的中彩者也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届诺贝尔奖中，“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获奖，而爱因斯坦亲临瑞典领奖。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担心自己本已受到冷落的境况再因“科学巨人”的出现而显得更加格外的冷淡。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作家不出席庆典倒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1922年，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虽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年逾八旬的英国文坛老将哈代等世界各国的强手，但他并没有获得显耀一时的光环和声誉，原因何在？在世界各国都对这届文学奖表示冷漠的气氛中，唯有德国一家名叫《汉堡日报》的报纸用了极其肉麻的语言和头衔称颂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说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西班牙的萧伯纳”，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国的舆论及报界何以如此吹捧？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有不少中立国对德国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西班牙却蔓延着一股亲德的势力。据说，在这股亲德的运动中，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充当了领袖人物。因此，人们甚至怀疑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的某些戏本质上是在极其隐蔽地颂扬“德国主宰世界的使命”。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于1866年8月12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小爱好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戏剧，189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戏剧处女作　《别人的窝》（1894）问世并在马德里公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部社会讽刺喜剧。该剧通过两个骗子列昂德和克利斯平在西班牙某小城行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在善与恶、精神与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一生创作过各类剧本一百多个，有悲喜剧、儿童剧、伦理剧等，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1954年，作家在马德里逝世。

　　幸运的中彩者

　　——1923年获奖者：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R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不列巅才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当时德国已有四位，法国已有三位。在1923年获奖角逐中，英国哈代的声名真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他在瑞典的新闻界里拥有一群为数可观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位条件无比优越的文坛巨匠的获奖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的名字曾数度为一些具有资格的英国权威人士所提名。但竞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得奖人却是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

　　当时，瑞典一家报纸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其中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涵义。当时，在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吁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颇为紧张。可以说，瑞典文学院以颁奖的形式来表明他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这是当时报界评论家的分析。其实，瑞典文学院对叶芝的研究早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1902年，叶芝就由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作者列基所推荐。瑞典文学院也在这一年中建立了有关叶芝的研究档案。列基是都柏林大学的教授，他在1902年送往瑞典文学院的推荐书上这样写道：“他确实是年轻而神秘，可是却才气纵横。我不敢妄称他是我的现存的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称他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任何诗人象他那样，能够把真正的诗人天赋和诸位所欣赏的理想主义倾向融成一体——或者能对当代英国文学中之此一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冲击。”

　　1923年，由于叶芝的声誉在瑞典文学院越来越高，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主动为他提名，叶芝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十拿九稳。人们称他是幸运的中彩者。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画家的家庭，自幼接受文艺方面的熏陶，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承袭了十九世纪后期唯美主义的风格。1891年，叶芝和诗友们建立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1894年他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使叶芝一举成名。叶芝后期的诗歌愈来愈趋向于成熟。诗中融贯着象征意义、哲理性、现实主义三种因素，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代表作有《钟》、《盘旋的楼梯》、《驶向拜占庭》等。1923年，叶芝终于以他的诗歌博得欧洲各国广泛的读者，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那种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评语，授予他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1924年写过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礼》的文章。刊登在《伦敦信使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从贵国国王手中接受贵国学院赐予我们这份殊